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质量提高全面运动

    日本科技联盟的成立

    据我了解,日本军事当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把科学家分成好几组。其中由小柳贤一领导的一组,直至战后仍维持运作,目标转为“重建日本”,名称也定名为“日本科学技术联盟”(简称“科技联盟”,the Union of Japanese Science and Engineering,简写为JUSE)。

    本书前曾提及一群日本工程师很肯定休哈特方法对日本工业界质量及生产力所做的贡献——时间是1948年至1949年。

    贝尔实验室的人员向科技联盟解释,统计方法提高了美国武器的精确度。我的朋友西堀荣三郎博士听完后说:“是的,我对此事略有所悉——在战争期间有6颗炸弹落在我家附近,但它们全都没有爆炸。”

    此后科技联盟着手进行质改方法的教育。日本管理协会(Japan Management Association)也是这么做的。科技联盟的人员决定下一步引进国外专家。结果1949年他们邀请了我(我在1950年6月接受了邀请,在此之前的两次日本之行主要是为了协助日本统计学家研究住宅及营养情况,以便对1951年的人口普查预做准备)。

    管理阶层的会议

    统计方法在1942年左右在美国萌芽,斯坦福大学为工程师们设计了一个10天的突击课程。美国的作战部(War Department)也为其供应商的工厂开班授课。这样明智的应用在当时曾吸引了许多注意,但由于管理阶层不了解自身的职责,结果统计方法所引燃的火焰,先燃烧、嘶嘶作响,最后终于熄灭了。人们只能解决个别的问题。控制图的应用到处可见,似乎愈多愈好,质量管理部门则雨后春笋般滋生。他们画了控制图,拿来看看,接着就存档了。他们全面接管了各人质量管理的工作。这么做当然全盘错误,因为质量管理是每一个人的工作。他们熄灭了火焰,不再视生产过程提高为必要。(第34页的第五要点)。教导管理阶层责任的方法也无架构可言。1942年至1945年间所举办的10日课程讲师之一的渥金(Holbrook Working)博士,试图邀请管理阶层参加半日的课程,这种想法固然崇高,却不怎么管用。

    1950年的日本

    管理阶层一定要了解他们的职责,不能在日本重蹈美国所犯的错误。但问题是如何接触到日本的高层管理人员。石川一郎先生帮我们解决了这个问题。石川一郎先生为联合经济会社(Federated Economic Societies)的主席及日本科技联盟领导人,他在1950年7月聚集了21位高层管理人,又在该年夏天再度与他们举行讨论会。随后在1952年的两次日本之行及1952年和以后数年间,举行许多次这种讨论会(在高层管理人的讨论会中,用图1.2的简单流程图很有帮助)。

    日本管理阶层有了一个新的经营理念——消费者是生产线上最重要的一部分。因此,日本管理阶层必须全力支持产品表现。他们必须展望未来,设计出新产品及新服务,还要和选定的供应厂商建立长期互信及忠诚的关系,提高原料质量的均一性及可靠性,还要密切注意设备维护、工作指示及量器。

    片面的杰出成就是不够的,不连贯的努力无法造成全国性的冲击。“质量”代表了消费者目前及未来的要求,每一项质管活动都立即成了全公司及全国性的运动。在20世纪50年代的日本,质量提高成为全面的运动。

    全面拓展教育

    有了日本产业界的充分支持,科技联盟开始大规模展开教育,教授管理阶层、工程师及主管提高质量的基本统计方法,对统计师及工程师则授以较高深的统计理论。剥夺按时计薪员工以技术为荣的障碍,在日本不是没有,就是不太严重。因此员工才能制作、了解,并使用控制图。

    400多位工程师在1950年夏天,参加了作者在东京、大阪、名古屋及博多等处亲自主持的8日课程,传授休哈特的方法及原理。

    高层管理人员的课程及工程师的课程持续进行到1951年元月以及随后的数次访问期间。

    消费者调查的课程则由现代抽样方法入门,由于1951年元月开始。学员们分成数组,开始挨家挨户调查家庭缝纫机、脚踏车及药品的需要。

    朱兰博士在1954年应日本科技联盟之邀首次访日。他精辟的教导使得日本管理阶层对于质量及生产力提高所应负的责任有了新的认识。

    1950年至1970年间,日本科技联盟总共将统计方法教给14700名工程师及几千名主管。管理阶层的课程因受限于人力,往往登记后还须等7个月之久。而由日本首屈一指的统计学家所授课的消费者调查,需求也同样殷切。

    对高层管理再进一言

    1950年日本高级管理阶层所需克服的第一个心理障碍为:他们普遍认为日本消费品的低劣形象早已行之有年,要与欧美工业竞争根本是螳臂挡车,但当年日本在质量上却有了新的突破。我在1950年曾预测:不出5年,日本产品将会入侵世界市场,届时日本的生活标准将会与时俱增,与世界最繁荣的国家并驾齐驱。

    我之所以这么有信心是因为(1)对日本劳工的观察;(2)日本管理阶层对工作所具备的知识及热爱,以及他们对学习的渴望;(3)相信日本管理阶层能接受并执行他们的责任;(4)日本科技联盟的教育拓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