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三、民國呂布的一生

    ──馮玉祥

    三三、民國呂布的一生 - 图1

    馮玉祥(1882-1948,原籍安徽省巢縣,生於直隸青縣,在保定府長大)是北洋最初招募的士兵,因為文化不高只能擔任督隊官。北洋軍的正規化程度很高,軍官的升遷取決於考試成績。馮玉祥每一次都考不上,只能看著有文化的同事青雲直上。如果沒有第二十鎮統制陳宧1的特別賞識,他可能終身默默無聞。馮玉祥出任管帶後,請求長官推薦他去陸軍大學深造,以免遭受正途同事的歧視,因為他升官以後還是不會考試。陳宧鼓勵他說,你比大學生強得多。他明白長官需要死黨,就留在軍隊中。

    辛亥軍興時,陳宧已經調往參謀本部。他隨全軍加入了灤州立憲軍的起義,事敗被捕。妻舅陸建章2在京師擔任營務處總辦,說情得免。辛亥以後,陸建章轉到軍法處。這個職位在老派北洋軍人的眼裡,跟可恥的告密者差不多。陸建章沒有戰場的貢獻,卻想依靠給領導打袍澤的小報告升官,得罪了包括段祺瑞在內的絕大部分軍官。馮玉祥在這位軍師的教導下,積極鎮壓二次革命。袁世凱覺得他的部隊非常可靠,而大部分老將越來越不聽話,決定挾戰勝之勢調整部署,重演以內廷壓制外朝的古老權術。他派陸建章出鎮陝西,派陳宧出鎮四川,派馮玉祥支援這兩位老朋友,恰好可以達到公私兩便的目標。這樣的手腕不能說不高明,川、陝戰略布局尤其酷似康熙對吳三桂的包圍。滇軍看到陳宧南下,立刻明白自己就是假想敵。護國戰爭爆發後,馮玉祥為恩主力戰。敘府戰役(一九一六年二月二十八日至三月二日)導致雙方損失慘重,在民初異常罕見。

    袁世凱相信陳宧是他最可靠的人,陳宧也相信馮玉祥是他最可靠的人。然而隨著南方各省的中立化,兩人都發現自己站錯了隊。只要北洋老將暗自破壞,護國戰爭就不可能重演二次革命的勝利了。陳宧後悔自己看錯了真正的力量所在,不僅與滇軍停戰,而且宣布跟袁世凱斷交。當時宣布獨立的各省甚多,卻從來沒有人想到如此取巧和惡毒的方式。袁世凱的感覺猶如凱撒看到「布魯圖斯,連你都在內」,病情急轉直下。陳宧的意思是討好北洋老將,表示他只背叛袁世凱,不會脫離北洋團體,結果適得其反。段祺瑞認定他是小人,理由非常充分。老臣反對袁世凱稱帝,是為了愛護袁世凱,所謂君子愛人以德,不能陷領袖於不義。陳宧為了個人的利祿,把領袖放在火上烤,讓袁世凱陷入絕境。他比誰都應該盡忠到底,結果當初反對帝制的老將沒有公開獨立,勸進的佞臣倒搶先獨立了,實在令人齒冷。如果為政治關係不得不公開反對恩主,至少應該公私分明,私下留一點餘地,何至於刻意倒打一耙。政治行動往往迫於形勢,私人舉措就不能不說是人格的體現了。段祺瑞願意跟黃興和蔡鍔講和,因為他們本來就不是自己人;但絕不原諒陳宧和唐紹儀,因為他們都是袁世凱一手提拔的親信。

    陳宧覺得有馮玉祥的正規軍支持,應該能夠壓住地方軍,不料馮玉祥一見老上級在北京失寵,在從陳宧那裡騙取了二十多萬大洋和一大批勞軍物資後,發出了這封通電:「本軍全體官兵,毫無權利思想,決不因都督位置之關係,擁護陳公個人為都督而啟戰端。」「個人」一詞妙不可言,充分體現了「現世報」的精神。陳宧的憤怒不亞於袁世凱,只是他的腎臟比洪憲皇帝陛下堅強一些,非但沒有一蹶不振,還能支持他灰溜溜地逃出四川。他經過綿竹時,痛定思痛地表示:「惟利是圖,本無所謂信義,受了他的愚弄,此人誠可畏也。」後來跟馮玉祥打交道的人一再重複了類似的辭令。

    戰爭一爆發,馮玉祥的另一位軍師陸建章在陝西也無法立足。明顯地,他根本不會打仗,浪費了袁世凱和馮玉祥留給他的部隊和裝備,只能懇請陝軍放他全家出境。陝軍同意了,但沒有忘記在潼關附近搶劫他的車隊和侮辱他的女眷3。陸建章回到北京,當權的老將不准他重操舊業,但他的陰謀家本色猶在,至少馮玉祥仍然聽他的話。護法戰爭爆發後,段祺瑞派馮玉祥去湖南討伐。馮玉祥在前線不肯作戰,反而通電主和。段祺瑞的寵兒徐樹錚4相信一定是陸建章指使的,終於找藉口殺了陸。

    吳佩孚趕走了段祺瑞,馮玉祥相應地撤出了湖南。他隨即逼死了陝西督軍閻相文5,占據西北通道,然後乘吳佩孚和張作霖決裂的機會,出潼關進占河南,殺害了降將寶德全6。北洋諸將習慣於比較費厄潑賴的戰爭,對他這種斬盡殺絕的做法頗為不滿。曹錕不僅不肯獎勵他,反而把他貶到內蒙古。蘇聯這時剛剛打開外蒙古路線,需要邊界之外的緩衝區,段祺瑞的失敗導致許多政治掮客失業,包括李大釗。馮玉祥和蘇聯經過李大釗的牽線搭橋,雙方一拍即合,建立了穩定的關係。蘇聯通過外蒙古向馮玉祥提供軍火和物資,李大釗獲准在內蒙古成立「內蒙古人民黨」。

    馮玉祥乘吳佩孚和張作霖再度開戰的機會,突襲北京,逼死曹錕的弟弟曹銳7。他在蘇聯和國、共兩黨的支持下,宣布他的政變為首都革命,把軍隊改組為國民軍,然而張作霖堅持擁立段祺瑞出山,他不得不讓步。他一進北京,就撕毀了一九一二年的五族條約,將大清皇室趕出宮廷,引起了後來的滿、蒙分離運動。進步知識界發出一片歡呼,只有王國維斷言他們一定會嘗到喪失條約保護的惡果8

    段祺瑞執政府為了表現支持革命,解散了舊國會,宣布廢除法統,召開善後會議,籌備將來的國民大會。蘇聯並不滿足於這些曖昧的表現,決定以中國為拳擊手套和人肉盾牌,報復國際社會的聯合制裁。馮玉祥派兵封鎖大沽口航道,撕毀了《辛丑合約》9。國際社會果然提出抗議,要求段祺瑞約束他的部下。北方局在李大釗和徐謙10的策劃下,組織學生包圍執政府。這些手段的根本目的,都是為了逼宮。段祺瑞在國民軍戍衛的北京城,甚至無法保護親信徐樹錚,不得不逃往東交民巷。

    執政府一旦垮臺,馮玉祥和張作霖之間的緩衝就消失了。兩人的鬥爭體現了蘇聯和日本在東北亞的對抗,但地位並不平等。張作霖雖然親日,但在奉天有充足的財政和軍事資源。馮玉祥占據的內蒙古根本沒有供養大軍的資源,一切都依靠蘇聯供應。但他得到的資助,比南方的國、共兩黨加起來還要多。蘇聯在滿、蒙、遠東邊界的政策不同於東亞,反映了蘇聯國家利益和共產國際世界革命的內在矛盾。前者要求建立滿、蒙內亞緩衝國,產生了外蒙古,還有馮玉祥、郭松齡、盛世才11,以張作霖為最大的障礙。後者要求發動上海、香港、南洋的工人運動,以大英帝國和國際金融資本為假想敵,希望國民黨安心做保護工人運動的白手套,不想在遠離蘇聯邊界和口岸資本主義的華南內陸浪費力量。由於馮玉祥、郭松齡在北方的失敗和孫文、蔣介石在南方的堅持,蘇聯不得不改變原定計劃。一九二八年北伐到一九七五年印度支那戰爭的連鎖反應,就是在一九二一—一九二四年間啟動的。馮玉祥在這次戰爭中,根據李大釗的策劃,終於得到了渴望已久的河南。他以興辦學校為口實,沒收了寺廟的財產12。進步知識界再度發出一片歡呼,同樣只有當年的王國維預見到他們很快就會親身領教踐踏私有財產的後果。

    蔣介石在宋子文的支持下,獲得了穩定的財政基礎,隨即開始對馮玉祥下手。馮玉祥的軍隊依靠蒙古路線,直到中原大戰,仍然擁有火砲和砲彈的優勢,但內部的分裂使他們無法持久。西北軍產生的次級政權仍然控制華北大部,但他們已經不再需要馮玉祥。從石友三到宋哲元13,西北軍將領以一僕多主和反復無常著稱。日本人和蘇聯人都發現,策動他們叛變比策動其他軍隊更容易。

    馮玉祥最後的歲月在海外流浪中度過,終於在蔣介石倒臺的前夜找到了最後一次倒戈的機會。他乘坐蘇聯船隻回國參加北京的新政協,在途中神祕地遭遇火災,帶走了許多不宜留存的祕密。他和李濟深14參加新政協,組織反蔣的國民黨革命委員會,都是周恩來和社會部的成績。兩人回國的安排,都出自地下組織之手。兩人只有一點區別。李濟深非但不是國民黨聯俄的策劃者,而且是清黨鎮壓的積極分子,不大可能掌握蘇聯的機密。「老革命不如新革命,新革命不如反革命」的名言,就是為他這種人準備的。他同意北上,是香港工作委員會的重大勝利,因為他很有可能留在香港經營第三勢力,而且有把握得到美國的支持。馮玉祥是蘇聯的老朋友,比周恩來和蔣介石資格更老,比誰都清楚共產國際對遠東的最初策劃。他同意回國,不需要特殊的經營,因為他除此之外,沒有什麼選擇餘地。


    1陳宧(1860-1943),一九零三年受四川總督錫良賞識,官至新軍二十鎮統制,辛亥革命後為黎元洪幕僚,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一五年在北京任參謀本部次長,深得袁世凱信任和重用。一九一五年出任四川將軍,後與蔡鍔暗中聯絡,一九一六年五月二十二日宣布四川獨立,給了袁世凱致命一擊。
    2陸建章(1862—1918),一八九五年隨袁世凱訓練新軍,一九零五年升至北洋軍第四鎮第七協統領,一九一一年任京防營務處總辦,一九一二年任總統府警衛軍參謀官、右路備補軍統領,後改任警衛軍統領兼北京軍政執法處處長。一九一四年率部入陝,一九一五年升任威武將軍,督理陝西軍務,護國戰爭時被部下陝南鎮守使陳樹藩趕走。
    3辛亥年出境的大清督撫一般不會遭到這樣的待遇,但蘇聯軍官對暴露身分的克格勃(KGB)人員很可能做出更過分的事情。學生當中的告密者如果失去了老師的保護,遭到的下場其實也是同一性質。
    4徐樹錚(1880-1925),段祺瑞的主要心腹,挑動府院之爭、誘導張勳復辟、借日款督練參戰軍、激起直、皖戰爭,都是他的手筆。一九一八年六月十四日,徐邀陸建章在天津會晤,突然將陸槍殺。一九二五年底,陸的老部下、內侄女婿馮玉祥命部將張之江將徐劫持槍殺。
    5閻相文(? -1921),一九二零年,直系在直、皖戰爭中獲勝,第二年,曹吳撤掉皖系的陝西督軍陳樹藩,任命手下的第二十師師長閻相文為陝西督軍,命他率二十師、吳新田的第七師、張錫元的第四混成旅及馮玉祥的第十六混成旅入陝。陳樹藩拒不交權,馮玉祥部成為武力接收陝西的主力。閻當上督軍後,軍政事務多由馮玉祥代辦,時人有「馮煥章包辦了閻煥章」(二人均字煥章)之說。同年八月二十二日,閻相文吞服鴉片自殺,馮玉祥接任陝西督軍。
    6寶德全(?-1922),清季蒙匪,後被趙倜收撫,成為其部屬。趙倜任河南督軍後,寶德全任暫編河南陸軍第二師師長。一九二二年五月,第一次直、奉戰爭時,趙倜聯奉反直,寶部與直軍馮玉祥部戰於鄭州。奉軍戰敗後,趙倜令寶德全維持開封治安,不許對直軍抵抗,寶此時已通款於吳佩孚,吳保舉寶為河南軍務幫辦。隨後,寶德全到車站迎接新任河南督軍馮玉祥,馮將其祕密活埋,並將第二師繳械解散。
    7曹銳(1868-1924),早年為米販,曹錕地位上升後棄商從政。一九一八年被任命為直隸省長。曹錕執政期間,現金多由曹銳經營,連同曹銳的私蓄大部分存在美商花旗銀行、英商滙豐銀行和法商東方匯理銀行。一九二四年,馮玉祥發動北京政變,逮捕了曹銳,向其勒索。曹銳吞鴉片自殺。
    8一九一九年一月,王國維在致羅振玉的信中說:「俄過激黨之禍,德匈及葡瑞諸國均受其影響,恐英法美諸國人亦未必不漸漬其說,如此則歐洲文化富強不難於數年中滅絕,東方諸國受其禍亦未必後於西洋。故昨致鳳老(柯劭忞)一長函,請其說當局於歐洲和會提出以國際同盟為剿滅過激黨之神聖聯盟,合世界之力以撲滅之。……如此派得志,則世界末日至矣。」
    一九二四年五月,王國維在上呈溥儀的《論政學疏》中說:「歐戰以後……危險之思想日多……有社會主義焉,有共產主義焉。然此均產之事,將使國人共均之乎?抑委託少數人使均之乎,均產以後,將合全國之人而管理之乎,抑委託少數人使代理之乎?由前之說則萬萬無此理,由後之說則不均之事,俄頃即見矣。俄人行之,伏屍千萬,赤地萬里……我昏不知,乃見他人之落井而輒追於後,爭民橫奪,處士橫議,以共和始者,必以共產終。」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王國維在致狩野直喜的信中說:「十月九日之變,維等隨車駕出宮,白刃炸彈夾車而行,比至潛邸,守以兵卒,近段、張入都,始行撤去,而革命大憝,行且入都,馮氏軍隊尚踞禁御,赤化之禍,旦夕不測。」
    9一九二六年三月九日,馮玉祥的國民軍在大沽口設置水雷封鎖港口。三月十日,英、法、日、美、意等國駐華使館開會,抗議國民軍封鎖大沽口違反《辛丑合約》,要求撤除一切入京障礙。國民軍於三月十二日宣布開放大沽口岸,可是當日下午,日本驅逐艦在進入大沽口時,國民軍又鳴槍示警,雙方發生交火。事後,日本政府以破壞《辛丑合約》為由向中國提出抗議,並聯合《辛丑合約》八個簽字國的公使,於三月十六日發出最後通牒,提出「拆除大沽口國防工事、北京至出海口的交通不得發生任何障礙」等要求,並限北京段祺瑞臨時執政府在四十八小時以內答覆。十七日,八國軍艦雲集大沽口進行示威。隨後,國、共兩黨發動學生運動,即導致劉和珍等人喪生的三一八事件。
    10徐謙(1872-1940),一九二一年任孫文廣東政府最高法院院長,一九二二年任北京政府王寵惠「好人內閣」司法總長,一九二三年應馮玉祥之聘,任中俄庚款委員會主席,同李大釗成為戰友。三月十六、十七日,在北京的國、共兩黨開會,徐謙以國民黨執行委員會代表的身分,同李大釗領導的中共北方區委決定組織各學生團體集會。
    11盛世才(1895-1970),一九三三年至一九四四年間實際控制新疆,蘇聯從軍資、人力、財力等各方面給予他巨大資助。
    12一九二九年,時任河南省主席馮玉祥下令沒收廟產,「廢廟興學」。各縣相繼成立「破除迷信委員會」,拆除廟宇,改辦學校。強迫僧眾還俗,大相國寺、白馬寺、少林寺等無一倖免。受其影響,浙江、江蘇、安徽、四川、廣東、貴州、察哈爾、陝西、甘肅等地也興起了一股沒收寺產的浪潮。
    13石友三(1891-1940),先後多次投靠馮玉祥、閻錫山、蔣介石、汪精衛、張學良、日本人和中共而又先後背叛,最後被手下殺死。宋哲元(1885-1940),原為馮玉祥手下大將。一九三零年中原大戰馮軍敗走,宋部被張學良收編,一九三二年任軍事委員會北平分會委員兼察哈爾省政府主席,一九三五年任平津衛戍司令、冀察綏靖主任和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長兼河北省政府主席,通過「以日壓蔣」和「倚蔣扛日」求發展。
    14李濟深(1885-1959),原為粵軍將領,北伐時為國民革命軍總參謀長、廣東省政府主席、黃埔軍校副校長、第四軍軍長。一九二九年被蔣軟禁,九一八後被釋放。一九三二年發動福建事變反蔣,一九三三年成立「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反蔣。一九四八年一月在香港成立「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同年二月三日致電毛澤東等人,表示願以自己的一切言論和行動密切配合中共的政策和主張。一九四九年以後被任命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政協全國委員會副主席和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