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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有的人不出声，是因为他不知所答；有的人不出声，因为他知道何时该说话。
明智人缄口不言，直等相宜的时候；自夸和愚昧的人，却不看时机。多言的人，必招人厌恶。
——《圣经•德训篇》
本章目的 本章说明了实施中的政府法规（regulation）及工业标准（Standard）都必须要有“操作上”的意义。看“符合”法规或标准与否，仅能由“测试”及“准则”来判断，而准则及测试则必须用统计方式来表达才有意义。法规或标准不这样表示，则意义全无。没有意义的法规，也就没有法律执行力了。
法规及标准
企业通常面临许多法规及标准，其中有政府制定的法规，也有许多相关委员会制定的自愿性标准，以及企业及个人自己所决定的选择。法规及自愿性标准之间的差别，主要在于未能达到要求时处罚则有所不同。
一个法规是否恰当，须视它所能提供的好处能否大于伴随而来的经济浪费而定。例如，驾驶人必须在红灯前停下车来——即使路上显然看不到车子出现，而且可能浪费他的时间及燃料，但若没有如此强制性的规定，则十字路口的意外事故，势将增加不少。
“任何人”都不能容许在“任何时间长短”内违犯法规，增加社会不安，破坏大众的是非观念。为了这个理由，法规本身的性质就是要严格。在一个架构良好的永久系统下，查核及处罚的目的就是希望长期下来不会有人故意违法。同时，政府当局也不应该订定无法执行的义务。
部长们要对国会及制定法规的公众意见负责，因此政府官员便要决定哪些活动须加规范，而不致造成过度浪费或阻碍进步。尤其抑制欺诈行为及保护公民免受欺侮，都是在法规的范畴内。另一方面，当局也可能会（或不会）认为自己有义务保护个人避免因不谨慎而造成的不良后果（如不系汽车安全带、吸烟过量或吸毒）。他们也可能认为农产品的包装必须硬性规定，以及单方面选择及委派电视系统的技术规范。
工业标准 除了法规之外，工业界仍希望在其他广大的范围中做出建议（自愿标准，voluntary standard），应用在大多数案例中。即使企业家或个人在面对这些建议的时候，也可自由决定是否采用。如此一来，就可以避免浪费及阻碍技术进步了。
由于没有包含任何强制性禁令在内，自愿性标准在付诸实施前，不需政府官员签署。一般法令须先通过行政决策相当严格的层层过滤，而自愿标准则可由那些自愿者彼此认同后筹备，无需全体同意，因为这样的建议并不像法规那样严格。
“标准化”架构在所有有关团体间提供了更清楚的意思表达，并且比制定法定的“咨询”（consultation）过程更有弹性，因为参与者的人数有严格的限制。一般而言，在标准化组织的技术委员会上，有兴趣的团体比起参加政府官员咨询会议要轻松得多。因此，决定标准化的定义时，人们常常声明这是根据协定（agreement）而来——纵使是排除在法令准备之外。
如有自愿标准或可避免政府法规 标准化的第一个优点是它可以促使公家机构限制强制性法规的范围，使法规的制定更为经济。政府部门因而可根据数千个小决策，减轻大量繁琐的工作。
在标准化之后，企业界及个人就能受惠于较少的限制，享有更大的自由了。这就是他们为什么愿意贡献时间及金钱致力标准化的原因，因为这样可避免因缺少自愿标准，让许多无用的强制性法规到处滋生。工业界已经了解这点很重要，但农业界则因自愿标准的发展不够，仍有许多法规。
自愿标准好处多 在国内各地来来年往的火车常因机具或汽阀压力的不同，而在轨道间换来换去（即使并未装卸货物）。一列车厢可能自加拿大的哈利法克斯（Halifax）经过蒙特利尔（Montreal）、多伦多及美加边界的水牛城，再到费城、墨西哥，然后北上温哥华，经过许多路线和其他的车厢挂在一起，有的属于铁路公司，有的属于私人……。冷冻车厢停靠时，在当地接通电流来使用。
标准化对我们而言已成了理所当然的事。当我们跨越东西两岸把洗衣机连同其他家庭用品运至另一城市时，从未想过会有什么问题，因为插上插座时一定是同样的电压及电流。我们的白炽灯泡可以在美国佛蒙特州（Vermont）春田市找到和伊利诺斯州春田市一样的插座。我们从衣阿华州（Iowa）送出15/34尺寸的衬衫礼物，也同样适合在弗吉尼亚州长成的脖子和手臂。我们可以开车从美国东岸走到西岸，交通信号灯都一样。在芝加哥我们买了一个在阿克伦（Akron）制造的轮胎，也可适用于我们在纽约购买的底特律（制造）车子，配上匹兹堡制造的车轮。
焦距与镜头直径的比率（如2.8），走到哪里大家都明白。我们可以在世界上任何地方购买一个AA电池，取代电力耗竭的电池（电池质量会因厂牌而有所不同）。北半球国家到处适用的110伏特电压及其插座，方便性当然更自不待言。
标准化并不会减少产品在价格及质量上的竞争力。
相反，休哈特就常说，为了抑制大量生产所制定的制造法规，在欧洲各国或各城市间往往差距甚微，足以打败用关税障碍来禁止大量生产及增加成本的壁垒。
参议员进言
我们所具备的高度标准化程度，简化了我们的生活。它们触目可见，随手可得，几乎感觉不到它们的存在，也因此在无意中给了我们自由进入市场的机会。对美国消费者而言，它给了我们更低的价格、更高的质量，以及更安全、更方便、更快速的交换及配修服务，还有其他因大量生产所获得的优点。我们还应视之为理所当然吗？
标准化促使了美国的大量生产，这也是我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头号武器。可是我们却不能因而忽略了因缺乏某些适当标准，以致在人员及金钱、时间、资源上所造成的损失。真正的损失始于1940年春天，假如英国的弹药能够适用于比利时的枪械，40万英国大军也许可以打得更好、更久一些。损失同样发生在埃尔阿尔门德罗的首次战役中，英国败退的主要原因在于坦克车上的收音机缺乏一些可以互换的标准零件及其他辅助设备。而在美国国内，许多小型公司则失去了参与战时生产的机会，因为我们缺乏一套适用于国防标准的简明系统。有了这套系统，主要承包商及次要承包商间的复杂关系也可以简化许多。
战争早期，因为缺乏标准几乎导致大规模的灾害。譬如，保卫巴拿马运河战线时，某个雷达中一个零件发生故障，指挥人员很失望地发现库房找不到替换零件。他们紧急通知华盛顿当局，从工厂空运零件至运河区。然而早在零件到达之前，管理库房的军官在库房内地毯式地仔细搜寻。他发现8整箱所需零件，但每一箱存货编号都不一样。
这个问题并非由来已久，因为在工业萌芽阶段，标准是由两个人制定的——相关的制造者及使用者，可能他们之间的协定也仅限于“如同前次所订”。政府显然有权对他所购买的东西订定标准，它可算是一个厉害团体，而且应该要主动出击以及受监督。
目前有许多计划及建议案正在进行中，使标准化的工作几乎全部或部分成了政府主要功能之一。可是我反对这种现象。我不希望我那些在华盛顿联邦机构中聪明能干的朋友用他的聪明才智来替这个国家写工业标准，因为它的后续问题实在太多了。
控制了某一产业的标准，便完完全全管制了该产业。在标准化成为政府功能及责任之前，政府将花很多的步骤去管制全美国的工业。
在这样的制度下，政府官员将决定标准在什么时候制定，发展出什么内容来，包括什么条款。这种做法是缺乏弹性的。它不允许单一制造商背离标准，去发展他自己专业上有用的生意。
在这种情况下发展出来的标准，势将成为限制、管制或禁制性的程序，因而降低了消费者的选择机会。
没有一位负责政府政策的规划人员有足够的知识能写出适合于全美国工业及所有美国人的标准。
纳粹德国用命令及奖励的方法来实施标准（特别是在军用飞机的标准化上，它们既多又快）。我们自己在二次世界大战所得到的经验则显示，只有在产业能参与意见，也能决定标准的内容时，才是最好的运作方式。
战时军方某机构拿了一份规格传给制造厂商，该厂商的能力完全不符合机器的严格使用标准，结果每使用两三次便会发生故障。因此，战后多家摄影器材公司便与技术标准协会共同制定规格，既考虑了投影机的需求，也考虑到制造产业的产制能力，如今供军方使用已不成问题。
我们必须使我们的世界达到更高度的和谐及秩序，由简化方式来纾解现代生活的紧张，并通过自由市场上更有效率地产制相容零件，来提高生活水准。我们必须使用标准，就如同美国一位参议员法兰德斯（Flandere）所说的：“解放者把那些已解决的问题留给例行常规，而把那些尚未解决的问题留给有创意的人。”
目前大约有4000名行政人员及技术专家为许多委员会工作，发展美国的各项标准并经常修订。
那些标准的范围从道路交通信号到电子线材，从消防水管的规格到了马戏团帐篷的最新安全规格都有。它们包含了齿轮尺寸、物质含金纯度，以及电力变化范围、热水器、瓦斯器具，还有冷藏设备以及清除工业机器上灰色阴影的变异等。美国标准中还有将音乐标准音“A震频”固定为每秒440个周期的标准，以及达到厨房量杯、浅底锅、汤匙的统一化。有一个委员会目前正在寻求对人造丝织品设定一个最低的标准及标示内容。
所有这些例子中，没有一个是由美国标准协会（American Standards Association，现称美国国家标准协会（American National Standards Institute））主动规定并递交的。它仅对那些与发展标准有关的人士提供协助。例如，在草拟有关人造丝织品的160页标准中，超过30个全国性组织参与此一拟定。生产者、配销者、消费者、服务业及联邦机构皆协助发展。
法规与标准间的关联 制定法规者，如果能在法规中参见有关的工业标准，将使法规更有效力及意义。举例来说，法规中指定加热器散出烟雾的最大含硫量，却要由工业标准去决定实际上如何便利有效地量测硫磺含量，而不支出额外成本。
开发安全方面的技术及方法标准化的早期目的主要是着眼于“以大量生产来降低成本”。
然而在今日，产品本身与其服务相比较，早已微不足道。现今的消费者已不再单纯地以“质量与购买价格的关系”来考虑，他们同时还要考虑使用寿命、可靠度、可修护度、零件容易更换与否及其他特性。生产者也考虑了这些，他们不仅考虑服务质量，还注意到产品的后续命运及其组件是否容易更换（如配件、导线及接头）。这就是为什么相容及互换已成了标准化中最重要的部分。
当然，安全仍是基本的首要考虑，但事实上，只有小部分产品特性与安全有关，所以它的范围有限。改变产生了，安全不再被认为是绝对的需要，并且因为农业、矿业、制造业及服务业方面，大家愈来愈注意不同安全程度的一致性需求，也不可避免地引入了概率观念。
国际标准的更新过程极冗长，有时甚至妨碍创新。
我们今日所了解的国际邮递，其实是通过许多人的努力一步步达到的。下述情况并不夸张。以前寄信人从一个国家寄到另一个国家时，往往需要和送信人交涉邮资，而其费用通常会相差好多倍。
一封由陆路从德国投递到罗马的信，其间可能有3种不同的邮资：（1）通过瑞士，需68芬尼（Pfennig，德国货币单位，即百分之一马克）；（2）通过奥地利，需48芬尼；（3）通过法国，需85芬尼。一封从美国到澳洲的信，如果重量以0.5盎司为单位，其邮资可收取5、33、45、60分或102分，完全视采用6条路线中的哪一条而定。
因此寄信人及不同的邮政单位间有很大的困扰。寄信人不知道信件需要多少邮资，除非他到邮局去查询最新的邮费，决定路径，再将重量转换成途经国家的重量单位，之后才能将所有费用加起来，得到邮资。
工业标准化的落后 美国的工业界可能由于缺乏足够的资金，或不愿去冒“勾结”的风险，因此尚未订定有减少污染及提高大多数机械电子装置安全的适当工业标准。因为这个理由，产业界及公众往往必须因应那些匆促制定（有时由缺乏工业及统计经验者所制定）的政府法规。目前订定标准的机构有美国材料试验会（American Society for Testing and Materials）、美国国家标准协会及其他的许多组织。
政府机构匆促制订标准时，往往会遭遇到定义及测试结果互相冲突的困扰。下面是我引述1980年3月4日《华尔街日报》的标题：
汽车撞击实验产生了一大堆混乱的数据
政府官员承认把试验结果弄混了，但仍然用它来说明防撞杆的规定。
要是汽车业者早在许多年前就已开始制订防撞杆标准，解决那些拼凑而成的撞击标准，这些枝节横生的情况就不会发生了。但业界现在却只能囫囵吞枣，咽下那些匆促设计、未经测试的法规。连能源节约、污染防治及安全控管也是如此。
威廉大内博士的贡献 威廉大内博士（William G.Ouchi）应美国贸易协会年会之邀，前往一个位于佛罗里达州的会议主讲，听众是300多位公司负责人。与会者在下午休会打高尔夫球。第二天下午则休会去钓鱼。大内博士第三天的演讲是这么开始的：
当你们今天下午去打高尔夫球，等着同伴开球时，我希望你们能想想一些问题。上个月我在东京拜访了类似贵会的贸易协会。该贸协由与你们直接竞争的200多家日本公司组成。现在正在召开一个会议，从早上8点进行到晚上9点，每周5天，整整3个月，希望这样一来能让某公司的示波器连接到另一家公司的分析仪上，能让全体会员同意某产品标准，并提出建议给政府当局（如此可加速占有市场）。接下来也能对法规的更改、外贸政策、财务融资的需要达成共识，然后共同去要求政府合作。请告诉我，自此以后5年，谁会更好？
在安全性、触媒转换器、能源节约及其他特性方面分头努力的汽车公司，都想要尽力满足他们的顾客。然而，没有一家公司能储存足够的知识，在考虑经济效益及性能方面给顾客最好的服务。
个别努力所造成的损失是无法计算的。谁来承担这笔损失呢？当然是美国消费者。同时，日本产品却源源不断涌入，在他们的产业界、政府及消费者的合作下，带给美国消费者质量及经济上的利益。
美国的电脑产业缺乏标准，同样也使得整个产业界窒息得透不过气来，并且剥夺消费者选择更好用产品的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