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二、造假教主

──康有為

康有為（1858-1927）在戊戌的真正的地位只是「總理衙門章京上行走」，也就是只有「差使」（編外人員）沒有官位。他和梁啟超一八九八年四月成立的組織「保國會」，宗旨是「保國、保種、保教」，發揮了輿論宣傳的作用。光緒欣賞他在這方面的才能，才會下詔讓他去辦報，一來免得在京師刺激保守派¹，二來發揮他的特長。他後來為了在華僑和外人面前抬高自己的地位，把聖意誇大成要他起兵勤王的衣帶詔²。

流亡期間，他和梁啟超所關注的重點，差異越來越大。他希望編織某種封閉和自洽的理論，維持忠誠度較高的小團體，不適應網絡狀社會的宣傳活動；梁啟超卻是此道高手。教主不適合充當憲法制定者，更不適合充當黨派活動家。

民國建立後，梁啟超的聲望日益超過他。張勳復辟時，兩人終於站到了敵對的陣營。梁啟超支持皖系軍閥段祺瑞為討伐張勳而進行的誓師，毀了康有為最後一次機會──溥儀的「復位上諭」由康有為擬定，而段祺瑞的討逆通電由梁啟超擬定。康有為長期耿耿於懷，抱怨弟子忘恩負義。

康有為在上海和青島度過晚年，始終忠於大清。馮玉祥驅逐宣統出宮後，他專程趕往天津，向廢帝表示最後的忠誠。這時，他的弟子已經寥寥無幾。但他並不動搖，宣稱耶穌尚且只有十二名弟子，還包括一名匪人。只要真理在握，人數多少是無所謂的。他的《大同書》將公羊三世說、佛教和西方社會主義結合在一起，在思想史上占有一席之地。跟梁啟超的駁雜豐富相比，康有為的特點是前後一貫的單薄。正如他自言：「吾學三十歲已成，此後不復有進，亦不必求進。」迄今為止，他對後世的影響不及梁啟超。

1康有為魯莽躁進，早已引起很多人不滿。楊銳建議光緒盡快與康有為脫離關係，「康不得去，禍不得息。」光緒為了息事寧人，命令康去上海辦報。

2一八九八年九月十五日，光緒給楊銳一份密詔，要楊想辦法既不得罪太后，又能使變法繼續下去。九月十八日，康有為得知了密詔的存在，隨後偽造出一份光緒讓康等「設法相救」的「密詔」，並密謀「圍園殺后」。十月六日，逃亡到香港的康有為接受當時香港最大的英文報紙《德臣報》採訪，對慈禧大加攻擊，並誇大自己在維新中的作用，稱光緒已經給他密詔，讓他去英國求救。慈禧看到這篇採訪文章，痛罵光緒辜負她養育之恩，竟勾結外人謀害自己。光緒險些被廢，因劉坤一等反對而作罷。一九零九年，楊銳的兒子將密詔原件上交都察院，康有為偽造密詔的行為才被揭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