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适者生存

挪移石头的，必受损伤；

劈开木头的，必遭危险。

——《圣经•旧约》

本章目的 谁能幸存呢？惟有那些定下恒久目的来追求质量、生产力和服务及投注智慧和毅力的公司才能生存。他们提供的产品和服务还必须具有市场潜能才行。

我们能迎头赶上吗？ 有人问、美国还要多长的时间才能赶上日本？老实说，这个问题太模糊了，但这是由于“缺乏了解”所致。难道有人以为日本人会呆坐原地等别人追上吗？我们怎么追得上总是在加速前进的人？这样做不足以应付挑战，因为只想迎合竞争的人，老早就被吞噬了。我们必须在最后几圈中加倍努力，我们一定能做到——即使要花数十年。

问题出在哪里

我们生活在一个只晓得在高股利、组织、决策、命令和战斗（非贏即输）的社会中，只晓得全力出击，消灭国内外所有的竞争者。这种不留活口，必定要争个你死我活的方式，并不能引领我们迈向较好的物质生活。

这个时代的每一个人都希望自己的生活水准不断进步。只要稍微用一点简单的算术，就能够澄清我们的思路。例如，那些世俗财货不断地供应，以致衣、食、住、行和其他服务也持续供应的情况是怎么产生的呢？除非美国产品在国内外都具有竞争性，要不然美国经济怎么会有任何重大的转机！

不把自己的产品和服务卖出去，又怎么能购买別人的财货呢？惟一可行的方法就是创造出更好的设计、更好的质量及更高的生产力来。

惟有更好的管理才能带来这些提高。最大的问题是，高层管理人什么时候才能积极地负起责任来？要花多少时间？美国企业应朝什么方向发展？是“回到从前”吗？当然不是，我们要“转型”。真正的答案可不是“解决问题”和“增添机器”。

管理阶层最大的困难也许是，不管他们要做什么改变，这些改变都很困难，并几乎导致公司运作瘫痪。

这些产业龙头的薪金和特权都和每季红利密切相关，影响了个人为公司“做对事”的决心。最重要的步骤还是由董事会宣布他们对公司的长程远景感兴趣。为了保护这样的决心，就有必要通过法案来禁止恶意接管及杠杆收购。

转型的迟滞 美国的管理阶层到底要多快才能消除障碍，恢复美国的领导地位呢？我在第2章和第3章已列举了一大堆致命恶疾和其他破坏性弊病。这些都是美国式管理带来的结果，只有美国管理阶层才能根除。

其他一些相关的环境阻碍（不管真实与否）都很容易让大众转移注意力，忽略了管理者应负的责任。它们是人为地操纵汇率、非关税贸易障碍、政府干预等。然而这些障碍统统加起来和美国人已创造出的障碍相比，也只是小巫见大巫。

譬如说，管理人员是否能为了公司的长治久安决定未来产品和服务的恒久目的（他还要在位多久才能领头走向未来）。

上一章已经阐明以下几点的重要：长久生存、提供人们工作机会、策划未来能拥有广大市场的产品和服务等，但要实行这种政策并不容易。每个这么做的人都可能会冒着挪用股利款项（原本可以拿来发放）而被排斥的危险。

1982年3月15日的《商业周刊》就报道了一件事：某位被大公司聘来策划未来的领导人，因去年第四季股利下降而被解雇。

其实管理者才是让股东相信“股利可衡量管理绩效”的始作俑者。有些商学院也教导学生如何在短期内使公司利润极大化。股东们比管理者更精明。包括那些将养老金基金投资于产业的经理在内的股东们，对未来股利的成长潜力比对今日的股利更感兴趣。不知要到何时，管理者才知道他们自己有义务保护投资利益。

要等多久

这种气氛需要多久才能改变？有位广告代理商花了10年改变了整个国家对钻石的看法，然而广告商能改变整个国家对快速获利的看法，而给管理者釆用“恒久目的”的远见机会吗？如果答案是肯定的，到底需要多久呢？10年？20年？或30年？

直到经济学家学会这神新经济理论进而授课前，我们还要等多久？10年？或20年？

政府能做什么？ 等到政府立法机构明白“促成价格竞争的力量并不能解决质量和服务问题”时，不知道多少年已悄然流逝。10年？还是20年？这些破坏服务质量的竞争，绝非我们当初立法的原意。

负责管制的立法机构本身也是受害者：他们不是弄不清楚自己该做什么，就是观念过时了，不知道如何考虑公众利益（同时还让产业界在改进生产力方面困难重重）。美国司法部的反托拉斯部门已经摧毁了我们的电话通信和传输系统，只因他们当初相信价格竞争会带给人民好处，谁知道苦头在后头呢！

这么做既浪费而又可笑。举例来说，福特、庞蒂雅克（通用汽车公司之一）和克莱斯勒的员工，竟不能合作将汽车左前方挡泥板用钢材的量规数从15种降至5种。在政府法规约束下，产业如何能在成本上与日本竞争？

银行家、企业所有者、政府主管当局，到底能不能帮忙美国产业扛下这个挑战？还是仍旧昧于传统？

过去几年来，原本立意良好的政府政策和规范最后却伤害了投资者，这类例子真是比比皆是，而其受损程度还远较原先的深（见《商业周刊》社论，1978年7月3日，112页）。

反托拉斯法不仅受限于环境变迁而已，执法者常忘了什么才是最重要的事。到底怎样才能使美国更具生产力呢？……在反托拉斯事务方面，我们还应该多动脑筋来减肥（梭罗（Lester C.Thurow），《新闻周刊》，1982年1月12日，63页）。

妨碍生产力提高的因素还包括了政府规定。这些规定要企业花费巨资与人力来符合公平雇用法、安全及其他举措。光是1976年，政府法规摊在美国企业身上的成本就高达300亿美元。

我们都知道银打必须应付不计其数的繁文缛节，借贷法案就是个典型的例子。结果银行得雇用大量的法律人员才能应付此等要求（美国银行理事会主席普鲁西亚1982年元月25日于亚特兰大召开“银行管理协会”会议时所指出）。

让我们进步反省。即使管理阶层已热衷实行十四要点，以提高质量、生产力及竞争地位，它们的进展看起来仍相当迟缓。我们必须给采购部门5年的时间学习新职务，才能看到效果产生。也就是说，我们要停止：（1）寻找更低价及与最低价厂商做生意，转移至（2）购买时兼顾质量和价格。同时公司还要努力推行其他提高，停止依赖大量检验、减少供应商数量，并要求交货时提出质量数据。

管理卓著的公司也要5年才能去除障碍，让按时计薪员工以工作为荣（许多公司要10年）。

其他管理要点的进行同样都需要时间。治疗第3章中所说的致命恶疾也很费时（即使管理人员已经建立“恒久目标”）。

何时完成

我们反省过上述障碍后，大概每个人都可看出，美国产业面前仍有一条充满荆棘的坎坷长路要走，至少要经过10~30年，才可能贏得相当程度的竞争地位。（依当时的生活水准而调整，这个地位可能是世界第二或第四位。）

到那时，出口的主干产品可能会减少甚至消失。——只有那些对未来有信心及投入资源于未来的公司才能大量推陈出新。

问题也许不在于“何时”达到，而在于“是否”达到。

过去几年来，农业产品对我们的贸易收支是有帮助的，没有它们赤字会更大。然而土壤和水还能抗战到最后一分钟吗？我们是否会重返农业社会？

然而有趣的是，统计数字指出美国的农业经营愈来愈有效率，我们已达到一人可养其他77人的地步了，因为农业从业人员从不放弃任何一个能提高生产效率的机会。顺便一提，农业实践的创新大半来自世界各地的实验站，它们都应用统计方法来提高效率和试验的可信度。

不幸的是，农业经营多半只着重生产，而且依赖关税、配额以及政府补助来保护。如果我们能投注相当的智慧和努力来开发新用途和拓展世界市场，而不是让政府管理农业的发展和销售，美国农业的利润可能会提升至新水准，开发至新境界。

假如能取消政府的价格补助，农业还可能更具生产力。

适者生存 达尔文的“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法则在自由企业及天择说中都一样适用，这是残忍无情的法则。事实上，问题可以进行化解——只要公司能在质量、生产力和服务水准上坚守岗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