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好部下和壞領導

──段祺瑞

段祺瑞是第一批受過正規訓練的中國軍人，嚴復和北洋水師將領的同儕，因此論輩分比大多數北洋陸軍將領高。而在李鴻章和左宗棠的湘、淮軍中，儒將通常認為：民兵只要學三個月的瞄準，就可以上戰場了。

一八八五年，他在北洋武備學堂學砲兵。一八八九年，他留學德國。這時的德國是毛奇神話¹的發源地、全世界陸軍的麥加，日本和拉美的軍官都到這裡觀摩、進修。袁世凱小站練兵的時候，招徠他參加。後人往往認為，他從此加入了袁世凱的幕府。不過，段祺瑞自己可能不是這麼認為的。新式軍官的素養不同於湘、淮軍人，部分就在於他們的職業道德不一樣。新軍軍官有意識地強調他們跟民兵領袖的區別，猶如戈登將軍不肯承認華爾和白奇文²是他的同儕。職業道德的關鍵在於克己的榮譽，瞧不起舊軍的私人色彩，喜歡在客戶面前自居價值中立的軍事技術人員。民國成立後，這種職業道德的水準反而降低了。段祺瑞的特點就是職業性，不跟上司共進退。他回國以後，並不像淮軍前輩一樣回鄉招兵，然後遊說朝廷任用，而是耐心等待符合他標準的新軍。無論誰做他的領導，他都照樣辦事。依照民國對軍閥的定義，他這種表現就不能算作袁世凱的軍閥系統。袁世凱器重他的專業能力，籠絡備至。但袁世凱一九零九年垮臺的時候，第四鎮統領段祺瑞只是改任第六鎮。

官制改革引起了一系列連鎖反應。大運河廢弛已久，然而漕運總督和一應官署仍然長期沒有裁撤，現在終於淪為改革最沒有爭議的犧牲品。此舉造成的政治真空如何填補，當時的名流沒有達成共識。最激進的意見主張索性恢復古徐州的建制，糾正明太祖武斷破壞自然疆界造成的惡果。瞿鴻禨主導的軍機處不想走這麼遠，決定用江北提督取代漕運總督，綏靖這片群盜如麻的地區³。段祺瑞以侍郎銜兼任江北提督，駐節清江浦。這時從理論上講，他已經是大清武臣之首，在文主武從的基本原則下，不可能再升遷了。嚴復早就指出：新軍將領接受過西洋高等教育，知識水平比科舉文官高得多，如果繼續用文主武從的舊規矩限制他們，彷彿他們仍然是「好男不當兵」丘八文盲，不僅有失公正，而且在政治上極不審慎。段祺瑞的侍郎官銜就是制度上的突破，預示下一輪改革不能繼續迴避這方面的敏感問題。

然而，歷史留給大清的時間已經不多了，現實需要比理論更有力。武昌起義打破了一切成例，朝廷病急亂求醫，委派段祺瑞為湖廣總督。民國肇造，政權完全落入新軍軍官手中。依據亨丁頓的理論，他們是現代化進行時國家唯一真正現代化的力量，天然擁有「吾曹不出如蒼生何」的自信。二次革命實際上是一次篩選，正規化程度最高的北洋軍聯合正規化程度較高的各省軍隊，掃蕩了正規化程度最低的各省軍隊。蔡鍔、尹昌衡⁴和黎元洪這樣比較專業的軍官站在北洋一方，很大程度上是出於敵視浪人的階級本能，因為他們剛剛為了維護有產階級的利益，費了很大力氣來屠殺和清洗革命黨人放進政府的會黨和煽動家，實在不願意再受二茬罪。他們願意為穩定、秩序和財產權而戰，卻不願意為帝制或共和而戰。袁世凱高估或錯誤理解了他們並非無條件的忠誠，放棄了秩序維護者的角色，結果遭到迅速的拋棄。護國戰爭的階級結構跟二次革命一模一樣，只是麻煩製造者由孫文變成了袁世凱，由段祺瑞公開主導、蔡鍔暗中配合變成了蔡鍔公開主導、段祺瑞暗中配合。

第一次法統重光體現了西方晚近的共識政治：各主流黨派以拋棄本黨極端分子為代價，跟敵對黨派的溫和分子達成默契。溫和派與溫和派之間的綱領差異趨向縮小，降低了政權更迭的危險性。這種局面沒能長期維持，責任不在一方。舊國會解散的悲劇不是任何一個集團刻意設計的陰謀，而是各方缺乏良好協調造成的交通事故。良好協調是長期經驗積累的產物，主要取決於成文法不能體現的默會知識。段祺瑞在此期間的表現證明，他驚人地缺乏管理能力和知人之明。

許多專業人員都是這樣，高度依賴現成的支持系統。在支持系統不完備的情況下，他們的表現還不如江湖人物和業餘愛好者。負責人的職務要求他必須知人善任，而非自己有能力。就此衡量，段祺瑞明顯屬於好部下和壞領導，欺騙他比欺騙袁世凱容易得多。除了飛揚跋扈的徐樹錚以外，他提拔的人不是庸才就是叛徒。許多人還身兼兩者，例如靳雲鵬和段芝貴。所謂的皖系沒有吳佩孚這樣的核心大將，更多地存在於攻擊者的口中，沒有給他們名義上的領袖帶來什麼好處。段祺瑞濫用了用人不疑的格言，隨意授權近臣以他的名義行事，各個小組的舉動往往相互衝突，他卻不負指導和協調的責任。張敬堯在湖南做了什麼，他並不清楚，但張敬堯倒臺造成的後果，照樣落在他頭上。通常算在他或皖系頭上的政績，其實主要是交通系和研究系⁵的傑作。這些人在段政府當中的地位比較邊緣，通常遭到比較內圈人士的阻撓破壞，而且同樣很少依據段總理本人的宗旨辦事，並不介意在段政府倒臺時落井下石。

段祺瑞沒有意識到自己的真實處境。他是一位有名無實的強人，對北洋諸將只能行使元老的權力，沒有硬碰硬解決問題的資本。面子一旦撕破，羈縻的權力就會蕩然無存。他這種類型的政治家最需要法統的無形力量保護，而他卻為了純屬意氣用事的理由破壞法統。法統一旦不再令人敬畏，總理還可能令人敬畏嗎？

《參戰案》的糾紛開始時，段政府擁有大約四成的國會議員支持者。其餘六成議員大多沒有明確的態度，堅決反對的極少數主要是出於人事派系的恩怨。孫洪伊的黨徒主要是忍受不了徐樹錚的態度，黎元洪的支持者主要是忍受不了段祺瑞的態度。反對政策本身的議員幾乎找不出來。徐樹錚年輕而好事，喜歡自我表現，一再獨占發言時間，讓眾多長輩覺得自己很沒面子。段祺瑞則是天生沉默寡言，勝任不了院外活動集團的任務，他的表述簡短而生硬，得罪了幾乎所有的同黨。國會出於教訓段祺瑞的目的，用程序擱置的手段對付他，也就是不願意留下明確反對《參戰案》本身的紀錄。日後的廣州非常國會由最激烈的反段人士組成，通過同一項《參戰案》一點沒有問題。國會這種做法確實是意氣用事，但段祺瑞的反報復更加意氣用事。他指望早已被自己得罪的大總統解散國會，其實國會的態度很大程度上就是為了替大總統出一口惡氣。大總統的拒絕本來可以用來轉移責任，他卻乾脆連大總統一起反對。法統威靈掃地，府院雙方都是犧牲品。而且由於段祺瑞的既得利益較多，他實際上是最主要的受害者。法統重光初期走投無路的極端勢力由此得到機會，反而占據了歷史的中心地位。

段祺瑞致命地缺乏政治判斷力，突出地表現在他沒有吸取教訓的能力。他三次組織政府，每一次的政權基礎都比前一次更狹窄。他為了排除前次障礙而採取的補救措施，每一次都給他造成了更大的障礙。每一次的調解人跟他本人打過交道後，都會變成他的敵人。徐世昌曾經出面調解府院之爭，在大總統任內卻比黎元洪更擅長暗中破壞段政府的基礎。張作霖試圖調解皖、直之爭，見過段祺瑞以後就完全倒向直系。從他的出身和背景看，他比任何人都更不適合扮演革命者的角色。然而他卻通過臨時執政府，將斷絕法統的責任攬在自己頭上，從此消滅了自己東山再起的機會。

黎元洪對一九一二年約法、吳佩孚對一九二三年憲法忠心耿耿，才能保持超越尋常軍官的政治影響力，甚至在身敗以後仍然能夠凝聚遺民志士的忠誠和敬佩。而段祺瑞為討好馮玉祥而自稱「革命政府」，此後已經注定兩頭不是人。如果他稍有遠見，不可能看不出臨時執政府是張作霖和馮玉祥的妥協。張作霖對北洋傳統猶有敬畏，馮玉祥已經決心把執政府當作人肉盾牌。段祺瑞如果依靠張作霖，很可能暫時被馮玉祥趕出北京，但張作霖很可能擁護他做名義上的北洋共主，無須組織軍政府性質的大元帥政府了。這樣的政府是否能夠抵抗北伐，猶在未定之中，但吸引閻錫山和抗擊馮玉祥的地位無疑比大元帥政府有利得多。然而，段祺瑞一如既往地選擇了對自己最不利的路線。

「革命政府」的「革命」字樣並不是一句空話，意味著廢除法統和條約義務，重啟戰爭狀態。撕毀《辛丑條約》，只有在執政府廢除法統之後才有可能。破壞京、津非軍事區，意味著重啟踐踏國際準則的義和拳戰爭。以十九世紀的國際習慣，這種行徑相當於德國政府公開為希特勒平反。當然，執政府（或者不如說劫持執政府的馮玉祥）沒有資格跟德國相比。他們的地位更接近可憐的黎巴嫩政府，在真主黨的威脅下進攻以色列的非軍事區，為伊朗充當人肉盾牌，卻獨擋以色列的報復。三一八事件前夜，蘇聯、馮玉祥和日本分別扮演了伊朗、真主黨和以色列角色。直到抗戰前夜，除了蔣介石取代段祺瑞，共產黨取代馮玉祥以外，基本格局沒有多少變化。日本軍隊不出所料地報復，執政府不出所料地無法抵抗。這時，李大釗和徐謙（也就是著名的北方局）領導的學生運動及時逼宮。

任何稍有歷史常識的讀者都會明白，段祺瑞在這種情況下根本不是強者。他與其說像濫殺婦女兒童的波斯皇帝，不如說像報復蒙古使節的南宋皇帝。國、共兩黨不派馮玉祥和鹿鍾麟逼宮，卻派來了劉和珍⁶，其實是一種踐踏江湖道義的行徑，跟賴比瑞亞前總統泰勒⁷派兒童團殘殺俘虜一樣。曹丕和忽必烈逼宮的時候，至少允許蒙塵天子保持受害者的形象和喊冤叫屈的資格。兒童團代替大臣和軍官，目的就是要剝奪失敗者的最後一點安慰。兒童團的主人卻可以得到雙重的利益：不需要為政治代理人的錯誤和罪行負責，還可以誣告對方殘殺平民，彷彿他們的代理人可以在執行政治任務的同時享受平民的權利。

當然，這種無賴手段肯定會導致西歐政治倫理的瓦解。後者的實質就是嚴格區分文武官員和普通民眾的權利義務，從而為平民換取了免遭政治軍事行動傷害的特權。如果有人能夠同時享有文武官員的權力和普通民眾的權利，實際上就是在世界舞臺上用張獻忠淘汰宋襄公。這種人經常活得足夠長，親身領教自己創造的世界；甚至經常活得太長，足以恬不知恥地冒充無辜受害者。李大釗、魯迅和劉和珍如果能夠活到王明、周作人和丁玲的壽數，恐怕沒有任何高妙的手段能夠屏蔽他們暮年的恥辱和痛苦。林昭⁸如果像劉胡蘭一樣死於土改工作組時代，大概也會從自由女神幻想小說的主角淪為女烈SM幻想小說的主角。張國燾在這種人當中，就算是下場最好的，主要因為他以免費搭便車的方式，享受了西方文明施捨給弱勢團體的恩惠。在西方文明主宰的世界上，民眾譴責偶然的暴行。在非西方文明主宰的世界上，民眾感激偶然的仁慈。劉和珍的世界仍然屬於前者，丁玲的世界已經屬於後者。

段祺瑞沒有在大沽口事件⁹以前及時引退，已經錯過了最佳的下臺時間。馮玉祥私刑處死他唯一能幹的親信徐樹錚以後，他仍然戀棧不去，只能視為不可救藥的愚庸。然而他在三一八事件以後繼續堅持，卻不失馬基維利主義的好學生，因為他自己已經橫豎做不成正面人物，讓馮玉祥落到同樣下場就是他能夠指望的唯一成功。劉和珍逼宮勝利，等於馮玉祥不戰而勝。鹿鍾麟帶兵殺進執政府¹⁰，等於剝奪了馮玉祥又占便宜又賣乖的機會，其實就是段祺瑞的勝利。政治家的成敗有許多不同的評判標準，想盡可能保護自己，還是想盡可能傷害敵人，各有不同的玩法。段祺瑞最後的玩法表明，他已經根本不想東山再起了。

他的晚年是節制和體面的，因為他的缺陷主要不在道德方面。他這種人如果生在比較正常的社會，很容易成為優秀的軍官，足以發揮技術能力，卻不會暴露判斷力的弱點。他客串政治家，主要是時勢所逼和資歷所致，實際上害了他，也害了他的國家。他犯下的罪行比大多數同時代人更少，犯下的錯誤卻比大多數同時代人更多。然而正如塔列朗親王¹¹所說，有些錯誤比罪行更嚴重。歷史對他極其慷慨，對他的前人和後人卻非常吝嗇。他用普普通通的愚庸葬送的機會窗口，無數大智大勇之士用無限的犧牲都無法贖回。

1毛奇（Helmuth Karl Bernhard von Moltke，1800-1891），也稱老毛奇，普魯士和德意志名將，陸軍元帥，參謀本部制度的發揚光大者。他精通大戰略，一切計畫和行動都能與俾斯麥的外交政策相配合，每戰必勝，從未敗北，是普魯士統一德國的頭號軍事功臣。他強調先發制人，迅速進攻，集中優勢兵力，分進合擊，特別注重鐵路在戰爭中的作用，在軍事思想、制訂計畫和指揮作戰三個方面都取得了極高的成就，被各國軍界視作一代宗師。

2華爾（Frederick Townsend Ward，1831-1862），美國浪人，「常勝軍」第一任隊長，他戰死後，白齊文（Henry Andres Burgevine，1836-1865）接任。一八六三年初，李鴻章撤掉白齊文，派英軍官奧加倫暫行接替，三月下旬由著名的戈登（Charles George Gordon，1833-1885）接任。戈登為科班軍人，瞧不上出身浪人的前任。

3明洪武初年建都應天府（今南京），以應天府、蘇州府、鳳陽府等十四個府級單位為直隸。明成祖朱棣遷都後，原京師地區改稱南直隸，原轄區基本不變。清順治二年（1645年）沿明制設江南承宣布政使司，廢除南京國都地位，巡撫衙門設於江寧府。到清朝中後期，江蘇境內形成了二督一撫三個中心的格局：兩江總督駐江寧，江蘇巡撫駐蘇州，漕運總督駐江北淮安之清江。晚清漕運衰落，在裁廢漕運總督的過程中出現了蘇淮分省問題。光緒三十年（1904年），張謇擬就《徐州應建行省議》，建議以徐州為中心，從蘇、魯、豫、皖四省各分出一些州縣，劃為徐州行省。朝廷否定了徐州建省計畫，決定蘇淮分省：裁撤漕運總督，將其缺改為江淮巡撫，「與江蘇巡撫分治，仍歸兩江總督兼轄。」但蘇淮分省遭到輿論的強烈反對，幾經波折，最後「收回江淮設省成命，裁撤漕督，於徐州地方添設提督一缺，以資重鎮」。

4尹昌衡（1884-1953），四川彭縣（今彭州市）升平鎮人，四川武備學堂畢業後赴日留學，回國後任廣西陸軍小學堂監督、四川陸軍速成學堂總教習，辛亥革命時處死總督趙爾豐，成為四川都督府都督，後改任川邊經略使。一九一三年底被袁世凱招至北京後軟禁，袁死後被黎元洪釋放，從此閒居。

5段祺瑞執政時，曹汝霖、陸宗輿、章宗祥等結成「新交通系」（相對於梁士詒的「舊交通系」），幫助段祺瑞辦理借款、包辦國債。梁啟超、湯化龍等的「研究系」在討伐張勳復辟時與段祺瑞走到一起，段祺瑞執政以後，「研究系」要人紛紛入閣。但好景不長，段祺瑞用自己的嫡系班底組織安福國會後，「研究系」被邊緣化。

6劉和珍（1904-1926），女師大學生自治會主席，驅楊風潮的主要參加者，三一八事件中喪生。她的好友、一同喪生的楊德群（1902-1926）是國民黨員。

7泰勒（Charles McArthur Ghankay Taylor，1948- ），非洲軍閥，一九九七年至二零零三年八月十一日間任賴比瑞亞總統。一九九一年，他扶植起一支名為「革命聯合陣線」的獅子山反政府武裝，他以低價購入冷戰後大量過剩的東歐軍火，再轉運獅子山換成鑽石，這些鑽石帶來更多軍火、給養和美元。在他的操縱下，該武裝和塞政府血戰十一年，造成近三十萬人死亡。泰勒大肆擴軍，賴比瑞亞約十分之一的兒童被他抓去當兵。娃娃兵只要被抓來，就逼迫他們殺人、強姦，讓他們從此難以自拔。二零零三年七月，美國強烈要求泰勒下臺，並停止對賴比瑞亞的經濟援助。八月泰勒辭職，逃亡奈及利亞。十一月，美國國會下決議獎賞二百萬美元捕獲泰勒。二零零六年三月二十九日泰勒試圖逃入喀麥隆，在邊境被捕。他被關押在海牙聯合國監獄中，受獅子山特別法庭審判。二零一二年五月三十日被裁定謀殺、強姦及強迫兒童當兵等十一項罪成，判處入獄五十年。

8林昭（1932-1968），原名彭令昭，林昭是筆名。蘇州人。一九五零年蘇南新聞專科學校畢業後參加農村土改，一九五七年在反右運動中被劃為右派，從一九六零年起被以「陰謀推翻人民民主專政罪，反革命罪」長期關押，飽受虐待，在獄中寫了近二十萬字的血書。一九六八年四月二十九日被槍決。五月一日，公安人員來到林昭母親家，索取五分錢子彈費。

9一九二六年三月九日，國民軍在大沽口設置水雷封鎖港口。三月十日，英、法、日、美、意等國駐華使館開會，抗議國民軍封鎖大沽口違反《辛丑合約》，要求撤除一切入京障礙。國民軍於三月十二日宣布開放大沽口岸，可是當日下午，日本驅逐艦在進入大沽口時，國民軍又鳴槍示警，雙方發生交火。事後，日本政府以破壞《辛丑合約》為由向中國提出抗議，並聯合《辛丑合約》八個簽字國的公使，於三月十六日發出最後通牒，提出「拆除大沽口國防工事、北京至出海口的交通不得發生任何障礙」等要求，並限北京段祺瑞臨時執政府在四十八小時以內答覆。十七日，八國軍艦雲集大沽口進行示威。隨後，國共兩黨發動學生運動衝擊政府，即導致劉和珍等人喪生的三一八事件。此事導致段祺瑞成為眾矢之的。

10一九二六年一月，馮玉祥下野去蘇聯尋求援助，張之江任國民軍總司令，鹿鍾麟任國民軍前敵總司令（後任東路總司令）。三月十九日，蘇聯顧問做出決定，在國民軍撤出北京之前趕走段祺瑞。為此，必須勸馮玉祥任命鹿鍾麟為警備司令。四月九日，回京的鹿鍾麟派兵包圍了執政府和吉兆胡同段宅。第二天發布布告，說段祺瑞「禍國殃民，無所不至」，驅逐了段祺瑞。

11塔列朗（Charles Maurice de Talleyrand-Périgord，1754-1838），法國外交家，人稱「變色龍」，歷仕多朝而屹立不倒。他手段高超，在法國戰敗之時仍能利用列強之間的矛盾保護法國的利益。撰有回憶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