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二、陰差陽錯的革命家

──蔡元培

蔡元培（1868-1940）前三十年的生平無異於曾國藩時代的士大夫，由兩榜正途的進士起家，二十五歲授翰林院庶吉士，三年後散館授翰林院編修，時年二十有七。戊戌政變開創了未經審判而誅殺士大夫的惡例¹，蔡元培憤而辭職。他回到紹興老家，任紹興中西學堂監督。這是清流派表現風骨的典型做法，只講原則不講利害，結果卻比玩弄權術更明智，恰好避開了兩年後的庚子之亂。

一九零二年，他和章炳麟在上海創立了中國教育協會。同年，他留學日本。清國留學生在日本發動拒俄義勇軍²，引起了大清駐日公使館的警惕。他們向日本警方施加壓力，取締這些危險的活動。蔡元培像以後的許多流亡者一樣，發現外國政府並不是行俠仗義的理想主義者，而是有奶便是娘的勢利眼，再次憤怒地決裂。他回到上海，創辦了《警鐘日報》（原名《俄事警聞》），開始鼓吹革命。光復會兩年後（一九零四年）成立，他是創始成員。同盟會次年（一九零五年）成立，他又欣然加入。這兩個組織很快變成死對頭³，但他幾乎沒有受到影響。這種神奇的能力是他畢生的主要特點，也是他的主要資本。

一九零七年，他留學德國，首先在柏林學德語，然後在萊比錫大學讀哲學和民族學。辛亥革命爆發後，他中斷學業回國。較之胡適提前回國擔任北大教授（一九一七年，胡適並未獲得博士學位就頂著博士頭銜回國任教），他提前回國擔任南京和北京政府教育總長的經歷似乎更加不可思議。同盟會內閣倒臺後，他重返歐洲研究哲學和美學。一九一三年，他在里昂成立了中法大學。這所學校酷似東京振武學堂⁴的人文版，實際上是為法文不太流利的亞洲學生準備的預科班。一九二零年，他和老朋友李石曾（1881-1973，與蔡同為國民黨元老，故宮博物院創建人之一）將北京的幾所法文培訓班併入中法大學。後來，中法大學的「法」字變得完全有名無實了。

蔡元培在歐洲期間，經歷了歐洲教育改革之爭。大學本來是中世紀的法人團體，其地位相當於封建體系下的自治市鎮；多半是教會建立或保護的，最初的教師大半是神職人員；最初的學科設置以神學為核心，不足為奇。清末民初第一批和教學質量最高的大學都是西方傳教士建立的，道科或神學仍然居於核心地位。張之洞設計官辦大學學制的時候，為了跟基督教競爭，堅持設立相當於道科的經學。世俗的高等人文教育，無論理論還是實踐都是從十九世紀中葉的德國開始的。除牛津、劍橋、哈佛這些中古傳統深厚的名校，大多數大學都是十九世紀晚期模仿德國的產物。教育學作為學科的興起，本身就是新舊傳統鬥爭的結果。鬥爭的焦點之一就在神學作為必修課的存廢問題上，蔡元培的教育理念在當時的歐洲也屬新潮。「以美育代宗教」（《以美育代宗教說》，載於一九一七年八月《新青年》三卷六號）、男女合校之類⁵主張，在牛津這樣的大學根本行不通，新派人士至多只能自籌資金創辦新學院或獨立大學，在中華民國卻不費吹灰之力就做到了，而且很快就演變成教育部對教會學校、舊派學校、寺廟財產的搶劫和迫害──從民初到國民政府時代，這種迫害不斷升級。

跟新派人士的說法相反，潰敗的儒家社會抵抗新思想的能力和激烈程度，都遠遠不如天主教會、新教會和伊斯蘭教組織。新思想本身的優劣是另外一回事，抵抗新思想的激烈程度就是傳統社會組織度的可靠指標，散沙程度越高，抵抗力越低。類似的情況出現在高度官僚化的埃及，他們從異教皈依基督教，從基督教皈依伊斯蘭教，速度都是最快的。相反，撒克遜蠻族和黎巴嫩山民無論皈依還是放棄任何一種宗教，都要經過激烈的鬥爭，改換門庭的速度總是比他們的順民鄰居更慢。

蔡元培在北大的革新是幾種因素陰差陽錯的結果。徐世昌──北洋時代唯一文職出身的總統──政府的力量不足以直接約束軍閥，但足以延攬清流，在社會上製造尊文抑武的氣氛，形成有之聊勝於無的柔性規訓。羅素、杜威這樣的西方進步人士，看到他們尚未出師的弟子做到了自己做不到的事情，頗感欣慰。這些弟子確實很像歌德描寫的魔法師學徒，看到師父念咒語讓掃帚運水，不勝羨慕，就如法炮製，結果只知道啟動咒語，不知道結束咒語，眼看就要被勤奮的掃帚淹死。西方教育改革者針對的主要目標，在弟子這裡都不存在。他們希望削弱基督教對教育的影響，消除人文教育對技術教育的歧視，解除統一語言對民俗方言的壓制。結果，反對教會學校的運動，在中國促成了教育的國有化和政治化，嚴重損害了思想自由。

晚清以來的教育體制本來就有濃厚的速成班性質，進一步去人文化的結果可想而知。民俗復興本來應該解放韓子雲（清末民初北方昆弋班名旦）和黃小配（清末民初廣東知名報人、通俗小說家）的傳統，將吳語和粵語發展為羽翼豐滿的在地文學，就像芬蘭文學和愛沙尼亞文學的發展軌跡一樣，結果卻人為製造了一種根本沒有民間性質的塑料官話，依靠教育部的力量強制推行。

文言和白話都是新文化運動譴責的、脫離群眾的、強制統一的死語言，唯一區別在於後者比前者還要單薄得多。新文化人物鼓吹的那種活在販夫走卒口頭的蘇白或京片子，遭到了遠比科舉—文言時代更加苛刻的壓制。這種掛羊頭賣狗肉的做法自有道理，因為大清的文言相當於神聖羅馬帝國的拉丁文，適合天下體系的國際主義交流。新學用方言創造民族文學，目的就是要瓦解天下體系。前者的溝通發生在橫向的士大夫共同體內部，犧牲了士大夫和草根民眾的縱向交流。後者的溝通發生在縱向的國民共同體內部，犧牲了各民族士大夫和各民族民眾之間的橫向交流。白話文則是一個四不像，橫向交流不如文言，縱向交流不如方言，比文言更需要政治力量的武斷扶植，像五族共和的中國或多元一體的中華一樣，上也上不得，下也下不得，對於帝國太小，對民族國家又太大。

近代遠東的歷史就在這種無法解決的悖論中展開，自然會造成類似神聖羅馬帝國給中歐遺留的政治災區。文人喜歡將一切責任推給政治家，其實自己比政治家更加知錯不改。林語堂寫過一篇諷刺小品〈一張字條的寫法〉，描寫自己同類的可笑嘴臉。他老人家為了修理紗窗，試圖給木匠寫一張字條，用盡了新文化的各種文體，包括新派作家當中最流行的普羅大眾體，結果溝通障礙跟桐城派古文和文選派駢文一模一樣，「大眾」的木匠完全不懂，最後還是只有用土語傳話。

一九二二年的「好人內閣」⁶倒臺後，蔡元培再度掛冠而去。他對越演越烈的輿論政治感到厭倦，預見到自戀的文人會招來自己無法控制的麻煩，很高興回到德國去讀他心愛的民族學。這時，他還沒有預見到自己即將扮演的角色。北伐成功後，老朋友邀請他回國。其間的政治光譜發生了巨大的偏移，使他從開明派變成了法西斯派。從他的角度看，他的國民黨已經被布爾什維克劫持了。除了救黨，他暫時不再關心別的。四一二清黨期間以及之後，他和吳稚暉⁷、李石曾等四大元老一直是蔣介石最堅定的支持者⁸。危機緩和以後，他又喪失了政治興趣。在此期間，他成立了中央研究院和國立藝術院（杭州中國美院前身）。

蔣介石扣押胡漢民以後⁹，元老們才不再信任他。一方面，吳稚暉是胡漢民安全的擔保人。蔣介石翻臉不認人，陷元老於不義。另一方面，在元老們眼中，蔣介石本來就是不學無術的晚輩軍人，不如胡漢民、汪兆銘屬於自己的同類。隨著蔣、蔡關係的惡化，國民政府開始剋扣中央研究院的經費。蔡元培則把自己的名字借給宋慶齡的民權保障同盟，作為回敬。這個同盟是共產國際的外圍組織，宋慶齡本人也是蘇聯向國民黨內各派系和共產黨匯款的中轉人¹⁰。蔡元培對此不可能完全不知情，他正在保護幾年前親自要求蔣介石斬草除根的同一類人。蔣介石對黨內的長輩比較尊重，但心裡覺得蔡元培是偽君子，並把這種看法寫進了日記。

抗戰爆發後，蔡元培移居香港。一九四零年，他在香港去世。三、四十年代的教育界大體在他的卵翼之下，由於後來環境的急劇惡化而形成了某種神話。從制度史角度看，他打斷了晚清以來移植西方傳統學制的步驟，開啟了本土化和統一化的進程，對他自己喜愛的兼容並包原則構成了越來越嚴重的威脅。他在這一進程的早期去世，因此沒有承受不可避免的後果。

1戊戌政變後，慈禧下令將康廣仁、楊深秀、譚嗣同、林旭、楊銳、劉光第六人「即行處斬」，屬於違反祖制的不審而誅。

2辛丑條約簽訂後，俄國軍隊賴在滿洲不走，並於一九零三年進一步增兵，逼迫清廷簽訂密約。留日學生為此組織拒俄義勇軍。

3一九零八年，陶成章前往南洋向華僑募集經費，請孫文作函介紹，遭孫拒絕，兩會逐漸交惡。辛亥之後，兩會在經費、權位、正統等問題上屢生糾葛，關係更加形同水火。最終同盟會製造了一系列血案，導致光復會瓦解。

4專為中國陸軍留學生開辦的預科軍事學校，為日本陸軍參謀本部所屬。創辦於一九零零年，原名成城學校，一九零三年改名振武學校，開辦到一九一四年。蔣中正、蔡鍔、陳獨秀、閻錫山、孫傳芳等都曾就讀於此。

5北大最初不招收女學生，五四時期，許多女學生要求入學北大，蔡元培公開表示支持，但不久他因故暫離北大。一九二零年，代理文科學長陶孟和准許九名女生入校旁聽，引起社會上的議論和教育部的批評，總統徐世昌親自警告北大當局，認為國立學校應該保持「崇高的道德水準」。但當時並無法律明文禁止男女合校，回到北大的蔡元培憑這一點，沒有請求政府的許可，便批准了那九名女生註冊為北大正式學生。

6一九二二年直系贏得第一次直奉戰爭，控制了北京政府，推出了王寵惠、顧維鈞、羅文榦等名流組成的「好人內閣」。但財政困難和直系內部紛爭使這個內閣僅維持了兩個月。

7吳稚暉（1865-1953），曾與蔡元培、張靜江、李石曾並稱為國民黨內四大元老。他是一個許多主張和做派都自相矛盾的狂生，激進風潮的先驅。

8從一九二七年三月底至四月中旬，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會的部分成員在上海多次策劃清黨，這一系列祕密會議的主席就是蔡元培。三月二十八日的預備會議上，吳稚暉首先發言，稱中共謀反，應行糾察，開展「護黨救國運動」。蔡元培立刻表示贊成，提出把共產黨人從國民黨中清除出去。四月二日正式開會，吳稚暉提交查辦共黨的呈文之後，蔡元培隨即向大家出示兩份材料作為證據。一份是中共自二大以來「陰謀破壞國民黨」的種種決議和通告，另一份是中共在浙江「阻止入黨」、「煽惑民眾」、「擾亂後方」、「搗毀米舖」、「壓迫工人」等若干條罪狀。經他同意，會上還審定了既有毛澤東、周恩來、陳獨秀等中共領袖，也有柳亞子、徐謙、鄧演達等國民黨左派人士的黑名單，將近兩百人。與會者一致決定咨請中央執行委員會立即採取緊急措施，將這些首要危險分子，「就地知照治安機關，分別看管，制止活動。」四月九日，蔡元培同吳稚暉、張靜江、李石曾等人一起發出三千餘字的「護黨救國」聯名通電，痛斥聯共政策的種種荒謬，嚴詞指責工農運動，號召「全體同志念黨國之危機，凜喪亡之無日，披髪纓冠，共圖匡濟；扶危定傾，端視此舉」。

9胡漢民是孫文死後國民黨內的頭號大老，與異軍突起的蔣介石矛盾很深，最後以一九三一年二月二十八日的「湯山事件」──蔣介石扣押胡漢民並將其送至湯山軟禁──收場。

10據廖承志回憶，一九三三年五月間，宋慶齡曾自稱「代表共產國際最高方面」與他祕密接頭。據俄羅斯當代歷史文獻保管與研究中心檔案，一九三四年六月，共產國際聯絡局派往遠東的一名代表在向其上級匯報的備忘錄裡說：「關於孫夫人的問題。她是個好同志。可以留在黨內。她願意獻出一切。她對祕密工作有著很深刻的理解。她在極其困難的條件下出色地召開了世界反帝反資大會。而她一旦成為公開的黨員，她就會失去其特有的價值了。」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五日，紅軍抵陝後張聞天向駐共產國際代表王明、康生拍發的第二份電報中說：「你們答應在十一月底在滬交款，究竟實行了沒有？第一次交了多少？是否交給了孫夫人？我們派人於本月十五日由西安乘飛機到滬取款，決不可使落空。八、九萬人靠此吃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