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八、失敗的帝王學家

──楊度

楊度（1875-1932，湖南湘潭人）是湘軍的子弟，自幼浸淫於普魯士式的驕傲。他的祖父楊禮堂追隨李續賓、曾國華¹，在三河鎮敗死。據說太平軍清理戰場，紅藍頂子裝滿八大籮筐。楊家原本寒微，財富和聲望都來自湘軍。這批退伍軍人帶著擄掠所得的戰利品還鄉，嚴重腐蝕了他們的統帥曾國藩最珍惜的耕讀傳家、勤儉養德倫理。曾國藩半生戎馬，最怕「壞我湘軍淳樸本色」，選人以忠厚老實農家子弟為祕傳心法，然而湖湘風氣之壞，恰恰始於農家子弟擄掠兩江膏腴之地，尤其是號稱「金銀如海」的天王府。曾國藩畢生立德立功，皆有可觀，然而二者畢竟難以兩全，猶如西人之上帝與凱撒。戰爭不是通向天堂的捷徑，鄉民的淳樸禁不住戰利品的誘惑。此後幾十年，湖南變成了策士和雇傭兵的主要出口國。羅澤南²和曾國藩夢想的儒家理想國化為烏有，機會主義和功利主義盛行，主要就是由於他們自己的成就。哥老會和各種祕密會社的興起，對大清的滅亡負有極大責任，同樣始於湘軍老兵還鄉。楊度和毛澤東的家族都產生於湘軍及其戰利品，本身就反映了正統儒家價值觀的衰敗。

鄉賢王闓運³及其帝王學在他少年時發揮了啟蒙作用，《湘綺樓日記》甚至稱他為「楊賢子」，但他科舉的成績始終非常糟糕，似乎只能以遊幕為業了。這不是偶然的。策士和儒生的道路很難相合，需要完全不同的知識結構和人格結構。王闓運在湘軍諸將當中鬱鬱不得志，部分原因就在於他肆無忌憚的馬基維利主義，嚴重冒犯了曾國藩和眾儒將的敬畏之心。這些軍人看到手無縛雞之力的文人用精算師的理性客觀，討論廢立君主的大事，不僅駭然。王闓運無疑認為他的東道主愚昧無知，需要他的指點，然而他的指點只有在湘軍存在的前提下才有意義，而這支衛道之師的凝聚力就在儒家基要主義，他的奇計卻把一切價值觀視為毫無分量的遮羞布，把政治當作只需考慮實力的理性計算。

曾國藩實際上保護了他，因為如果讓他執行自己的帝王學，幾乎不可避免地招來殺身之禍，但驕傲的文人總是像任性的兒童，把保護者當作壓迫者，以為自己的前途毀在這些嫉賢妒能的大老手中，用筆桿子進行報復。湘軍諸將看待他的《湘軍志》，猶如漢家君臣看待太史公的謗書──王闓運所撰《湘軍志》「幾動湘人公憤」──曾國荃另請王定安寫了一部《湘軍記》。楊度在這樣的家教和師教之下成長，自然會變成優秀的馬基維利主義者。這個詞包括兩種意義。第一，他是冷靜和準確的政治精算師。第二，他對精算以外的一切價值背景毫無敬畏和忌憚。

楊度如果早生二十年，他的命運大概無異於導師。然而戊戌以後的社會解體，毀滅了儒家價值觀及其載體，也就拆毀了保護和限制馬基維利主義者的安全網。他們得到了自己的機會窗口，可以肆意投身於高危事業，將自己和社會的命運當賭注。《水滸傳》裡「洪太尉誤走妖魔」的神話，其實比任何歷史更加準確地體現了這種人和社會的相互關係，以及機會窗口對他們的意義。梁啟超一八九七年在湘主講時務學堂，很快就吸引了楊度和他的小夥伴，其中包括熊希齡和蔡鍔。楊度隨後不顧王闓運的反對，一九零二年東渡日本遊學，或者不如說，去追逐氣味相投的小夥伴，包括黃興、汪兆銘、宋教仁和梁啟超。他在東京留學生的圈子裡放言高論，得罪了朝廷，因此失去了經濟特科進士的資格⁴，卻通過《新民叢報》贏得了憲政理論家的盛名。

東京法政圈的辯論對未來東亞局勢的影響，遠遠超過了北京朝廷的明爭暗鬥。五大臣出洋考察各國政體，通過熊希齡購買楊度和梁啟超的草案⁵，已經預示了大清的下場。朝廷排斥他，立憲派和革命黨卻競相籠絡他。他無意加入任何一方，主要不是出於理論的原因。他對待各種理論的態度，猶如馬基維利對待各種政治權術，是高度價值中立的，強調掌握各種理論的實際能力，同時自己不受其中任何一種理論的束縛。他的金鐵主義論⁶、湖南特殊論⁷和君主立憲論跟當時流行的軍國民主義、地方主義和改良主義區別不大，但他蔑視形式直取實質的馬基維利式犀利則無人可及。他的口才也好，在東京的飯田町寓所總是高朋滿座。他的大名傳到袁世凱的耳中，後者推薦他出任憲政編查館提調。這些職位非常適合憲政專家，卻滿足不了帝王學家的欲望。他在袁世凱身上看到了戰國策士的理想東道主，用趙匡胤黃袍加身的未來誘惑袁世凱⁸。曾國藩在類似的情況下對王闓運敬而遠之，袁世凱卻怦然心動。

袁世凱擺脫宗室和革命黨的騷擾，還需要一段時間。二次革命垮臺後，他終於可以自由行動了。楊度和梁啟超都對熊希齡的「人才內閣」寄予厚望，結果都失望了。楊度在此期間，說出了「幫忙不幫閒」的名言，就是說他不甘心做花瓶理論家，希望負起實際政治責任。然而幫閒只需要動嘴動筆，幫忙必須有汗馬功勞。直截了當地說，幫忙就是要能夠打倒一批實力派。洪憲理論上的敵人應該是共和派和其他皇室，實際上卻只能是尾大不掉的北洋功臣。袁世凱和楊度的聯盟無論用宋太祖的手段，還是明太祖的手段，都必須除掉他們，然後才能保證穩定的統治。

帝制一敗塗地，主要是因為列強、特別是日本的反對⁹。撕毀一九一二年憲法契約，本質上是一個國際協調問題。洪憲是第一次失敗的企圖，但不是最後一次。楊度事先所做的分析都針對國內的藩鎮和黨人，結論是老袁能夠壓制他們，並沒有錯得太離譜，但他居然沒有把條約體系和憲法契約的密切關係考慮進去，作為政治精算師實在不可原諒。梁啟超的估計比他全面，孫文則直截了當地投入了日本軍部的懷抱¹⁰。帝制一旦垮臺，楊度就淪為替罪羊，不得不再次亡命。不過新政府的追究純屬形式，只是因為總得有人負責，而楊度樹大招風又沒有實力。輿論熱點一旦轉移，一切就像從來沒有發生過。

楊度的老朋友蔡鍔雖然毀了楊度的策劃，卻在遺囑中表示：出於理論偏好的復辟，不同於謀求富貴的投機¹¹。楊度為了維護自己的名譽，以後就一直堅持這種解釋。這意味著極大的犧牲，因為他此次不能公開接受其他政體的延攬，否則就等於承認自己的理論偏好不過是謀求富貴的藉口。他甚至連張勳復辟都不肯支持，因為大清不肯改組為中華帝國。然而堅持原則對帝王學家而言，並不是一種榮耀。他不肯公開做政治理論家，卻願意祕密做政治掮客，周旋於青幫、國民黨和共產黨之間¹²。這些勢力對他並不重視，只給了相當於供養過時清客的津貼，遠沒有像林長民和李大釗那樣享有代理人的大權和鉅款。

他人窮志短，又不肯像瞿鴻禨那樣自甘清貧，只好放棄了幫忙不幫閒的豪言壯語。周恩來晚年說，他領導上海地下組織的時候，曾經將楊度納入線民網絡¹³。相關資料洩露以前，這種沒有旁證的說法是無從評判的。周恩來的口頭表示大多不是可靠的證據，往往附有其他用意，必須結合環境證據推測復原。楊度可能確實接受了共產國際的微薄津貼，因為當時他已經人老珠黃，一點點資助都非常寶貴，正如韓復榘給老年紅歌星的紙幣。然而不能排除這種可能，周恩來的目的就是要貶低楊度，證明清末民初的制憲者並不值錢，正如黃金榮可以掃大街。無論哪種可能性更接近事實，從周恩來最後弔喪的表現看¹⁴，他肯定沒有把楊度當回事。楊度就算是他的線人，也沒有承擔什麼重要任務。

1李續賓（1818-1858），湘軍悍將，常當前鋒、打硬仗，羅澤南死後統其軍，死於三河之戰。曾國華（1822-1858），曾國藩胞弟，李續賓親家，死於三河之戰。

2羅澤南（1807-1856），理學家，湘軍基本營制的創立者，所練湘勇為湘軍的原始班底。「曾文正初募湘軍，專依羅澤南、王錱（羅澤南弟子）。」咸豐六年戰死於武昌城外。

3王闓運（1833-1916），號湘綺，湖南湘潭人，詩壇宗匠、經學家，熱衷帝王術，曾入曾國藩幕府，向曾勸進未果。

4一九零三年，留日歸來的楊度被保薦入京參加新開的經濟特科進士考試，初取一等第二名（第一名為梁士詒）。但梁士詒被人說成梁啟超的兄弟，且其名字是「梁頭康尾」（康有為字祖詒），於是梁士詒被除名。楊度受到牽連，被查出曾有不滿朝廷的言論，疑為唐才常同黨，也被除名，並受到通緝。不久，楊度二次東渡日本。

5一九零六年，清廷派五大臣出洋考察憲政。為了交差，熊希齡赴日請楊度和梁啟超捉刀起草報告，楊度寫了〈中國憲政大綱應吸收東西各國之所長〉和〈實行憲政程式〉，梁啟超寫了〈東西各國憲政之比較〉。隨後，清廷根據他們的報告下詔預備立憲。

6一九零七年一月二十日至五月二十日，楊度在東京的《中國新報》月刊上連載《金鐵主義說》，主張工商立國、軍事立國、責任內閣。

7一九零三年十月四日，楊度在梁啟超主辦的《新民叢報》上發表〈湖南少年歌〉：「……中國如今是希臘，湖南當作斯巴達，中國將為德意志，湖南當作普魯士。……若道中華國果亡，除非湖南人盡死。」

8一九一五年四月，楊度寫出〈君憲救國論〉，託同學夏壽田（為袁幕僚中三要角之一，是楊度舉薦的）密呈袁世凱。

9一九一五年十月二十八日，日本駐華代理公使會同英、俄二使向中國外交部提出警告：「中國組織帝制，雖外觀似全國無大反對，然根據日政府所得之報告，而詳察中國之實狀，覺此種外觀僅屬皮毛，而非實際……且若中國發生亂事，不僅為中國之大不幸，且在中國有重大關係之各國，亦將受直接間接不可計量之危害，而以與中國有特殊關係之日本為尤甚，且恐東亞之公共和平亦將陷於危境……甚望中華民國大總統聽此忠告，顧念大局，而行此展緩改變國體之良計，以防不幸禍亂之發作，而鞏固遠東之和平。」

10孫文為了反袁，對日本首相大隈重信許以重利，希望換取日方支持。「二十一條」交涉中，日方多次威脅袁世凱，倘不同意日方要求，就將支持孫文的顛覆活動。一九一六年，日本決定倒袁，孫文立即委派居正前往剛被日軍占據的青島成立「中華革命黨東北軍」，得到日軍支持，獲得大量武器彈藥，一度攻占了山東昌樂、安邱、高密等縣。

11蔡鍔遺書版本眾多，陶菊隱《政海軼聞》與錢基博《近百年湖南學風》所錄都有這麼一段：「湘人楊度，曩倡君憲救國論，而附袁以行其志，實具苦衷，較之攀附尊榮者，究不可同日語。望政府為國惜才，畀以寬典。」陶菊隱說：「政府以楊甘冒不韙，卒下通緝令，是書亦隱而未發也。」

12從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楊度先後在姜登選幕府中任祕書長、張宗昌幕府中任總參。一九二七年四月，楊度曾告知北京市特別支部書記胡鄂公，要他趕快通過內線轉告李大釗有危險；又派長子楊公庶迅速趕到李大釗密友章士釗的公館，要章士釗火速轉告李大釗離開蘇聯使館。一九二八年，楊度到上海，在章士釗的介紹下，成為杜月笙的名譽顧問（一說「掛名祕書」），住在法租界，房子由杜月笙提供，每月得到生活費五百元。

13據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輯出版的《周恩來年譜》記載，一九七五年十月七日，周恩來囑祕書轉告時任國家文物局局長王冶秋，楊度晚年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他託王冶秋將此情況轉達中華書局辭海編輯所《辭海》編輯委員會，在寫「楊度」這一人物條目中，須將此史實寫入，以免湮沒無聞。

一九七八年九月六日，《人民日報》第三版刊登了時任中聯部常務副部長李一氓的文章〈關於楊度入黨問題〉。李一氓說：「楊度確是黨員，確是同志。」他一九三零年就聽說楊度是黨員。此外，在上海的中共中央一九三零年出版的《紅旗日報》的報頭，就是楊度題的。

一九八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夏衍在人民日報發表〈紀念潘漢年同志〉：「一九三一年黨的六屆四中全會之後不久，……大約在這一年深秋的一個晚上，他（潘漢年）通過良友圖書公司找我，見面之後，他就要了一輛計程車，開到法租界的薛華立路的一家小洋房裡，把我介紹給一位五十出頭一點的紳士。他們似乎很熟脫，相互間沒有什麼寒暄。漢年同志一上來就說：「過幾天後我要出遠門了，什麼時候回來也難說，所以……」他指著我說：「今後由他和您單線聯繫，他姓沈（夏衍本名沈端先），是穩當可靠的。」這位老先生和我握了握手。潘又補充了一句：「他比我大六七歲，我們是老朋友。」他們隨便地談了一陣，講的內容，特別是涉及到的人的名字我全不了解。臨別的時候，這位老先生把一盒雪茄菸交給了他，潘收下後連謝謝這句也不說，我也猜到了這不是什麼臨別的禮品了。出了門，他才告訴我：「這是一位知名人物，祕密黨員，一直是我和他單線聯繫的，他會告訴我們許多有用的事情，你絕對不能對他怠慢。」停了一會，又說：「這座洋房是杜月笙的，安南巡捕不敢碰，所以你在緊急危險的時候可以到這兒來避難。」這之後，我和潘漢年同志闊別了五年，直到抗戰前夕才再次會面。他給我介紹的那位老先生，開頭我連他姓什麼也不知道，大約來往了半年之後，他才坦然地告訴我：「我叫楊晳子，楊度。」這一下可真的使我大吃一驚。」

14楊度逝世後，前來弔喪的有楊度的舊友，有國民黨官員，有杜月笙、張嘯林等上海聞人。據說，周恩來曾派地下黨員祕密前往臨祭送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