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为数甚多。 [56]

没多少年之前，肃剧还不敢像谐剧现在这样放言高论。归根结底，公众的关注和公开讨论的气氛仍然是谐剧赖以生存的根基，而肃剧则退出露天活动，将注意力集中于内在的心灵问题。［381］然而，雅典公众还从未像现在这样被迫如此认真地关注其精神问题；通过悲悼传统肃剧的消失，阿里斯托芬强调了肃剧的政治含义，雅典公众从未像现在这样生动地认识到肃剧的政治含义。在此至关重要的时刻，最伟大的谐剧诗人再次强调了公民的精神与国家的未来之间的内在联系，强调了创造性天才对城邦共同体的巨大责任：从而谐剧也达到了其伟大教育使命的顶点。

[1] 亚里士多德，《诗学》2.1448a1；4.1448b24。

[2] 亚里士多德，《论动物部分》（Part. An. ）3.10.673a8，8。

[3] 柏拉图，《会饮》223d。

[4] 柏拉图，《菲利布》（Phileb. ）50b。

[5] 这是古典时代后来几个世纪看待阿里斯托芬谐剧的自然而然的方式，他们更喜欢米南德的“新谐剧”，后者更接近于他们的社会状态和智识文化。普鲁塔克的《阿里斯托芬与米南德之比较》（Comparison of Aristophanes and Menander），是这种批判性裁定的一个雄辩的表达，这对我们来说是一种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意见，但直到十九世纪之前都非常盛行。这种态度植根于后期希腊的教化（Paideia）体系及其道德和文化标准之中。

[6] 关于对阿里斯托芬谐剧的真正理解的起源的论述，尤其是哈曼（Hamann）、莱辛（Lessing）和歌德（Goethe）的贡献，参见弗里德伦德尔，《阿里斯托芬在德国》（Aristophanes in Deutschland），载《古代文明》VIII，1932，第233页及以下。

[7] 亚里斯多德，《诗学》5.1449a37及以下。

[8] 参见皮卡德-卡布里奇，（A.W. Pickard-Cambridge），《酒神颂歌、肃剧和谐剧》（Dithyramb，Tragedy，and Comedy ），Oxford，1927，第225页及以下。

[9] 旧谐剧作家克拉提诺斯（Cratinus）即因为针对伯利克里的政治讽刺剧而著名。他的其中一部谐剧的标题“ ［阿基罗库斯们］”证明，他有意识地遵循讽刺文学的大师的脚步前进。

[10] 参见卡普斯（E. Capps），《谐剧之进入城邦酒神节》（The Introduction of Comedy into the City Dionysia），载《芝加哥大学十年刊》（Decennial Publications of University of Chicago ）首套丛书，第六册，Chicago，1904，第261页及以下。译注：公元前487年，雅典政府才将谐剧纳入城邦的酒神节，给予肃剧同样的支持，并且举行谐剧竞赛，这是谐剧有历史记录的开始。

[11] 当然，这并不妨碍我们承认谐剧的主要形式因素有其独立的起源，正如杰林斯基（T. Zielinski）《旧谐剧的整合》（Die Gliederung der altattischen Komoedie ，Leipzig，1885）的研究所证明的那样。

[12] 参见贺拉斯，《讽刺诗集》（Sat. ）1，4；昆体良（Quint.），《论演说家的教育》（Institutio Oratoria ）x，1，66；《论不同的谐剧诗人》（De diff.com. ）3，参见凯贝尔（Georgius Kaibel）版，《古希腊谐剧残篇》（Comicorum Graecorum Fragmenta ），Année，1899，第4页。

[13] 参见阿里斯托芬，《骑士》（Knights ）的合唱队主唱段，第507行及以下，尤其是第525行及以下。

[14] 《骑士》，第535行。

[15] 《阿卡奈人》，第738行。

[16] 《骑士》，第539行。

[17] 《云》，第537行及以下。

[18] 《云》，第549行。

[19] 参见本卷此处 及以下。

[20] 《论不同的谐剧诗人》3，参见《古希腊谐剧残篇》（凯贝尔版），第4页。

[21] 柏拉图，《王制》564a。

[22] 参见雷耶斯（Alfonso Reyes），《雅典时期的批评》（La critica en la edad Ateniense ），Mexico，1941。

[23] 柏拉图，《斐利布》49c。

[24] 参见本卷此处 。

[25] 参见吉尔伯特·默雷（Gilbert Murray），《阿里斯托芬》，Oxford，1933。

[26] 参见迈内克（A. Meineke），《希腊谐剧残篇》（Fragm. Com. Graec. ）1，40及以下；贝克（Th. Bergk），《语文学小论文》（Kleine philologische Schriften ）II，Halle，1886，第444页及以下。

[27] 阿里斯托芬，《阿卡奈人》，第530—531行。

[28]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3.37及以下。

[29] 在《巴比伦人》中，雅典残暴地对待其弱小盟邦的实际问题饱受攻击。《阿卡奈人》强烈呼吁和平，直接针对雅典的官方政策，与数年之后的《和平》（Peace ）一样。

[30] 译注：Paphlagonian，意为“唾沫飞溅的人”，阿里斯托芬给克勒翁起的绰号，因为克勒翁在演说时满嘴唾沫。

[31] 在德国，对赋予阿提卡谐剧生命的政治精神的真正理解，首次出现在古代史家德罗伊森（Johann Gustav Droysen）对阿里斯托芬谐剧的著名翻译中，尤其是在他对阿里斯托芬的那些单部剧的卓越引论中，他谈到了它们在其时代的智识和政治处境中的地位。他的译著最近已经重印（Winter，Heidelberg，无日期）。

[32] 柏拉图《普罗泰戈拉》的谐剧因素如此强烈，无疑保存了柏拉图与谐剧诗人针锋相对、一较短长的目的。

[33] 参见由科克（Kock）收集的《赴宴者》（ ）的残篇，《阿提卡谐剧残篇》（Frag. Com. Att. ）1，第438页及以下。

[34] 译注：summum ius，summa iniuria，罗马法之格言，大意是“极端的正义，即极端的不正义”。

[35] 柏拉图在《申辩》中道出了谐剧舞台上的苏格拉底和那个时代的典型智术师之间的相似之处。

[36] 现代学者已经能够证明，《云》中阿里斯托芬笔下的苏格拉底的某些特征，尤其是他将空气神化为第一本原，是从一个当代自然哲学家（即阿波罗尼亚的第欧根尼）那里借来的，参见第尔斯在《柏林科学院会议报告》（1891）中的说法。

[37] 阿里斯托芬，《云》，第889行及以下。

[38] 《云》，第961行及以下。从这里开始赞扬 ［原来的教育，即“旧式教育”］。

[39] 后来，柏拉图在《法义》（796b）中建议恢复古代的舞蹈，包括战争舞，比如克里特的库瑞忒斯（Curetes）舞，斯巴达的狄奥斯库里（Dioscuri）舞，雅典的德墨忒尔和科莱（Demeter and Kore）的舞蹈，参见本书第三卷，此处 。这使人想起阿里斯托芬在《云》一剧中的批评，这种批评似乎不仅仅是对个人感受的表达，它可能反映了他那个时代一种更为广泛的思潮。

[40] 《云》，第1036行及以下。

[41] 参见本卷此处 及以下。

[42] 《云》，第1072行及以下。

[43] 在表现智术师的现代教育的缺德方面，阿里斯托芬充分运用了作为诗人的创作自由。

[44] 参见本卷此处 。

[45] 为了给接下来要进行的正直的逻辑和歪曲的逻辑的对驳留出地方，苏格拉底离开了舞台（《云》，第887行）。

[46] 阿里斯托芬，《蛙》，第1491行及以下。

[47] 诗歌堕落问题的一个重要方面是音乐的退化，这个问题不止一次地讨论过。在阿里斯托芬以及他那个时代的其他谐剧诗人对现代音乐的攻击和柏拉图在《法义》中的著名批判之间，我们非常有趣地看到了二者的密切相似之处。试比较这种相似之处与阿里斯托芬对现代教育的批判的其他特征——柏拉图和阿里斯托芬一样批判那个时代的教育（参见本卷此处，注释[39] ）。关于音乐文化的衰落，谐剧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一段，是斐勒克拉忒斯（Pherecrates）的一部谐剧的一大段残篇；在这段残篇中，淑女音乐（Lady Music）破衣烂衫，娇躯蒙羞，登上舞台。她向 ［正义］抱怨在她身上发生的事情，并对某些现代音乐家，诸如麦拉尼皮德斯（Melanippides）、基内西亚斯、弗里尼斯（Phrynis）和提谟修斯（Timotheus）提出严重控诉，参见伪普鲁塔克（Ps. Plut.），《论音乐》（De Mus. ）30。据说，阿里斯托芬曾以同样的方式攻击音乐家菲洛克塞努斯（Philoxenus）。他对基内西亚斯以及其他音乐家的攻击众所周知。谐剧诗人与柏拉图在三番五次地批评音乐家上的一致，并不支持这样的观点：即这一切都是为了取乐，并无严肃的客观性。在雅典，这是对美且善者（kaloi kagathoi）的批判的一种持久传统。在《法义》700d中，柏拉图也称现代音乐家们 ［不知什么是缪斯的正义］，这使人想起斐勒克拉忒斯的音乐残篇中的 ［正义］（见上文）。

[48] 数十年前，欧波利斯的 ［《民众》］的大量残篇在莎草纸上被发现。它们使我们对阿里斯托芬《蛙》中的哈德斯冥府的场景有了新认识，欧波利斯的戏剧显然是描绘冥府的文学典范。

[49] 《蛙》，第1008行。

[50] 古代文学批评的历史主要集中于哲学家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理论，但其起源可以追溯至公元前五世纪：在我们关于希腊文学的概念中，阿里斯托芬的《蛙》标志着古代文学批评的首次出现。当然，其背后隐藏着智术师关于诗歌问题的思想，不过他们的所思所想我们已经不得而知。参见雷耶斯的《雅典时期的批评》，他在该书中已经明确地讨论过这个问题。

[51] 《蛙》，第1008行。

[52] 《蛙》，第1043行。译注：此处及以下《蛙》中的相关译文参照《罗念生全集》第四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第444—446页的翻译，根据英译本《教化》，略有改动。

[53] 《蛙》，第1053—1055行。

[54] 《蛙》，第1060行及以下。

[55] 《蛙》，第1069行及以下。

[56] 《蛙》，第1500行及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