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五、時代夾縫中的犧牲品

──端方

端方（1861-1911）出身滿洲正白旗托忒克氏，從小浸淫儒術，但沒有像倭仁、梁濟¹一樣，心悅誠服地奉行儒家基本價值觀。他祖父中過進士。他自幼過繼給伯父桂清。桂清是翰林院侍讀學士和國史館總校對，曾經負責監督宗室的教育（覺羅學）。端方自己年輕時也中過舉人，後來又特別喜歡附庸風雅、玩弄金石、興辦學堂、收買古籍。從這些表面現象看，他似乎頗有家學，其實不然。八旗核心享有天子近臣的特權，端方一家又久駐京畿，搭便車走捷徑的機會實在太多，很難像外省的滿、蒙後裔一樣潛心儒學。桂清對端方影響最大，但自己的學歷又沒有多少含金量。桂清出身筆貼式，也就是辦公室文員。滿洲筆貼式招考的難度很低，跟三吳人文薈萃之區的鄉試不在同一水準上。桂清在翰林院沒有混多久，雖然享有帝師的虛名，自己也清楚自己不能跟倭仁、李鴻藻之類的醇儒比，活動到內務府任職。內務府名譽不好，卻比翰林院實惠得多。正如清末北京俗語所謂的「樹小牆新畫不古，此人必是內務府」。

端方在這種身體力行的家教中長大，雖然口頭不能不講尊儒崇禮的大道理，實際上眼睛雪亮，不會跟書呆子一般見識。他雖然中了舉，還要捐班，得到員外郎的職稱，不去州府候補，卻在宮廷尋找機會。一八八九年，光緒皇帝大婚。他負責籌辦，盡心盡責，得到了皇太后與皇帝的歡心。這種差使沒有過硬的關係，是誰也撈不到手的。李蓮英為人謹慎，也認為他值得培養。顯然，內務府家庭特別擅長辦皇差。不久，東陵工程的重任又落到他頭上。他仍然不負重望，獲得三品頂戴的殊榮。當然，這種工程本身的油水已經構成了足夠充分的獎賞。

戊戌變法時，端方創辦了農工商局。他像往常一樣幹練，卻沒有像往常一樣幸運。政變後，他的機構遭到裁撤。他並不是真正的維新派，只是擅長辦理新事務而已，再加上八旗自家人的身分和李蓮英的斡旋，很快就重新得寵，外放陝西布政使。聯軍入京，兩宮西狩。他及時接駕，準備周到，奠定了後半生的榮華富貴。慈禧年齡越大，就越念私人感情。庚子年的逃亡是她畢生的最低點，誰在這時勤王接駕，她都會終生難忘。岑春煊、鹿傳霖²、端方的仕途都是在這時奠定的，可以說庚子後的政局決定了西安的流亡。御駕回鑾後，端方從河南布政使調任湖北巡撫，隨後代理湖廣和兩江總督，變成了李鴻章和左宗棠的繼承人。在比較正統的儒生看來，從曾國藩到李鴻章、從李鴻章到張之洞、從張之洞到端方之流的演變無疑是朝政日衰、人才凋零的證明。內務府出身的風塵俗吏居然敢接宿儒名將的遺缺，大清的氣運顯然是一天不如一天了。

端方知道自己不是合格的士大夫，附庸風雅的舉動也瞞不過真正的內行，但他也不是混日子的庸人，至少並不缺乏精明幹練的特質，懂得走最適合自己的道路。新政是大勢所趨，比儒家的老一套更有前途。他在舊學方面積累不多，反而更方便轉型。他在南京任內，曾奏請創辦暨南大學的前身暨南學堂，鼓勵西學研究，贏得了不錯的風評。至少在朝廷心目中，他是大臣當中比較了解西學的人才。尤其重要的是，他懂得怎樣體貼朝廷的尷尬處境，更懂得替朝廷顧面子、找說法。太后既要論證戊戌變法不對，又要論證庚子排外也不對，自己沒有辯證法的頭腦，還得在臣民面前維持一貫正確的形象，日子其實並不好過。體貼的大臣要學會怎樣面不改色地說出以下的話。皇太后和皇帝其實從來沒有什麼分歧，一切謠言都是不懷好意的壞人和外國人製造的。皇太后和皇帝過去主張新政，現在同樣主張新政；過去肅清了藉新政名義行顛覆之實的壞人，現在同樣警惕他們的破壞活動。所有忠臣都要懂得區分真正的新政和貌似新政的顛覆活動，絕對不要懷疑皇太后和皇帝始終如一的英明和團結。母慈子孝，天下太平。大清臣民絕不會辜負這樣幸福的時代。端方懂得怎樣將擁護新政和反對新黨有機地結合起來，自然就變成了晚清親貴立憲派的核心人物。沒有前述的巧妙理論，慈禧絕不可能同意籌備諮議局。

一九零五年，朝廷派端方、載澤、戴鴻慈、徐世昌和紹英五大臣出洋考察各國憲政。幾乎就在同時，科舉制宣告廢除。這兩件事結合在一起，造成了天崩地裂的效果。絕大多數臣民和士子經此一擊，完全喪失了方向感。即使改朝換代，都不會造成這樣可怕的混亂。從某種意義上講，經歷這種劇變的世代是注定要倒霉的。無論怎樣調整改革或革命的方式，轉型期都少不了犧牲品。除了京師和沿海的中上層人物，沒有多少人真正有能力適應新環境。嚴復正確地指出：自從商鞅廢井田、開阡陌以來，華夏還沒有領教過如此巨變³。後果肯定空前重大，已經超出了他敢於判斷的範圍。兩千年來，很少有什麼判斷比這更為準確。五大臣經過正陽門車站，遭到革命黨的炸彈襲擊⁴，不得不改道海路，從秦皇島和上海出發，不過他們的任務還是圓滿完成了。考察團遊歷日本、美國、英國、法國、德國、丹麥、瑞典、挪威、奧地利、俄國十國，於次年八月回國。迄今為止，他們留下的考察報告仍然是西方憲政研究的最可靠的紀錄，概括英、美、法、德、日、俄的政體特徵，都能抓住要點。雖然同樣的研究在此後百年層出不窮，但可信度反而每況愈下了。

主要原因有二。即使在西方，憲政的黃金時代也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其一，「短暫的二十世紀」以憲政破壞和暴政橫行為主要特徵，即使冷戰的結束也沒有完全恢復一戰以前的盛況。二十世紀的東方人仍然認為西方是憲政的楷模，主要因為西方的地板高於東方的天花板，橫向比較的優勢足以掩飾縱向發展的惡化和退化。其二，後來的考察者不如他們在晚清的前輩誠實。五大臣確實想弄清西方政體的奧祕，他們的報告是寫給自己人看的。後人的目的通常是忽悠政治家或民眾，塑造一個有利於某種眼前政治目標的西方形象。

端方根據他們的考察，向朝廷提交了《請定國是以安大計摺》，建議朝廷以日本明治憲法為藍本，盡快制定自己的憲法，穩定國本。他自己還編撰了一部《歐美政治要義》，在新派官僚當中贏得了不小的名聲。不過流亡者的圈子裡傳言，這些偉大著作的真正作者其實是梁啟超和楊度。他們通過熊希齡，收取了高額的槍手費。無論如何，端方好名而手腕不夠純熟，往往把美談變成話柄，證據甚多，不限於此。他保護古籍，興建江南圖書館，但收買古書的辦事人員往往惡形惡狀，引起士大夫的反感，他也睜一眼閉一眼。他自稱陶淵明後人⁵，興辦陶氏學堂──即在北京開辦的新式小學堂，投資相當豐厚，學生（多半是本家子弟）卻頑劣不堪，未能實現辦學的初衷。他在南京任內，開闢了女性出洋留學的先例；在武昌任內，開闢幼稚園建設的先例。他愛慕西洋新事物，出於至誠，甚至在慈禧太后葬禮上拍照，遭到朝廷的懲罰。雖然他在大清境內的官聲不佳，西方人卻相當佩服他擁抱新事物的熱忱。他最後遇害時，只有西方人為他呼冤。他死後，《字林西報》、《紐約時報》等都感慨於一代改革者死於貪財士兵之手。

端方在晚清複雜多變的派系鬥爭中，一度跟袁世凱的關係較好，跟岑春煊、盛宣懷和趙爾豐⁶的關係都不太好。他最後奉命署理四川總督，查辦被保路同志軍包圍的趙爾豐，很可能出自朋黨鬥爭的需要，結果造成了嚴重的後果。趙爾豐有理由覺得，鐵路國有化是他反對的政策，開槍鎮壓請願的紳士是朝廷的旨意，朝廷卻把責任推給他承擔，派他的敵人查辦他，因此自然不肯出力鎮壓。端方也知道他在成都不受歡迎，遲遲不肯前進。軍至資州，武昌起義在他背後爆發。麾下的鄂軍軍心已變，很想殺掉他，跟革命黨議和，返回武昌。端方進退失據，自知處境危險。他病急亂投醫，以金帛收買附近的棒匪為臂助，結果又得罪了資州的紳糧⁷。後者害怕棒匪一旦進城，就會糜爛地方，願意資助鄂軍回鄂，除掉端方這個禍源。

一九一一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端方和他的弟弟端錦都在兵變中喪生。他雖然淺薄、貪婪、虛榮，但並沒有多少真正的罪惡。論辦理新政的工作能力，他比後來的民國人物更勝一籌。論破壞性的陰謀詭計，他也不比清末民初的大多數政治家更為惡劣。誰都沒有理由認為，他格外對不起巴蜀父老。他的死是他的身分和境遇造成的，所謂「匹夫無罪懷璧其罪」。置他於絕境的民國人物在不算太久的未來，也將陷入同類的困境。他給世界留下的主要遺產，就是他的收藏品。多年以後，舊書市場和古玩市場會時不時出現幾件「陶齋」的遺產，證明他終究沒有完全虛度此生。

1倭仁（1804-1871），烏齊格里氏，蒙古正紅旗人，同治帝師、理學家。梁濟（1858-1818），元室後裔，梁漱溟之父，殉清投水而死。

2鹿傳霖（1836-1910），清末重臣。《清史稿．卷四百三十八．列傳二百二十五》：「拳匪亂作，傳霖募三營入衛，奔及乘輿於大同。至太原，授兩廣總督。旋命入直軍機。」

3《教育與國家之關係》：「此事乃吾國數千年中莫大之舉動，言其重要，直無異占者之廢封建、開阡陌。造因如此，結果何如，非吾黨淺學微識者所敢妄道。」

4由於遇襲而耽擱，後來真正出洋的五大臣是載澤、戴鴻慈、端方、山東布政使尚其亨、順天府丞李盛鐸。

5他自號陶齋，端方死前，面對亂兵，說自己本是漢人，姓陶，先人在滿清入關時入了旗籍。

6趙爾豐（1845-1911），漢軍正藍旗人，在川滇邊務大臣任上推行改土歸流，一九一一年任四川總督，因激起變亂被朝廷免職，後被殺。

7梁溪坐觀老人《清代野記．卷中．端忠敏死事始末》：「先是，端之議行期也，尚未得成都獨立信。至初五日，資州牧以省電告，遂決意還京，資州眾紳環而請曰：「公毋行。公若反正，則成都唾手可得，即眾亦必以都督舉公，且公之兵所以譁囂者，以公不反正也。若一變計，則皆為心腹矣。」端不可。眾紳又請曰：「公如慮成都不能容，則即於資州樹白幟，某等可函致省紳來資州擁公為主，公幸勿疑。」端歎曰：「我果如此，何以對慈禧太后、德宗皇帝於地下哉！我計決矣，君等毋為我慮也。」皆太息而散。端自入資州後，無日不作還京計，使早日行，亦可無事，乃一因借銀未至，二因有投誠土寇周姓約初四日率眾來降，遂待之。不料初五日一聞川省獨立之信，而禍不旋踵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