三○、庇護赤化的聯邦主義土豪

──陳炯明

陳炯明（1878-1933，廣東惠州海豐縣人）是一九零五年「廢科舉、興學堂」改革產生的第一批新人物，當時他是海豐縣的秀才，本來很可能循林則徐和左宗棠的道路，升級為舉人。一九零六年，他轉入剛剛成立的廣東法政學堂。各省在清末新政中開辦法政學堂，準備逐步將司法權力從縣官手中分離出來。辛亥革命打亂了司法改革的步驟，反而延長了內地縣官兼任法官的時間，因為沒有足夠的司法人才。

陳炯明畢業後不過一年，就當選為廣東諮議局議員。他借助代議士豁免權，用自己的住宅掩護同盟會，組織黃花崗起義，事敗後逃往香港。辛亥軍興，他組織家鄉父老，攻陷了惠州城。廣東各地民軍當中，他的「循軍」對同盟會最為忠誠。各地民軍蜂擁進入省城，很快就超出了財政能夠支持的程度。都督胡漢民缺乏殺伐決斷的果敢，將實權交給陳炯明¹。陳炯明以胡漢民副手的資格整頓各軍，不惜大公無私地解散自己的軍隊，但還是得罪了太多的人。這些人紛紛投靠袁世凱，其中包括前清留下的滇軍將領龍濟光²，這是二次革命失敗的重要原因。國民黨後來懊悔自己在第一次機會中表現得太天真，第二次一定要堅持一黨專政，與此經歷頗有關係。

二次革命前夜，袁世凱罷免了李烈鈞和胡漢民。他讓北洋的李純接替李烈鈞，卻讓陳炯明接替胡漢民。這是老官僚的陰柔之術，希望給國民黨造成雙重分裂。他似乎不想徹底摧毀國民黨，而只是讓「吃飽的」黨人跟「沒吃飽」的黨人分裂。他提拔國民黨新生代替代元老，志在中央的國民黨上層就會孤立。陳炯明從利益考慮，似乎最有可能背叛，但他卻在極其不利的情況下忠於國民黨。廣東省議會好不容易才解散了民軍，現在非常討厭打仗。陳炯明威脅他們同意獨立，卻沒法從他們那裡弄到錢。不久以前，這些人還樂於捐款反清³。陳炯明不得不再度流亡。孫文重組中華革命黨，要求黨員效忠領袖，他和黃興都不能接受。孫文和居正接受日本資助，進攻山東，配合「二十一條」的交涉⁴，陳炯明也沒有參加。

國民黨似乎已經四分五裂，袁世凱的錯誤卻給他們送來了機會。袁世凱派龍濟光進駐廣州，將粵人視為潛在的叛亂分子，不久就使他們懷念老鄉陳炯明。袁世凱稱帝，給投靠民國的前清文武百官以沉重打擊。他們既不高興向同儕稱臣，又不高興做公開的貳臣。陳炯明見機而動，遷回老家組織共和軍，也就是蔣介石後來摧毀的粵軍。這支部隊先後驅逐北軍、閩軍、桂軍，為孫文和護法軍政府立下了汗馬功勞。輿論普遍認為孫文、國民黨、陳炯明和粵軍是牢不可破的土豪集團，在他們的家鄉是不可戰勝的，在其他地方是令人討厭的。

直系主導的第二次法統重光構成了孫、陳決裂的導火線，但關鍵因素還是在財政。從法律上講，護法軍政府是舊國會的產物，國民黨是舊國會的第一大黨，支持黎元洪的舉國一致政府。新國會掌握在段祺瑞的安福系手中，支持徐世昌的北洋政府。徐世昌下野後，黎元洪和舊國會自行宣布恢復。直系暫時還沒有培養出自己的國會代理人，願意接受舉國一致政府。北方的國民黨人，包括蔡元培，都認為可以見好就收，但這樣就會犧牲孫文的非常大總統職位⁵。

廣東商人疲於籌款，向孫文請願。陳炯明不願直接反對孫文，又不願得罪老鄉，辭職休養。他的消極抵抗發出了強有力的暗示，所有人都有恃無恐地拒絕出錢給孫文。孫文沒有粵軍，就沒有能力強制有產者出錢。粵軍在沒有陳炯明明確指令的情況下，拒絕配合孫文⁶。事實上，這是一套費厄潑賴的逐客令，希望孫文認清形勢，自己主動辭去非常大總統之職，從而保全自己的面子，也給同鄉商人和陳炯明留下以後合作的餘地。民國初年培養了一套類似英國和春秋時代的政變方法，能夠將衝突降低到最低程度，這是其中的一例。沒有證據證明這些反孫活動是陳炯明指使的，但若沒有他的默許，這些事情不大有可能發生。

衝突最後發生，有極大的偶然性。孫文得知粵軍抗命，勃然大怒，揚言要炸死他們──這不是他第一次口不擇言，否則就不會得到「孫大砲」的綽號了。但這次粵軍沒有像以前的歷任粵督一樣，禮貌地忽略他無力的憤怒，而是發起兵變。兵變如果不是軍官故意藉題發揮，就是軍官已經無法控制士兵了。如果是前一種情況，就說明粵軍對自己的控制能力沒有把握，擔心夜長夢多，例如滇、桂可能會為了打擊粵人而支持孫文。如果是後一種情況，就說明財政困難已經預支了粵軍的忠誠，軍官團其實是抱著自我犧牲的精神堅持到最後的。兵變消息傳到惠州，陳炯明既驚且怒。

無論如何，雙方都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價。孫文一向依靠廣東老鄉，反對北方人。從此以後，他變成依靠客軍壓榨老鄉的外來政權。護法（復辟法統）政權演變成革命（廢除法統）政權，盧比康河就在永豐艦上⁷。商團叛亂⁸、黃埔軍校向江浙招生、共產國際的海參崴運輸線都由此而生。

如果國民黨是一個生態系統，蔣介石占據的地位就是陳炯明原有的生態位⁹。正因為如此，他的躍升必須以東征惠州為起點。蔣介石能做陳炯明不能做的事情，關鍵在於他不是廣東人。陳炯明一旦離開粵東父老，就什麼也不是¹⁰。蔣介石卻不是浙江父老的代理人，而是上海的浪人革命家。國民黨從聯邦派變成統一派，對陳炯明非常不利，其實對胡漢民、汪兆銘也不大有利，後者在投靠日本以後仍然不忘恢復蔣介石取消的廣東特殊地位；對蔣介石卻是非常有利的，他在老家能不能當上縣議員都是很成問題的。然而孫文如果始終依靠陳炯明，恐怕在生前和死後都只是廣東和華僑的領袖。

後來的某些右派人士想把陳炯明打扮成反共鬥士，為抵制赤化分子孫文、蔣介石而犧牲，這種說法並不比蔣介石版本的歷史更值得信任。陳炯明同樣跟共產國際聯繫¹¹，以接受彭湃的海陸豐（今汕尾市）蘇維埃實驗為代價¹²。蘇聯顧問和廣州的共產黨非常希望推遲北伐，強化廣東革命根據地，其中隱含以下的動機：廣東的資源不足以供養蔣介石的大軍，而蘇聯資助的必要性會發揮溫水煮青蛙的作用，迫使蔣介石越來越親蘇；北伐如果成功，蘇聯的資助對他就沒那麼重要了，很難說他會做出什麼事情。北伐是蔣介石力排眾議的結果，最後蘇聯無可奈何地遷就了國民黨左派的新星，盡管他們更喜歡汪兆銘。陳炯明和陳獨秀居然會站在同一邊，主要是因為他們都有理由討厭蔣介石渴望的統一。前者預見到，如果北伐成功，就是廣東聯省自治的末日；後者預見到，如果北伐成功，就是廣東革命根據地的末日。

惠州失陷後，陳炯明避居香港。致公黨是他留下的唯一遺產，幾乎就是粵人僑社和幫會組織的化身，比蔣介石的晚期國民黨更像孫文的早期興中會。陳炯明的黨徒沒有多少變化，但他們身邊的世界已經面目全非。他們除了堅定地仇恨蔣介石以外，在這個世界上已經無事可做。這種仇恨最終將他們推進了一九四九年新政協的懷抱，盡管他們的政策比晚期國民黨更偏右。

1辛亥起義時，胡漢民是同盟會南方支部的支部長。一九一一年十一月十二日，廣州軍政府成立，胡漢民出任都督。十二月，孫文要求胡漢民去南京擔任臨時政府祕書長一職。胡漢民立即讓副都督陳炯明代理他的職務。一九一二年四月，孫文推薦胡漢民出任第二任都督。陳炯明留下一封信後去了香港，表示辭去職務。胡漢民對軍隊事務缺乏控制力，派朱執信去香港請陳炯明回來，要他任總經略，掌管所有的軍隊。

2龍濟光（1868-1925），早期為清軍將領，辛亥革命後歸順廣東軍政府。1一九一三年，龍濟光奉袁世凱命令討伐陳炯明。陳敗退後，龍成為廣東督軍。一九一六年袁世凱病死，龍處境日蹙，最後被桂軍擊敗，逃往北京。

3廣東軍政府成立時，向海外華僑和國內商民募款，並發行公債，許多廣州商民都曾捐款或購買債票。軍政府還發行了新紙幣，然而，新紙幣快速貶值，導致商業不景氣，引起商民不滿。此時，袁世凱政府宣稱要在廣東重新發行新紙幣，廣東商民翹首以盼。因此，宋教仁案後，袁世凱未經過國會同意向各國借款，國民黨人堅決反對，但商界卻表示支持。

4孫文為了反袁，對日本首相大隈重信許以重利，以求換取日方支持。在「二十一條」交涉中，日方多次威脅袁世凱，倘不同意日方要求，就將支持孫文的顛覆活動。一九一六年，大隈內閣決定倒袁，孫文立即委派居正前往剛被日軍占據的青島成立「中華革命黨東北軍」，得到日軍支持，獲得大量武器彈藥，一度攻占了山東昌樂、安邱、高密等縣。

5一九一七年七月，孫文依靠德款，以護法為名南下活動。一九二一年四月，在孫文的要求下，兩百多名舊國會議員在廣州召開非常國會，以記名投票方式表決通過了《中華民國政府組織大綱》，規定政務、軍務、內閣任免等均由大總統一人獨斷，而且大總統沒有任期。孫文被選舉為非常大總統。此舉遭到陳炯明反對。陳認為，依總統選舉法，總統應由兩院聯席選出，出席議員至少達到全部議員的三分之二即五百八十人才能舉行總統選舉，此時廣州舊國會議員只有二百多人，還不夠原眾議院人數的一半，而且實行記名投票，「這和之前北方毀法，又有什麼本質不同？」因此他拒絕參加就職典禮。

6一九二一年六月，孫文任命陳炯明為援桂軍總司令，開始第二次粵、桂戰爭。陳炯明認為此刻民眾甚苦，將士疲憊，軍費不足，不能再輕易發動戰爭。遭到陳炯明的抵制後，孫文說：「我已立誓不與競存共事。」有傳言說他曾把手槍交給參軍長黃大偉，令其刺殺陳炯明，黃大偉沒敢接。但消息已經傳到陳炯明那裡。

一九二二年二月二十一日，粵軍參謀長鄧鏗從香港公幹回省，在廣九車站突然遇刺，兩天後身亡。密切關注局勢發展的美國副領事在當年四月四日的一份報告說：「關於謀殺鄧鏗的動機，我從外國情報探得兩報告，一說是廣西系所為，另一說是國民黨，以警告陳炯明而下毒手。」英國總領事在四月二十二日的一份報告說：「國民黨謀殺陳炯明的參謀長鄧鏗，現已為眾所周知的事實。」四月二十一日，孫文批准陳炯明辭去廣東省長、粵軍總司令、內務部長等職，僅保留陸軍總長一職，令陳返回海豐家中休養。

五月九日，為了分化粵軍，孫文任命陳炯明的部下葉舉為粵桂總督辦，但葉舉並不領情，反而帶著六十多營粵軍在五月底進入廣州城，理由是糧餉斷絕，無人接濟，非回不可。孫文要求陳炯明回廣州面商一切，陳炯明說，在軍隊撤出之前，他都不打算到廣州。孫文大怒，對粵軍官兵發出武力威脅：「告訴你們的長官，不要以為據守白雲山，便可胡作非為，我立刻上永豐艦，升火駛入東江射擊你們，連你們的根據地也一併剷除！現在東江水漲，永豐砲艦可以直行駛入陳炯明的老巢！」

六月十六日凌晨，葉舉率兵包圍了觀音山的總統府，讓人通知孫趕快離府，後因總統府守軍不肯投降，開土砲「三響嚇之」。孫文離府後登上永豐艦，下令海軍開砲轟擊廣州城。由於沒有海軍司令的命令，一時沒有士兵敢動手。孫文氣急之下，親自動手發砲，廣州平民死傷百人以上。

7盧比康河（義大利語：Rubicone）是羅馬共和國時代山南高盧與義大利的界河。根據羅馬當時的法律，任何將領都不得帶領軍隊越過此河，否則視為叛變。西元前四十九年，時任高盧總督愷撒率軍渡過盧比康河，向羅馬進發，此舉成為實質上摧毀羅馬共和制的最後一根稻草。

8一九二二年冬至一九二三年春，孫中山策動滇、桂軍和部分粵軍反戈驅陳，重新占領廣州，陳軍退據東江一帶。孫文控制廣州後，重組軍政府，採用放開賭禁菸禁（在陳炯明時代是禁止的）、拍賣公產、招商承辦厘稅、擴大徵收房屋租捐、強行徵收商業牌照稅等手段橫徵暴斂。一九二四年五月下旬，廣州市政廳發布「統一馬路業權」法案，收取新的稅項，引起廣州商界強烈不滿，多個行業發起罷市活動，隨後，商界成立「廣東省商團軍聯防總部」，陳廉伯任總長，對廣州市實行戒嚴。經過廣州商團和軍政府談判，軍政府同意取消馬路業權法案，大罷市活動風波暫息。同時，廣東省商團籌劃添購武器裝備。

一九二四年八月十日，運送商團向英商南利洋行購置的一批槍枝彈藥的英籍（一說為挪威籍）輪船哈佛號，在廣州天字碼頭附近江面被蔣介石率領的江固艦扣留。此批槍械之前已向孫政府報告，但政府認為數量及到達日期不符。一九二四年八月十二日、十五日，商團代表一千多人兩次到大元帥府請願，要求發還扣留的軍火。被拒絕後，組織廣州商人罷市，並以「中華民國政治定國軍」名義，通電全省各縣商團罷市。二十多個縣的一百三十八個鄉鎮先後罷市聲援。八月二十四日，孫文宣布廣州戒嚴，通緝陳廉伯。十月九日，孫文發還部分被扣軍火給商團。事態稍有平息。

然而，十月七日，蘇聯依照一九二三年初的〈孫文越飛宣言〉，將第一批援孫武器彈藥送達廣州，於是情勢大變。十月十日下午，中共廣東區委發動工會、農會、青年團及廣東工團軍的五六千人召開「雙十警告節」大會，周恩來在會上講話，警告商團，會後示威遊行，高呼「打倒商團，殺陳廉伯，擁護革命政府」等口號。十月十二日，由孫文自任會長解決商團問題的「革命委員會」成立。十月十五日凌晨，鮑羅廷、蔣介石、廖仲愷、譚平山等指揮黃埔軍校第一、二期學生聯合許崇智的粵軍與李福林的福軍、吳鐵城的警衛隊、工團軍、農團軍等，擊潰商團的一萬二千人並繳其械。十一點左右，政府軍唆使理髮工人使用約三百箱煤油引發大火，焚毀西關商鋪及燒死商團支持者，廣州西關商業區受到嚴重損壞，目擊者報告稱政府軍占據屋頂，向逃往街道上的商團和難民射擊，大群難民被政府軍迫退回火區，直至焚斃。有資料稱這次事變中的財產損失接近五千萬港元，平民死傷約二千人。孫文在北京病死後，北京方面決定舉行國葬，但遭到廣州總商會、廣東自治會聯名反對。

9孫文避難於永豐艦，蔣介石聞訊後急奔廣州，登艦隨侍四十多日，此後越來越受到重用。他參加指揮鎮壓商團後，又奉命率黃埔校軍參加討伐陳炯明的東征。

10一九二一年三月一日，美國駐華公使館武官向國務院提交的報告稱：「陳炯明是現任廣東省長，他是由閩南回師廣東。他不同意孫中山當大總統之夢想，僅願在他自己的省份建立一個廉潔政府。憑藉他的五萬軍隊，他已開始一個現代化的政府。陳氏的第一個命令，是禁絕菸賭，使他由賭場失去每年兩百萬元的收入……相信他是一個誠實正直的中國官吏。他的目標不在壓榨人民，而在對人民提供一個有效率及誠實的政府。他讓廣東九十三縣人民選出自己的議員……由他的談話中，相信他最後會成功建立一個由粵民選舉的政府。」「孫中山及其同黨……全

11是一批無原則野心官僚的結合，他們終其一生唯一的動機是企求增加個人的權勢及財富。」

一九二四年四月八日，美國駐華公使舒爾曼（Jacob Gould Schurman）向國務卿報告說：「當兩年前我初次訪問該省時，孫、陳合作無間。時陳炯明擔任省長，給人民帶來一個廉能的政府。陳宣導聯省自治，他告訴我，將建設廣東為中國的模範省。當孫中山高唱揮師北伐時，已幾乎動搖陳炯明的忠心，使陳早已對孫的信仰幻滅了！」

陳炯明與蘇俄關係之密切一度遠遠超過孫文。一九二零年，路博（俄文名A．A．波塔波夫）把列寧的親筆信帶給陳炯明。五月十日，陳回信給革命「賢師」列寧，對「俄國人民及其領袖為人類利益計，勇敢堅毅剛強不屈，掃除人類前進道路上的一切障礙」表示欽佩，並推崇依「布林什維主義建立的新俄已開闢世界革命之新時代」，陳「堅信，布林什維主義帶給人們的是福音」，他「將傾全力在全世界傳播」，不僅用以「改造中國，而且要改造整個東亞」。蘇俄外交人民委員部通報將其全文刊登。一九二一年底馬林訪問陳炯明時，後者爽快表示「不反對共產國際在廣州建立一個辦事處」。另一位共產國際代表威廉斯基-西比利亞科夫斷定，「陳炯明本人已經和正在把中國進步的學生與工人組織起來。」他還在《共產國際》雜誌撰文稱，如果要在中國建立共產黨，那麼就應該以陳為依靠對象。共產國際遠東書記處的刊物把陳稱為「中國最有名望的人之一」。而孫中山則被說成是「巧妙的外交家，謹小慎微的政治家」，根本算不上什麼革命者。列寧甚至答應必要時給陳炯明軍火，把儲存在符拉迪沃斯托克的軍械提供給他使用。當時陳以漳州沒有合適的港口接收武器為由予以婉拒。 「六一六」事件發生後，孫、陳矛盾公開化。此後，馬林向共產國際提交了一個報告，國共合作開始醞釀，陳炯明開始淡出共產國際的視野，孫中山及國民黨的地位上升。

12彭湃（1896-1929），一九二一年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一九二四年初轉入中共。毛澤東稱他為「農民運動大王」。彭湃和陳炯明是廣東海豐同鄉。一九一八年一月，陳炯明派遣男女學生共八十三人赴英、法、美、日等國留學，彭湃和他五弟彭澤即在其中。一九二一年五月，彭湃歸國，在海豐發起成立了「社會主義研究社」和「勞動者同情會」，組織學生運動。八月，彭湃等人前往廣州，親自向陳炯明說明情況。陳炯明當即委任彭湃為海豐縣勸學所所長。一九二二年五月一日，彭湃在海豐組織「五一」勞動節大遊行，遊行隊伍高唱〈國際歌〉，高呼「勞工神聖」。《陸安日刊》刊文指責彭湃藉教育宣傳赤化。但陳炯明並未因此棄用彭湃，託人轉告彭湃可到廣州他那裡任職做事。一九二二年「六一六」兵變後，陳炯明與孫文決裂，孫與共產黨逐步走向合作，而彭湃仍多次會見陳炯明。一九二三年十一月前後，彭湃與陳炯明的聯繫最為密切。彭湃經常電告陳炯明農會的發展情況，陳炯明表示「非常贊同」建立農會。彭湃又將此發表於報上，引起潮汕上層人士的巨大震動。在陳的支援下，農會組織迅速由海豐發展到潮、梅，先後有十個縣建立了農會組織，會員高達十萬。陳炯明的態度，成為彭湃從事農會活動最好的護身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