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純德」

──黎元洪

黎元洪（1864-1928，湖北黃陂人）是安徽商人的子弟，缺乏科舉文化的薰陶，這是他報考北洋水師學堂的重要原因。依據當時的標準，北洋水師的待遇是相當優厚的，但因為不是「兩榜正途」，通常只有無心或無力走士大夫路線的家庭才會考慮。而如果他們做出這樣的選擇，則很容易被主流社會視為胸無大志或走投無路。

英國顧問說，北洋水師主要有兩種人。第一種是福建人，多半是商賈子弟，一向遭到中央帝國和儒家士大夫排斥。他們講官話還不如講英語流利，對朝廷和戰爭都毫無興趣，把軍隊當作賺錢的另一種方式，但至少還熟悉水性。嚴復、薩鎮冰¹和方伯謙²都來自這個集團。第二種是中原人，多半是黃淮地區的遊民冒險家，屬於宋、明以來主流社會「好男不當兵」的典型代表，在天下太平的時候比較可能做江湖好漢，在天下大亂的時候做皇帝或反賊都有可能。李鴻章招募他們原本是為了鎮壓太平天國和捻軍，但由於新式海軍人才奇缺，以及解散流氓無產者軍隊具有極大的社會危險性，也就是說，無餉可領的士兵除了做賊以外，通常什麼都做不了，朝廷很可能不得不盡快招募新軍，鎮壓這些老兵組成的盜匪或幫會，再加上新式海軍人才奇缺，因此把他們塞進任何有餉可領的地方，都不失為大臣公忠體國的證明。

這些人在智力上屬於大清社會的最底層或接近最底層，訓練他們掌握包括漢文在內的任何文字，都會面臨幾乎不可克服的困難，即使他們真有任何學習欲望，但這一點並不確定。較之畏戰如畏虎的福建人（其實只是經濟理性人的正確計算），他們具備剽悍不畏死的好處，然而這種特徵來自底層人命賤的殘酷現實和想擄掠發財的寶貴希望， 「破城大掠三日」對流氓無產者而言就像買馬票中大獎對勞動階級、一舉中狀元對讀書人一樣不可或缺，不可能稍加損害而不影響戰鬥力和社會結構，貴族紳士為榮譽而戰的勇氣對他們比外星人更加不可理解，戈登將軍³絕不會歡迎他們加入自己的軍隊。可惜他們是一批旱鴨子，怕暈船的程度常常超過怕死，因此發揮不了這個僅有的優點。

丁汝昌就是他們的傑出代表，較之大多數同儕，他至少為人比較厚道，但以任何標準衡量，都稱不上廉正或能幹。他們的蠻橫和剽悍幾乎無法分割，往往將報復社會和階級鬥爭視為正義的體現。由於他們的存在，北洋水師的官兵很不願意接受英國提督的要求，大部分時間留在水上。由於提督丁汝昌同樣或更加害怕暈船，他們的願望以維護國家主權的名義得以伸張。自從不識時務的琅威理⁴滾蛋以後，帝國主義不再干涉大清內政，北洋水師的訓練水準，也就相應地降低到符合大清基本國情和淮軍騎兵傳統的程度，直到吉野號出現為止。黎元洪準備託付終生的對象，就是這樣一支軍隊。

一八八三年，黎元洪來到天津的北洋水師。他體現了本分商人最好的家教，敦厚實在，勤勉踏實，重視細節，不愛多管閒事，沒有士大夫誇誕虛浮的習氣，但是對抽象知識的智力和學習能力實在不能令人恭維。他在學校最喜歡引擎，跟他的出身和為人很有關係。從他的性格特徵看，他做工程師比做軍人合適。相比之下，嚴復在英國留學的時候，充分發揮了文人好高騖遠、不務正業、尤其不愛體育和軍事的特長，把西洋文學和政治理論鑽研得很透徹，尤其酷愛批評國家大政，彷彿不是學海軍而是學新聞，日常生活不像活潑好動的少年士官生，倒像一動不動的菩薩像。這種性格即使沒有遭到上司的打擊排擠，也不像是能發展成勇將的材料。歷史往往比小說更離奇，嚴復居然恰好是黎元洪的教習。他給這位學生的評價是「德高才疏」，的確很有知人之明。

黎元洪既不是淮系，又不是福建系，為人又不善鑽營，得不到美差肥缺是很正常的。畢業後，他在廣東水師的廣甲艦任職。這艘軍艦是福州船政局的產品，由馬尾船廠生產。由於技術和經費的限制，左宗棠和沈葆楨⁵的繼承人沒有能力生產鐵甲巨艦。廣甲艦是山寨貨。船身基本上是木製的，這樣的配置對付海盜足夠了，對付鎮遠這樣的鐵甲巨艦只能坐以待斃。即使在穹甲巡洋艦當中，廣甲艦也是劣質產品，航速和馬力不過是致遠、靖遠艦的四分之三左右，口徑一百五十毫米的主砲只有一門。廣東水師之所以需要這樣的產品，是因為他們沒有承擔拱衛京畿的重任。黎元洪之所以被派駐這樣的地方，是因為沒有人打算栽培他做第二個劉步蟾，他自己又是太安分守己的人。

然而造化弄人，廣東水師雖然認為甲午戰爭是李鴻章私人的活動，仍然不得不出兵支援，並選中了廣甲艦。這艘軍艦像大多數過時的山寨貨一樣經得住折騰，臨時安置了三門克虜伯大砲，江南製造局又補充了四門副砲，產生了一塊古今中外俱全的大補丁。黎元洪就在這塊補丁上擔任二管輪（輪機長的首席助理工程師），由於進攻時火力不足，逃跑時速度不夠，終於全船覆沒。黎元洪水性很好，浮海得救，但朝廷遷怒殘兵敗將，下令他們自行解散，彷彿以後再也用不著海軍似的。

這時，劉坤一⁶北上勤王，廣州水師的創始人張之洞代理他的職務，駐節南京，攝行南洋大臣職權，興致勃勃、眼高手低地編練「自強軍」。黎元洪投奔這位理論上的老上司，奉命修建獅子山、幕府山砲臺。黎工程師發揮謹慎周密的特長，花錢少而辦事快，使志大才疏的浪費大王張之洞不得不服，稱他智勇深沉。工程完竣後，黎元洪順理成章地接任砲臺總教習。劉坤一從山海關返回南京，張之洞很不樂意地返回武昌任所，留下了砲臺，帶走了黎元洪。此後湖北新軍的締造，黎元洪厥功至偉。他在湖北軍界的地位雖然不及張之洞的「丫姑爺」張彪⁷，但他做的具體工作比任何人都多。湖北新軍和艦隊的核心（包括所謂「六楚四湖」）、漢陽兵工廠和鋼鐵廠都在他手中成型。湖北陸軍小學堂和留日學生大多受他提攜，包括他理論上的黃陂⁸同鄉藍天蔚⁹。

一九零六年，黎元洪就任湖北新軍第二十一混成協協統。這個軍銜比較接近光榮革命時期的上校，是能夠獨立作戰的最小軍事單位。在此期間，他再次證明了端謹的品性。他不擅長鑽營，除非別人主動把權力送進他手裡。張之洞離開湖北以後，陳夔龍和瑞澂¹⁰無法複製他的親和力，而這種親和力使張之洞的粗疏和浪費變得可以原諒了。

如果以技術官僚的標準衡量，大清最後五年的執政能力稱得上前無古人後無來者。辛亥年湖北藩庫的白銀之多，跟張之洞留下的巨額債務形成了鮮明的對照。然而政治主要是溝通和協調的問題，張之洞的繼承人在這些方面確實非常低能。張之洞的詩「君臣末世自乖離」¹¹一語成讖，官府、紳界和軍界似乎變成了幾個自成體系的獨立王國。各個王國流行的話語相去甚遠，以至於榮辱賞罰喪失了正常的功能。克雷洛夫寓言當中，天鵝和梭子魚一起拉車的故事應驗了。武昌起義與其說本身非常重要，不如說只是在東倒西歪的大車上隨意扭了一下，失去最後一點點平衡，立刻就垮臺了。黎元洪作為眾所周知的體面人，自然不會願意收拾並非自己造成的殘局；然而正因為他是眾所周知的體面人，所以互不信任的各方都相當積極地把責任推給他。

武昌起義後的最初幾個月，軍政府主要關心兩件事。第一是無所不在的財政問題；第二是各府縣的權力問題。軍事問題表面上重要，其實卻是財政問題的一個側面。北京之所以沒有立刻發兵南下，搶在各省響應之前一舉蕩平叛亂的源頭，關鍵就在於湖北藩庫的大量銀兩。武昌軍政府能夠迅速將軍隊擴大五倍，主要依靠這筆資本。北京的參謀人員發現：為了應付如此龐大的敵人，需要動員的人力和財力遠遠超出了最初的預案。他們為此耽誤了異常寶貴的幾個月時間，等到大軍准備就緒，革命軍已經攻占了十八省的三分之二，包括主要的稅收來源，列強控制的海關和鹽務不願介入戰爭，置北廷於絕境。這時，北軍在戰場上的勝利已經沒有任何意義。

財政豐裕是清末新政的重大成就，不是湖北獨有的現象。林則徐或曾國藩當初如果擁有這樣的資源，歷史的走向就會完全不同。然而各省紳士跟朝廷離心離德，原因恰好就在這裡，應驗了儒家「財聚則民散」的古訓。當然這裡的「民」不能解釋為革命黨動員的遊民無產者，只能解釋成產生了羅澤南和湯壽潛¹²的地主資本家。黎元洪出山的重要性在於：他具備有產階級讚賞的德行，是議紳們可以信任的對象。叛軍如果擁戴純正的革命黨人，很可能會出現焦達峰在長沙的局面（在亂中被殺）。都督府擠滿了沐猴而冠的幫會弟兄、江湖草寇，商人的人身和財產安全得不得保障，紛紛關店逃走。租界裡擠滿了逃難的民眾，懇求列強出兵維持秩序。這種脆弱的中間狀態不可能持久。革命政權要麼一不做二不休，依靠無產者組成的主力軍，徹底粉碎私有財產的條條框框，鎮壓有產階級的消極抵抗和公開顛覆；要麼乾脆將政權交給有產者能夠信任的人。湖南和貴州的軍政府兩者都做不到，很快就招致了譚延闓和唐繼堯的政變。譚人鳳¹³正確地指出：鄂軍在政治上的審慎，主要體現於及時選擇了黎元洪。

黎元洪在辛亥以前和以後的表現都證明，他相當厭惡權力的負擔。跟有些（企圖抹殺他的貢獻或罪責的）說法相反，辛亥以後的一年時間是他最活躍和最關鍵的時期。他迅速完成了集中財權和軍權的任務，不僅證明了他的管理和組織才能，更證明他擅長理解自己的地位和任務。鄂軍收編各地軍政分府，異常順利。軍政分府大多是自封的，許多軍政分府掌握在敵視有產者的激進分子手中，例如詹大悲（1887-1927，與孫文關係密切的湖北革命黨人）的漢口軍政府。黎元洪跟湯化龍¹⁴和議會爭奪財政權，手段和成效同樣驚人。他證明自己只要願意，並非不具備玩弄馬基維利主義的能力。所以他後來的克制和退讓不能簡單地解釋為庸懦，更有可能出於顧全大局的責任感和自我犧牲精神。獨立各省大多在這兩大難題上陷入可悲的混亂，都督滿街走、司令窮如狗。「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沒有什麼比對照更能說明問題了。

鄂軍的模型並不是沒有問題，在某些方面甚至可以說是後患無窮。鄂軍都督府作為起義各省推戴的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示範效應不是黎元洪個人的低調所能限制的。他畢竟是一位優秀的專業軍官和組織者，覺得良治和集權沒有明顯的區別。財權和事權的集中將湖北變成了一個法蘭西式集權共和國，允許武昌中央政府對各地行使專斷權力。這種模式最初的推廣，與其說是刻意設計的結果，不如說是首義威望造成的盲從效應，但還是造成了自相矛盾的憲法問題。各省對南京或北京的中央政府行使類似日耳曼邦聯主體的權力，包括戰爭與議和的權力；對自己的州縣行使雅各賓專政的權力，包括武斷任免和武斷徵斂的權力。這種上層美國、下層法國的憲制確實是世界憲法史罕見的怪胎，國本不定是理所當然的。

不過，我們必須對黎元洪的處境有同情的理解。他習慣於低估自己，有理由認為無政府主義的威脅非常嚴重。只要能夠避免江湖流寇對士大夫的逆向專政，沒有什麼代價是不值得付出的。他畢生的特徵是超乎尋常的仁慈和寬厚，對冒犯自己的人缺乏報復欲；然而對危及社會穩定和良民安全的張獻忠、洪秀全式人物，即使是朋友也要堅決鎮壓。章太炎心滿意足地頌揚他屠殺了一萬多名不可救藥的盜匪，解江漢人民於倒懸。他集中權力，主要不是為了自己，而是為了社會，隨時願意讓位給更加勝任的人。他認為袁世凱是這種人，其實這是當時體面人士的共識。袁世凱辜負了他的信任，正如辜負了段祺瑞和蔡鍔性質相同的期望。當時黎元洪和段、蔡的政治訴求差別很小，只是他的個人表現欲望比後二者小得多，正如他的機會和實力比他們大得多。他如果有意做吳佩孚、唐生智¹⁵一流的人物，無論個人軍事能力和政治素質都要強得多。我們不要忘記：後來的軍閥大多是半路出家的業餘軍官，成功的原因不是專業軍事能力而是不肯錯過任何機會的虛榮和自私。相形之下，不斷主動放棄機會的黎元洪就顯得格外高風亮節。

南京光復後，各省代表會議遷往南京。臨時參議院成立，意味著鄂軍都督府喪失了代行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的職權。臨時參議院缺乏必要的審慎，在大元帥和副元帥的人選問題上出爾反爾，激化了寧、漢之間的矛盾。同盟會用並非完全正當和體面的手段，在滬、寧、杭三角區擊潰了光復會的勢力。陶成章¹⁶一死，朋友和餘黨相繼投入鄂軍的懷抱。陳其美運用他的江湖關係，擠走了淞滬士紳青睞的前盟友李平書¹⁷。三吳士紳和前清舊吏痛心側目，不遜於湘楚士紳看到焦達鋒招徠的哥老會弟兄登堂入室。他們雖然已經有了程德全¹⁸和湯壽潛，但仍然缺少具有全國聲望和革命正統性的代理人。承擔這種任務，誰還能夠比大元帥和首義英雄更合適呢？蘇、鄂合流，勢在必行。

一九一二年五月九日，民社和中華民國聯合會（統一黨）合併為共和黨。民社是鄂軍的政治組織，由首義功臣黎元洪、孫武（1879-1939，武昌起義策劃者之一）、張振武（1877-1912，武昌起義的組織者和領導者之一）等人組成，接收了舊共進會的大部分班底。統一黨由章炳麟、張謇、程德全等人創立，幾乎就是三吳紳商的政治代理人。新共和黨吸收了民國公會、國民黨、共和建設討論會和國民協進會等小黨，隱然形成對抗同盟會的局面。民國公會大體上是舊光復會的殘餘。國民黨不是宋教仁後來創立的同名政黨，而是三吳教育界人士的清談組織。共和建設討論會大多是法國人所謂的「政略派」，行為模式比較接近後來的政學系，喜歡以高超的政治技術員自居，卻致命地缺少基本盤。國民協進會大多是北京的立憲派人士，在思想上親近梁啟超系統，在政治上和組織上卻並非如此。新黨大量借用梁啟超從日本引進的國家主義理論，自然會跟梁啟超的民主黨接近。宋教仁的新國民黨成立後，共和黨和民主黨終於合併為著名的進步黨。黎元洪以副總統之尊，出任理事長（名義上的黨首），但他始終滿足於將自己的威望借給這幾個政黨，無意經營黨務。

南北和談之所以能夠迅速成功，主要因為各方都指望將真正困難的問題留給以後的選舉。於是選舉自然變成了麻煩的開始，而非終結。從財政的角度看，辛亥革命是一場災難。清末新政以犧牲儒家藏富於民的舊觀念為代價，實現了豐亨豫大的夢想。宣統年間，朝廷歲入經常超過白銀二億兩。乾隆年間的四千萬兩白銀歲入，相形之下不值一提。新型財政主要是客卿的功績，關稅、鹽稅、厘金和田賦各居四分之一，但前兩項無疑構成朝廷的真正命脈。一方面，西洋專業人員的廉潔和效率無人能及；另一方面，貿易的飛速發展不斷擴展了稅收基礎。尤其重要的是，這些收入能夠以整數交付中央政府。厘金和田賦的徵收充滿了腐敗和混亂，沒有多少增加的餘地，而且過於分散，落入各級地方政府手中，難以利用。辛亥軍事擴張，一下吃掉了來之不易的新增歲入。

比較負責任的政治家（或者說有產者的政治代理人）自然會覺得，裁抑軍人乃是恢復健全財政的不二法門。黎元洪在裁撤鄂軍的過程中，領略了太大的痛苦，自然會同情袁世凱的類似努力，希望他能夠擔起自己不能勝任的重負。共和黨和進步黨的國家主義，無論在梁啟超和他的日本老師心目中是什麼意思，在黎元洪和蔡鍔這種人眼中只能而且只應該是「秩序黨」的商標。國民黨在善後大借款¹⁹當中的攪局表現，增加了「秩序黨」早已存在的不安，促使他們倒向袁世凱。孫文、陳其美誤判形勢，指望支持辛亥革命的力量自動支持二次革命，結果一敗塗地。袁世凱誤判形勢，指望反對二次革命的力量自動支持洪憲帝制，結果同樣一敗塗地。在這一系列震盪中，黎元洪和蔡鍔的效忠對象其實都是相同的，但前者總是低調，後者總是誇張。

第一次法統重光將黎元洪推上了大總統的位置，相當於各方默認以「秩序黨」為最大公約數的共識政治。這是黎元洪畢生事業的最高峰，也是中華民國曾經擁有的最佳機會。然而，憲法危機和軍事政變接踵而來。黎元洪每一次復位，都會落入比前一次更加脆弱的地位。在這些糾紛當中，黎元洪並不是沒有錯誤，但他總是比欺侮他的人錯誤更少，沒有辜負「黎菩薩」的名聲。他的垮臺給社會留下了極壞的示範效應，對他自己卻不失為幸事。中華民國不再需要黎元洪，實際上就預示中華民國很快就不再需要法統了。黎元洪把自己的信用和名望借給中華民國，其實是一種沒有多少回報的公益活動。他為人穩健，待朋友厚道，辦事周到細緻。這種性格和行為模式最適合經營實業，只要有穩定的環境和公正的法律就不大可能不成功。當時，租界無疑是最符合這些條件的地方。黎元洪退出政界後，在天津租界經商。他的人格和信用引來了大批投資者，包括許多蒙古王公。「黎菩薩」沒有讓他們失望。只要在他能夠控制的範圍內，信任他就是發財的保證。然而好景不長，驅使他逃離北京的洪水仍在繼續上漲。最後，租界避難所不復存在。黎元洪曾經竭力鎮壓的江湖人物──這是他唯一心狠手辣的行動，張振武就是為此而死的²⁰──以革命家的名義攫取了政權，以任意解釋的政治理由侵犯私有財產，奪走了他的大部分家業，從反面證明了他當年的擔心多麼英明。

厚道人難以生存，掠奪者卻理直氣壯。這時愚夫愚婦都很清楚黑暗的時代即將來臨，知識分子卻很可能自欺欺人地將底線的螺旋下降解釋成歷史的新紀元，嘲笑不肯搶先破壞底線的好人愚不可及。黎元洪在此後的幾十年內，遭到的就是這樣的待遇。他黯然去世時，仍然深得人心。國民政府還不敢公然毀棄中華民國的名義，為自己的受害者舉行了國葬。洪水在他死後繼續上升，終於將當年的革命先鋒變成了落伍者和鬥爭對象。在中華民國的名義都不能維持以後，他的墳墓也沒有逃過紅衛兵的侮辱。在曾經為民國效力的眾多名流當中，沒有人比他更有資格代表民國最好的一面。「章瘋子」(章炳麟)鄙視幾乎所有的同時代人，唯獨欽佩黎元洪的「純德」，將他視為華夏衣冠和民國法統的最後傳人，在輓聯中表示︰「繼大明太祖而興，玉步未更，佞寇豈能干正統；與五色國旗俱盡，鼎湖一去，譙周從此是元勳。」

1薩鎮冰（1859-1952）福建福州人，曾任天津水師學堂教習，在此與黎元洪結下師生之誼。一九零五年任總理南北洋海軍兼廣東水師提督。辛亥革命後，奉命率海軍艦隊沿江而上，攻擊武漢革命軍。黎元洪致函薩鎮冰，勸他率軍起義。而湖北革命軍政府民政長湯化龍亦致函其弟湯薌銘（薩鎮冰副手），勸其反正。薩鎮冰稱病離艦，湯薌銘立即宣布艦隊起義。

2方伯謙（1853-1894），福建侯官人，北洋水師將領，曾任「濟遠」號管帶，甲午戰爭中因「臨陣退縮」罪被斬首。

3戈登將軍（Charles George Gordon，1833-1885），騎士精神在殖民時代的道成肉身。他曾助李鴻章攻克蘇州，因李背信殺降而與其鬧翻；在蘇丹總督任上，曾「單刀赴會」，與敵方談判；馬赫迪暴亂時，他優先疏散婦孺，自己力戰至死。

4琅威理（1843-1906），英國海軍軍官，曾兩度擔任清朝北洋水師副提督銜總監督。一八九零年在「撤旗事件」中被「定遠」管帶劉步蟾羞辱，事後李鴻章表示支持劉步蟾的行為，琅威理遂辭職返英。

5沈葆楨（1820-1879），福建侯官人，林則徐之婿。一八六七年接替左宗棠任福建船政大臣，一八七五年任兩江總督、南洋大臣，督辦南洋海防。

6劉坤一（1830-1902），早期為湘軍將領，後長期擔任兩江總督、南洋大臣。戊戌政變後，劉坤一堅決反對廢黜光緒帝，使慈禧太后有所忌憚；甲午戰爭時，劉坤一率軍出駐山海關；庚子之變後，劉坤一積極組織東南互保。

7張彪（1860-1927），山西榆次人，張之洞親信，曾任湖北提督、第八鎮統制。張彪在當時湖北軍政界的地位僅次於總督，高於協統黎元洪。

8黃陂其實是黎家僑居的第二故鄉，黎家原先也不是書香門第，但該地在清末文風頗盛，黎元洪大有附庸風雅之意，培養自己雖然沒有什麼明顯的成就，至少成功將他的後人變成了士大夫的同儕。重文輕武的舊思想或自卑感在清末民初的武人當中非常普遍，以至於他們的子孫經常彌補先輩的遺憾，反功利地擠進行將滅亡的士大夫階級。民國早期的門面之所以能夠維持，與其說是因為舶來的法統神聖性，不如說是因為武人將針對士大夫的習慣性敬畏移到了民國身上，隨著舊思想老將的凋零，少壯軍人越來越輕視法統和一切文治。

9藍天蔚（1878-1921），湖北黃陂人。早年入張之洞新軍，一九零二年赴日本留學，與同時期留學的吳祿貞、張紹曾並稱「士官三傑」。歸國後任第二混成協統領，駐防奉天。辛亥革命時與吳、張密謀回應，功敗垂成。

10陳夔龍（1857-1948），曾任湖廣總督、直隸總督。瑞澂（1864-1912），滿洲正黃旗人。一九一零年任湖廣總督。一九一一年十月，革命黨起義計劃暴露時，他猶疑不決；起義發動時，他逃之夭夭。

11一九零九年，張之洞重病即將不起時，作《讀白樂天「以心感人人心歸」樂府句》：「誠感人心心乃歸，君臣末世自乖離；須知人感天方感，淚灑香山諷喻詩。」

12羅澤南（1807-1856），湘軍原始班底的建立者，理學家。湯壽潛（1856-1917），原名震，清末立憲派的領袖人物，因爭路權、修鐵路而名重一時。辛亥革命時積極回應，出任浙江都督。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成立後，任勸募公債總理。

13譚人鳳（1860-1920），同盟會早期會員和重要骨幹，武昌首義時參與都督府工作，並敦促湘軍援鄂。

14湯化龍（1874-1918），清末為湖北諮議局議長，武昌起義後出任民政長，對穩定政局意義重大。

15唐生智（1889-1970），保定軍校畢業後被分配至湖南軍中，後逐漸擴充勢力，並勾結國共，占據湖南。黨軍北伐，唐生智成為主力之一。

16陶成章（1878-1912），光復會創始人之一，於孫文一系矛盾很深。最後被受陳其美指使的蔣介石、王竹卿暗殺於上海廣慈醫院。

17李平書（1854-1927），清末官員，武昌起義後轉向革命，在上海光復之役中，和陳其美一同領導起義。上海光復後擔任滬軍都府民政總長兼江南製造局局長，苦心經營上海的各項建設，二次革命爆發時，陳其美在上海組織討袁軍，李平書等以維持地方治安為宗旨，聯合上海縣商會、教育會、救火聯合會、商團公會組成上海保衛局，標榜中立未果，被迫東渡日本，三年後才重返上海。

18程德全（1860-1930），曾擔任清朝奉天巡撫、江蘇巡撫，辛亥革命中響應革命，任江蘇都督、南京臨時政府內務總長等職務，後退出政壇隱居上海。

19一九一三年北洋政府向英、法、德、俄、日五國銀行團借款二千五百萬鎊，年息五厘，分四十七年償清，以解決國庫空虛問題。

20一九一二年八月十一日，張振武偕湖北將校團團長方維等武昌首義將校十三人，及隨從三十餘人乘火車到北平赴任總統顧問等職。張振武一離開武昌，黎元洪即密電袁世凱：張振武「蠱惑軍士，勾結土匪，破壞共和，昌謀不軌……伏乞將張振武立予正法，其隨行方維，係屬同惡相濟，並乞一律處決，以昭炯戒。」袁世凱於八月十五日簽發了捕殺張振武的軍令，當晚將其與方維逮捕，次日均處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