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五、生不逢時的關公

──吳佩孚

吳佩孚（1874-1939）出身秀才（一八九六年），後投筆從戎，一八九八年加入聶士成的部隊，在北洋武備學堂讀步兵科。他給人留下的印象是蘊藉深沉，是可造之才，因此值得進一步培養。一九零三年，他在保定陸軍學堂學習測繪。這段經歷改變了他一生的軌跡。

一九零一年以後，東北亞形勢日趨緊張。沙皇尼古拉二世撕毀了拳亂後列強一起從清國撤退的君子協定，單方面宣布成立遠東總督府¹。依據俄羅斯在高加索和中亞的類似做法，聖彼得堡宮廷的下一步就是兼併長城以外的土地。國際社會紛紛矚目日本，希望這位後起之秀擔當起維護遠東秩序的重任。明治日本沐浴著爭當優等生的精神，迫不及待地想要向歐洲證明自己。這種強烈的表現欲望和天真的信任貫穿了日本的內外政策，構成了遠東近代化運動的基本動力。我們只有理解了這一點，才能真正理解：日本遭到凡爾賽和華盛頓的背叛以後，為什麼如此憤怒。日本人眼睜睜地看到自己的士兵被清軍挖眼、斷手、閹割，仍然像接待國賓一樣供奉投降的清軍將校，為的是博取歐洲輿論的好感。日本的僑民在庚子拳亂中受害最重，而日本的維和部隊紀律最好，即使慈禧太后都承認，皇宮和妃嬪得以保全，多虧了日本人。日本現在面臨另一次升級大考，他們完全清楚自己的地位與民意──國民慷慨激昂，準備為天皇的榮耀和世界的期望視死如歸。

大清沒有能力保護龍興之地。朝廷信賴的義和團勉強殺掉了為數不多的僑民以後，被俄國人一掃而空。當地官員將保護殘餘社會秩序的希望寄託在俄羅斯大將遲怯苛夫身上，給他立碑頌德²。他的遠東軍確實比流竄的清兵、拳民殘部紀律好一些，而當地官民都已經落到沒有資本顧忌面子和歷史評價的地步了。南方士大夫後來熱衷於丑化大清，沒有放過這段歷史。不過他們拿俄羅斯人沒有辦法，只有通過翻譯實現精神勝利。遲怯苛夫淪為遲怯苛夫，道理跟孫文淪為孫汶（洪水猛獸）相同。拼音文字的使用者聽不出有什麼不同，象形文字的使用者卻可以得勝回家了。日本人向袁世凱提出建議，一起打擊俄羅斯，但朝廷內部意見分歧，最後還是決定中立。袁世凱折衷處理，允許他的部下暗中袒護日本人。北洋督練公所選拔了一批幹將，配合日軍在遼東的偵察隊。吳佩孚就是其中之一，他繪圖的本領是禁得住考驗的。《吳佩孚傳》的作者岡野增次郎在此期間結識了他，兩人的友誼持續了幾十年時間。日本政府對吳佩孚的功績評價甚高，授予他旭日勛章³。

日、俄戰爭是吳佩孚飛黃騰達的起點，使他變成了北洋系統內部的東北通。日本的勝利給大清帶來了搭便車的機會，如果俄國勝利則肯定會使大清徹底失去關外的土地。日本人將鐵路區域和關東州以外的土地還給大清，這在當時意味著一筆巨大的歲入。北洋捷足先登，成功地將自己的代理人徐世昌安置在第一任東三省總督的位置上，從而奠定了他們對其他派系的優勢。第三鎮統制曹錕進駐吉林，發現吳佩孚的地圖對他太寶貴了，決定大用此人。吳佩孚奉命勘查清、俄邊境，成績卓著，從此變成了曹錕的左膀右臂⁴。東北巡防營練成後，第三鎮返回保定。辛亥革命後，京師陷於灤州立憲軍和燕晉聯軍⁵的包圍。吳佩孚隨曹錕作戰，擊破燕晉聯軍，深入山西省城，升任第三標標統。這場戰役很可能是吳佩孚和閻錫山畢生最專業化和歐洲化的戰爭。民國的戰爭雖然不少，卻變成了政治戰，軍事專業能力對成敗的影響不占主要地位。

南北議和後，第三鎮將山西交還給晉軍。袁世凱當時是總理大臣，調這支嫡系部隊拱衛京畿。這時，南京參議院派宋教仁、汪兆銘、蔡元培等人迎接袁世凱南下就職。南苑的第三鎮士兵突然索餉譁變，大肆搶劫北京市民。袁世凱調駐守長城的姜桂題⁶所部，入京平亂。這次叛亂來得如此及時，給袁世凱提供了留在北京的充分理由，使南方代表無話可說，因此國民黨一直堅持叛亂是袁世凱自己製造的。第三鎮在北洋內部聲譽卓著，確實不是那種容易譁變的烏合之眾。全國軍隊統編後，第三鎮改組為第三師。第三標改組為第三團，吳佩孚任團長。二次革命時，第三師進攻湖南。湘軍沒有認真抵抗，第三師兵不血刃地進駐岳州。戰後，吳佩孚升任第六旅旅長。護國戰爭爆發後，袁世凱如法炮製地派第三師入川平亂。吳佩孚真正的考驗開始了。

第三師從岳陽出發，走水路到重慶。喘息未定，蔡鍔的護國軍已到敘府。蔡鍔的朋友戴戡⁷入據貴陽，出兵遵義，掖重慶側背。袁世凱派段祺瑞的朋友張敬堯⁸指揮征滇諸軍，但段祺瑞仍然不肯合作。張敬堯在重慶召開軍事會議，將第三師派到最危險的瀘州前線，派馮玉祥進駐內江，自己坐鎮重慶。第三師剛到瀘州，川軍劉存厚⁹就響應蔡鍔。吳佩孚腹背受敵，但他能夠利用砲兵和高地的優勢。川滇兩軍缺乏配合，犯了將兵力漸次投入戰場的錯誤，以致功敗垂成。袁世凱聞訊，封吳佩孚為三等男爵。然而北軍的勝利非常短暫，蔡鍔親征江安。北軍後勤兵站長陳慶被俘，輜重盡失。戰線趨於穩定，雙方都不敢輕易發動消耗巨大的攻堅戰。袁世凱在這時去世，消除了雙方繼續作戰的理由。第一次法統重光以後，第三師返回保定。

府院相爭和張勳復辟期間，曹錕、吳佩孚都支持段祺瑞。黎元洪倒臺，舉國一致政府瓦解。護法軍政府在廣州成立，湖南變成主戰場。第三師再次南下，攻陷了長沙、衡陽。段祺瑞一如既往地不會做人，導致了北洋內部的進一步分裂。他原以為支持新國會選舉北洋元老徐世昌為大總統，事情會比黎元洪時代更好辦，結果恰好相反。吳佩孚在曹錕的默許下，跟湘軍達成協議，私自回軍保定，於是湖南全省重新回到南方勢力手中。段祺瑞覺得吳佩孚的做法已經超過了他能夠容忍的底線，非討伐不可。但曹錕和張作霖對段的回應是：反而要求段祺瑞的親信徐樹錚¹⁰下臺，雙方終於決裂。

段祺瑞依靠中日軍事協定，用日本提供的優惠貸款購置武器，訓練參戰軍支援歐洲戰場。日本顧問認為參戰軍草率組成、訓練不足，但段祺瑞不能再等了。他派段芝貴──原為袁世凱親信，袁死後追隨段祺瑞──指揮西路軍，進攻吳佩孚；徐樹錚指揮東路軍，進攻曹銳──曹銳是曹錕的弟弟，此時執掌直隸。段芝貴無所作為，諸將離心。真正在前線作戰的總指揮曲同豐¹¹在松林店遇伏，不願意擴大傷亡，要求停戰。雙方在保定舉行了歐洲式的停戰儀式。曲同豐將軍刀交給曹錕，表示不再對貴軍採取敵對行動。曹錕接受軍刀，向貴總指揮的英勇致敬。自宋襄公和子路¹²的時代結束以後，東方兩千年來還沒有出現過如此文明的戰爭。徐樹錚已經在東線獲勝，聞訊停戰。段祺瑞通電下野，直奉聯軍瓜分了參戰軍的武器。

吳佩孚既是這場戰爭的起因，又是這場戰爭的主力，從此躍升為全國性重量級人物。但他也得罪了張作霖，後者覺得自己和曹錕稱兄道弟，吳佩孚這樣的部將沒有資格插進來。吳佩孚繼承了第三師的衣缽，也引起了曹銳和曹家親族的猜疑。他以直魯豫巡閱副使的名義開府洛陽，直系從此形成了洛派與津保派（曹家親族）分流的狀態。此時，湖北自治會企圖效法湖南，借助湘軍的力量，將聯省自治的範圍擴大到本省。而鄂督王占元¹³因其個人的貪婪得罪了湖北的士紳，王占元屬於求田問舍的性格，更樂意趁機帶著錢去租界安閒度日，並不戀棧。故湘軍北上。吳佩孚派兵南下，趕走了湘軍，將親信蕭耀南安置在武昌。

徐世昌—梁士詒¹⁴政府在直奉兩系的夾縫中勉強維持，忌憚吳佩孚更甚於張作霖──這時的吳佩孚等於占據了段祺瑞以前的政治生態位，而張作霖處在曹錕以前的生態位。吳佩孚的反應跟以前的段祺瑞也非常相似，企圖武力統一全國。然而奉軍的武器、人數和團結程度都占上風，不可能輕易讓步，因而新的戰爭無法避免。吳佩孚在長辛店的戰役中運用側擊戰術，以致奉軍張景惠¹⁵以絕對優勢落敗，這是他軍事戎馬生涯的最高峰。這次勝利不僅削弱了張作霖，也削弱了主張和談的津保派，使第二次法統重光成為可能。

在直系內部，吳佩孚一直是舊國會最積極的支持者。他為了表示自己的原則性，將這種立場一直堅持到垮臺以後。舊國會恢復，給南方的孫文以致命一擊，此前，孫文以護法為名南下另組政府。舊國會既已恢復，孫文的活動則變得名不正言不順，他最後的支持者決定拋棄他。孫文流亡上海，走投無路。蘇俄在這時招徠他，他已經沒有什麼選擇餘地了，索性放下了護法的旗號，戲劇性地倒轉一百八十度，要求廢除法統，積極為蘇俄提供特洛伊木馬¹⁶。中華民國法統和遠東條約體系的崩潰、二戰和冷戰的根源，都是這匹木馬種下的。在此之前，中華民國的未來似乎不大可能比泰國更危險；在此之後，同樣不大可能比波斯尼亞更安全。

黎元洪要求諸將同意廢督裁軍才肯復職，但後者很快就撕毀了他們的承諾，天天到公府鬧事。黎元洪憤怒地出走，結束了短暫的第二次法統重光。舊國會制定的一九二三年憲法，實際滿足了一九一二年以後的所有制憲要求，從技術上講比臨時約法完美得多，然而法統的威靈從來不是依靠技術維持的，曹錕政府只能享受殘餘爝火最後的溫暖。主要責任並不在曹錕和吳佩孚，因為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全世界知識界都陷入迷失狀態，列寧和墨索里尼的成就，進一步動搖了他們對十九世紀議會民主制是金科玉律的信心。毀滅的旋風從世界中心向世界邊緣席捲而來，在此之前，這股旋風已經摧毀了比民國穩固得多的幾個大國，早晚會落到「本不植高原」的民國法統頭上。

五四運動的意義就是破壞了知識界和輿論界對法統原本就很脆弱的信念，使得此後的反對派都覺得可以撕下維護法統的假面具了。吳佩孚對一九二三年憲法的忠誠，如果放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本來可以使他立於不敗之地，在十月革命和五四運動以後，恰好足以妨礙他在失敗後捲土重來。第二次直奉戰爭的失敗對他並不構成致命打擊，但他對恢復一九二三年憲法的執著，使他一再錯過東山再起的機會。他似乎厭惡國民政府對軍閥的醜化宣傳，執意用現實利益的犧牲證明自己的節操。而問題在於，這恰好達到了宣傳家的預期目的。

北洋諸將對五色旗的忠誠一直延續到抗戰以後，構成華北抵抗國民政府的主要原因。國民政府的宣傳故意將他們內部的派系鬥爭和背叛法統的真正變節混為一談，這是極其荒謬和混亂的邏輯。所有政治集團都必須內外有別才能存在，對團體的忠誠和團體內部的鬥爭是兩碼事。吳佩孚從來沒有背叛團體和法統，段祺瑞背叛了法統而沒有背叛團體，但國民黨把兩者都背叛了，然後愚蠢地指望後人不會將背叛擴大到國族的層面。

背叛者能夠依靠降低底線而獲得更大的行動優勢，嘲笑「宋襄公」的愚蠢，宣布勝利者不受指責，直到更大的背叛者出現。一戰以後的歷史沿著這條螺旋下降的路線發展，吳佩孚稱之為「循環理」¹⁷。他沒有親眼看到蔣介石在國共內戰中的下場，但他若看到，一定不會感到驚奇。武昌戰役是曹錕和曲同豐喜歡的那種費厄潑賴式（fair play）戰爭在遠東的謝幕。吳佩孚的軍隊延續舊習，不願意看到超過數千人的傷亡，不肯將自己的抵抗能力發揮到極限，更不肯徹底動員和犧牲轄區的平民，因此面對開闢超限戰的北伐軍，只做了象徵性的抵抗就投降了，宣告了舊時代和吳佩孚個人政治生涯的結束¹⁸。蔣介石以為這是革命精神的勝利，其實只是在超限戰起點上的舊時代浪漫幻想之勝利，在他不得不親自領教的超限戰後半段──比如國共內戰，這種所謂的革命精神的勝利很快就會變得迂腐可笑。蔣介石自詡精通法蘭西大革命的歷史，卻沒有想到革命的急先鋒總會在自己發動的革命中淪為反革命。後來者之所以能夠對他不講道義，就是因為急先鋒自己破壞了道義可能存在的條件。

吳佩孚的晚年幾乎全都用來炫耀自己的節操¹⁹，驕傲地毀掉了自己東山再起的所有機會，最後在抗戰初期去世。死得其時是件非常困難的事情，而他居然做到了。

國民政府宣傳他是因為拒絕跟日本人合作，才被日本人謀害的，可信度並不高。因為吳佩孚的愛國主義和正統主義，主要體現於鄙視國民黨和蘇聯的曖昧關係，國民黨為了自己的小利而出賣了蒙古和廣東，很難想像吳佩孚會不帶著幸災樂禍的心態看到國民黨終於落到了人肉盾牌的下場。國民黨地下組織善於暗殺北洋大員，然後嫁禍於日本人，最後將自己的犧牲品塑造成擁護自己的抗日英雄。國民黨早期的朋友和恩人唐紹儀就落到了這種下場，這種心理結構使他們特別容易懷疑和指責其他人跟自己一樣。抗戰結束多年，吳佩孚周圍的人有強烈的利益動機配合抗日英雄的塑造，然而對日本不利的證據卻沒有比當時更多。也許，他確實就是病死的。如果他死於非命，可能的嫌疑人範圍大概比他的親屬敢於承認的範圍大得多。

1庚子事變前，正在建設中的東清鐵路南部支線的一部分被義和團破壞。辛丑條約簽訂後，列強撤軍回國。唯獨俄軍以保護鐵路為由，不僅沒有撤走，還占領了滿洲。

2一九零零年八月，俄軍進入寧古塔城。代理副都統訥蔭為俄將遲怯苛夫立碑，為其歌功頌德。

3一九零四年，在袁世凱的暗中支持下，日本駐華軍事顧問從北洋督練公所中選拔出包括吳佩孚在內的多名青年軍官，與日本情報人員祕密組成「中日混合偵探諜報隊」，分別到旅順、大連等地刺探俄軍情報。吳佩孚建議日軍用多艘普通漁船日夜不停地對俄艦隊進行騷擾、試探，趁其麻痹之際，再把情報船混在漁船中行駛到日本海軍指揮艦，此建議受到日軍的採納，為後來日軍殲滅俄軍陸上要塞做出了貢獻。十月，吳佩孚被俄軍逮捕，但在被押往哈爾濱的途中成功逃脫。吳佩孚後來的顧問岡野增次郎就是他在這次間諜活動中認識的。日俄戰爭後，吳佩孚因屢次立功，被日本贈予「單光旭日勛章」一枚。

4日、俄戰爭結束後，吳佩孚進入第三鎮步隊十一標第一營任督隊官。第二年，曹錕成了第三鎮的統制。吳佩孚隨曹錕駐防吉林時，有一次曹錕要用東北地圖，結果整個第三鎮只有吳佩孚有一張在日、俄戰爭時期自己繪製的東北地圖，由此曹錕對吳佩孚開始關注，派吳佩孚到與俄國交界的吉林興凱湖測量、繪圖。

5一九一一年十月二十九日，剛由東北率兵開到灤州的新編陸軍第二十鎮統制張紹曾發動兵諫。清廷迫於形勢，賜張紹曾侍郎銜，任命他為宣撫大臣，又派吳祿貞到灤州「撫慰第二十鎮官兵」。吳祿貞到灤州後，與張紹曾等密謀。隨後灤州打出「立憲軍」的大旗。十一月四日，吳祿貞與山西民軍領袖閻錫山在娘子關會談，決定建立「燕晉聯軍」，截斷京漢鐵路，然後合兵揮師北上，直搗北京。十一月七日，吳祿貞突遭刺殺。他的遇害使「燕晉聯軍」同灤州、奉天反清軍隊南北夾擊、直搗清廷的計畫化為泡影。

6姜桂題（1843-1922），初為捻軍，投降僧格林沁，繼而加入宋慶的毅軍，後歸北洋。

7戴戡（1880-1917），早年留日，與蔡鍔同入梁啟超的政聞社。辛亥後在貴、川歷任多個要職，洪憲帝制時與梁、蔡一同反袁。後死於四川內亂。

8張敬堯（1881-1933），段祺瑞的老下屬。護國戰爭爆發後被任命為第二路軍司令。一九一七—一九一九年任湖南督軍期間為害三湘，聲名狼藉。

9劉存厚（1885-1960），留日期間加入同盟會，回國後任職於雲南武備學堂，參與光復雲南。護國戰爭中響應蔡鍔。一九一七年任四川督軍，後逐漸失勢，但仍能控制綏定一帶。黨軍北伐，吳佩孚兵潰後無所歸依，被劉存厚庇護收留。一九三三年因剿匪戰敗被蔣免職。一九四九年在老同學閻錫山幫助下去臺灣。

10徐樹錚（1880-1925），段祺瑞最重要的心腹幹將，段一生的主要事業，如聯名奏請清帝退位、抵制洪憲帝制、討伐張勳、編練參戰軍、對南方用兵，徐樹錚都是主要謀劃者或執行者。

11曲同豐（1873-1929），與徐樹錚、靳雲鵬、傅良佐並稱為皖系「四大金剛」。

12宋襄公不願攻擊正在渡河的楚軍，子路「君子死而冠不免」，這是封建時代貴族德性的最後閃光。仲由（公元前542至前480），字子路，孔門十哲之一，勇武豪爽，擅長政事。子路晚年擔任衛國大夫孔悝的邑宰，在他外出時衛國發生政變，子路不顧旁人勸阻，返回討伐，力戰受傷，結纓而死。

13王占元（1861-1934），馮國璋的老部下，與李純、陳光遠並稱長江三督，抵制段祺瑞的「武力統一」。馮死後繼續與曹錕系諸將一同反段。王占元精於搜刮，馭下失當，使得湖北譁變頻發，自己被迫下野。孫傳芳原為他的部將。

14梁士詒（1869-1933），舊交通系首領，袁世凱手下的「財神」，洪憲帝制失敗後一度隱退蟄伏，此時出任國務總理。

15張景惠（1871-1959），奉系老將，早年在本安縣八角臺鎮組織自衛團，與張作霖一見如故，主動讓賢，自居副職。第一次直奉戰爭中為奉軍西路軍司令，但他指揮失當，導致整個戰局因西路潰敗而失敗。皇姑屯事變中，他身受重傷。滿洲國建立後曾任總理大臣。

16在扶持孫文之前，蘇俄做過爭取吳佩孚的工作。一九二二年，蘇俄特使阿道夫．阿布拉莫維奇．越飛給吳寫信：「……我們都懷著特別關注和同情的心情注視著您，您善於將哲學家的深思熟慮和老練果敢的政治家以及天才的軍事戰略家的智慧集於一身……」表示為了「便於修復兩國睦鄰關係」，希望吳佩孚承認蘇俄紅軍占領外蒙古的現實。待越飛的軍事顧問格克爾將軍結束了對洛陽的考察、返回北京後，越飛立即給史達林拍發了「絕密」級電報：「格克爾從吳佩孚那裡回來了，說從未見過這樣完美的軍事秩序：秩序和紀律極其嚴整，操練和訓練比贊許的還要好。」蘇聯政治局會議第八十六號（特字）紀錄：「中國的事態發展進程，越來越把吳佩孚和他所領導的直隸集團推到首要地位。吳佩孚正在成為核心政治領導人物，同時好像也在成為民族運動重新爆發的中心……吳佩孚的行動會造成有利的局面，必須加以利用。有必要同吳佩孚聯合，聯合的結果應當是成立新的中國政府。」但吳佩孚一直不與蘇俄人合作，蘇俄人遂將目標轉向孫文。

17一九二四年，吳佩孚在第二次直奉戰爭中因馮玉祥倒戈背叛導致慘敗，失去了自己的主力部隊，此後雖然被華中的小軍閥們擁戴而東山再起，但實力已大不如前。一九二五年，奉系大將郭松齡與馮玉祥勾結，倒戈反奉，奉系一度情勢危急。吳得知這個消息，信口吟道：「而今始知循環理，斜倚欄杆亂點頭。」

18中國歷史上，春秋以後最自由的時代就是民國初年，但肯定是不可持續的。只有當社會上的團體具備能力維持自治，那種自由才是可持續的。如果像民國初年那種非常鬆散的知識分子團體，一點抵抗力也沒有，那麼早晚會有什麼力量冒出來把他們打倒。傅斯年、陳寅恪是非常任性的，像撒嬌的孩子一樣自由自在，但他們只能夠在北洋軍閥面前撒嬌，在蔣介石面前撒嬌。孩子撒嬌的條件是面對寵愛他、縱容他的人。但如果有人想要整肅他們，這些士大夫是一點還手之力都沒有的。

19吳佩孚一直奉行「三不主義」：不住租界，不借外債，不積私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