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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第六章 修昔底德：政治哲学家
［382］修昔底德不是希腊的首个历史学家。因此，为了理解修昔底德，我们必须了解历史意识在他的前辈们那里发展到了何种程度。显然，之前的历史学家几乎没有一个可以与他相比拟，也没有任何一个后继者遵循他所开辟的道路，因为他们各自从自己时代流行的智识偏好中获取其形式和标准。尽管如此，修昔底德与希腊早期的历史写作者们还是有一个交汇之点。历史的最古老的类型产生于希腊自然哲学发端时期的伊奥尼亚：希腊话“
［调查研究］”一词表明了它的伊奥尼亚起源，而且也永远意味着对自然的探究，这也是这个词原初的真正意义。 [1] 就我们所知，赫卡泰乌斯（他就像是来自伊奥尼亚的文化之都米利都的首个伟大自然哲学家）是首个将其“调查研究”从自然整体转移到某个特定领域，即有人居住的地球的人——在此之前，地球仅仅被看作宇宙的一个寻常部分，自然哲学家也只是用一般用语来描述地球表面的结构和特征。 [2] 赫卡泰乌斯关于当时世界的国家和种族的记述，是经验知识和逻辑假设的一种引人注目的混合，如果将其与他的谱系研究和他对神话的理性批评一并考虑，那么赫卡泰乌斯的记述在希腊思想发展中就变得水到渠成和可理解的了。在对旧史诗传统的批判和理性消解中，这是一个重要的阶段，也是历史兴起的一个关键前提， [3] 赫卡泰乌斯的记述根据同样的批判原则，在能通过调查研究得到核实的范围内，收集和考察居住在已知地球上的诸民族的传统信息。
这一步是由希罗多德完成的，在将地理学和民族学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上，希罗多德遵循赫卡泰乌斯，但他的主要兴趣在于人类自身。他的足迹遍及他那个时代的整个文明世界——近东、埃及、小亚细亚和希腊；［383］他研究并随时随地记录各种奇风异俗，以及比希腊更古老的诸民族的杰出智慧；他描述了他们富丽堂皇的宫殿和庙宇；他对他们的王室家族和许多有趣而重要的人物详加叙述，他展示了诸神的权力，以及人类转瞬即逝的命运兴衰如何在他们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通过将其集中到一个重大的核心主题，希罗多德把一堆杂乱无章的东西变成了一个有序整体，就像一块繁复的古代世界的织锦；这个主题就是东方（East）和西方（West）的冲突，从首次历史性碰撞，即希腊人与克洛伊索斯（Croesus）治下的邻居吕底亚王国之间的战争，直到波斯入侵希腊。希罗多德以一种荷马式的讲述故事的欢快和技巧，为后世记录了希腊人和异邦人的光荣业绩——因为，他开篇第一句话就说，这就是他此书的目的 [4] ——并且以一种散文的风格把它们记录下来，乍一看就知道这是一种天真淳朴、不装腔作势的风格，这一风格注定要被他的同时代人所喜爱，就像他的父辈们喜闻乐见史诗风格的诗歌一样。这么说吧，希罗多德的著作，是在科学研究与智术师逻辑的时代，对史诗传统的一种复活；赫卡泰乌斯的理性主义批判已经使史诗传统一蹶不振；或者说，它是一种从旧史诗传统根部长出的新生事物。本着科学家冷静、客观、实证的态度，以及吟唱诗人对伟大人物的热爱，希罗多德将其所见所闻整合进他关于命运对个人和国家的强大支配力量的描述之中。希罗多德的历史是亚细亚的希腊人的历史，是古代世界丰富多彩、高度复合的文明的典型，在英雄时代数个世纪之后，在他们接受外族统治者几十年的统治之后，希腊人再度被其祖国在萨拉米斯和普拉提亚的意外胜利卷进了历史的洪流，但他们仍然没有失去他们长久以来培养起来的那种听天由命的怀疑态度（the resigned scepticism）。
修昔底德创造了政治的历史。尽管希波战争是希罗多德著作的高潮，但他并不是一个政治史家，与很多人一样，他以一种非政治的精神来书写政治的历史。希罗多德出生在哈利卡纳苏斯（Halicarnasus）这座宁静的城市，对于政治生活闻见甚少；及至羽翼丰满，他首次在战后的雅典邂逅政治，他也没有参与其中，只是作为一个仰慕者旁观而已。相反，修昔底德是伯利克里治下的雅典的一个名副其实的公民，［384］而伯利克里时期的雅典的生活气息就是政治活动。公元前六世纪时，梭伦已经为健全的政治理性奠定了基础，这种政治理性早早地使雅典人从他们的伊奥尼亚亲人中脱颖而出，自从公元前六世纪的社会动荡以来，雅典的每一位重要公民都参与了政治活动，雅典人也因此获得了丰富的政治经验和引人注目的政治理念。它的作用只出现在少量对社会状况——伟大的阿提卡诗人们对此视而不见——的深入观察中，在波斯入侵期间，在雅典众志成城、抵抗到底的决心中，才迟迟摆脱庇西特拉图的僭政——直到萨拉米斯战役之后，经由第米斯托克利的扩张主义政策的快速增长，城邦小国成为雅典帝国。
在帝国创建过程中，雅典人的政治思想和政治意志显示出令人吃惊的专注，这一点在修昔底德的历史中得到了充分的理性表达。修昔底德的思想视野局限于与希罗多德的百科全书式的知识相对比——希罗多德冷静地概述了整个已知世界，其国家、人民和神祇，而修昔底德则从不逾越希腊城邦的影响范围。 [5] 不过，尽管修昔底德的主题非常狭窄，但却承载着更深层的问题、更为强烈的体验和深刻的理解。核心的问题是国家的本性，讨论这样的问题在此时的雅典所著的一本书中几乎是必然的。不管怎样，要想理解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为什么会激发历史意识远非易事。希罗多德所叙的各民族历史本身不会促使任何人写一部政治史。 [6] 然而，雅典，当它热切地专注于眼前生活时，突然面临一种危机，身处危机的严肃的政治思想家们被迫形成一种历史意识，尽管现在是在一种新的意义上，并且是另一种不同的内容。实际上，他们不得不去寻找国家的发展所导致的危机的历史必然性。这就是修昔底德的历史所反映的思想革命的真正性质——历史写作没有变成政治写作，但政治思想却成了历史写作。 [7]
有了这个事实，最近提出的一些关于修昔底德如何成为历史学家的观点就站不住脚了。 [8] 这些观点过于自信地假定，［385］修昔底德及其同时代人对于历史学家的性质和职能具有一种先见之明，就像现代学者们所具有的那样。修昔底德不时偏离主题，讨论一些他感兴趣的早期历史等与主题无关的问题；但是他的首要关切是伯罗奔尼撒战争——也就是说，是他自己那个时代的历史。修昔底德著作的第一句话就说到，在这次战争刚刚爆发的时候，他就已经开始了本书的撰述，因为他深信这次战争的重大。但是，问题马上就来了——他是从哪里学到历史研究的技艺的？关于往事的知识的来源是什么？现代学者的解释是，他早就已经在研究希腊的历史，由于这种研究为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爆发所中断，于是认识到战争本身才是他现在运用其写作技巧的伟大主题；但是，他没有浪费之前研究中收集的资料（现在要被抛弃了），而是将其作为一种学术性附录随处插入著作之中。依我看来，这种解释更适用于现代学者，而不适用于一个政治史的开创者，不适用于一名政治家和对战争有直接影响的将军，他对他那个时代的政治问题的兴趣超越一切。是战争使修昔底德成为了一名历史学家。没有人可以仅仅从书本上学到他从实际经验中所学到的东西：尤其不可能从他认为是一个根本不同的时代那里学习到真理——关于那个时代，他认为要知道确定的真相是不可能的。因此，他是一个与通常意义上的历史学家很不相同的历史学家，而他的偶尔跑题去讨论早期历史中的问题，无论其显示的关键判断多么有价值，都要么是偶发事件，要么是借古释今。 [9]
这一点的主要例子，是第一卷开头的考古学附录。 [10] 这段文字的写作主要是为了表明，与修昔底德描述的当前状况相比，以往的历史是如何无足轻重——至少就其可以通过推演得以重构的部分而言是这样，因为我们很难真正了解它。尽管如此，他对以往历史的简要叙述——正因为如此简要所以格外清楚——告诉了我们他用以评判历史事实的标准，以及他衡量自己时代的事件的重要性的标准。
他相信，希腊人的以往历史即使是其最伟大最著名的业绩也无关紧要，［386］因为其生活不足以允许任何政治组织机构的产生和权力的大规模发展。他说，那时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商业和贸易。因为民族迁徙，一个种族不断地取代另一个种族，以至于哪一个种族都居无定所，朝不保夕；而除了技术方面的知识，安全是稳定的政治生活的第一个前提条件。根据修昔底德的记述，国家最肥沃的部分自然而然地成为最频繁的争斗之地，因而其人口之流动也最为频繁，所以既不可能发展出系统的农业耕作，也不可能出现资本积累，没有规模较大的城市，也就没有现代文明的任何其他要素。这对我们理解修昔底德为什么将整个古代历史传统弃置一旁格外具有启发意义，因为那不可能为他的问题提供答案， [11] 修昔底德代之以他自己的假设，即建立在他自己对文化、政治和经济发展之间的联系的清晰洞察之上的一系列大胆推论。这些推论的理性特征类似于智术师对原始人生活的假设性重构，但他们的观点则大异其趣。修昔底德以公元前五世纪时的政治家 的眼光来看待以往历史：他只思考权力 。对技术性知识、经济发展和理性文化则倾向于忽略，除非是作为权力发展的必要条件。权力对他来说，首先意味着拥有巨大的资本资源和广阔的疆域，而这一切都必须有一支强大的海军作为后盾。这显然是公元前五世纪时的雅典人的思想观念。修昔底德以雅典帝国的标准来衡量此前几个世纪的文明，发现它乏善可陈。 [12]
与选择权力 作为原则一样，修昔底德在将此原则运用到希腊早期历史中时也独具慧眼。他以一个现代政治家不偏不倚、朴实平淡的眼光来审视荷马，认为阿伽门农的帝国是希腊历史上第一个伟大的权力，这一点有史可据。 [13] 他以无可阻挡的逻辑，着重强调的语气，从荷马的一句诗中推论说，阿伽门农的统治必然从陆地延伸到了海洋，因此必然得到了一支规模庞大的海军的支持。他对荷马的船队名录颇感兴趣，［387］并且准备接受荷马关于远征特洛伊的各支军事力量的具体叙述（尽管他经常怀疑诗歌传统），因为荷马的叙述坚定了他的信念，即原初希腊的资源无足轻重。 [14] 他运用同样的证据证明，其时舰船的建造还没有得到长足的进展。特洛伊之战是希腊联军进行的第一次大规模海外远征，这是希腊历史记录在案的事实。米诺斯的海军帝国结束了早期希腊半野蛮部落之间相互劫掠的海盗生活，除此之外，此前的希腊历史不足称道。修昔底德想象米诺斯的舰队和他那个时代的雅典舰队一样，长久而严格地巡视着海洋。从而，他根据资本积累、舰队建造和海洋权力的标准，迅速地掠过整个希腊历史，直指伯罗奔尼撒战争，以海军舰队建造中的技术发明来着重说明这次战争，而完全忽视了以往历史丰富的智识和审美遗产。他相信，在波斯战败之后，雅典人第一次在政治上变得重要。海上岛屿和小亚细亚的希腊城市加入雅典同盟使其有力量挑战斯巴达，在此之前，斯巴达一直是希腊的统治力量。随后的希腊历史就是这两个权力体系之间的竞争和碰撞，以一些偶发事件和持久的局部冲突为特点——直到最终决战，这一决战使此前所有的权力斗争看起来形同儿戏、不值一提。
此种对曾经被如此钦羡的希腊早期历史的叙述，最为清晰地——尽管远非彻底——说明了修昔底德的历史观。 [15] 通过以醒目的经济和政治线索勾勒希腊以往的历史，修昔底德揭示了他对他那个时代所发生的事件的态度。我以修昔底德对此前希腊历史叙述的讨论开始自己的研究正是基于这个原因，而不是因为它出现在修昔底德史书的开头。在修昔底德对战争的描述中，同样的原则以远非那么明显的形式出现在著作的紧邻四分之一处，因为这些原则是在一个更大规模的形式上被运用的；但在这里它们几乎已经具备了抽象的纯粹性。在这个附录中，公元前五世纪现实主义政治的流行语，像一种固定不变的事物那样重复出现，且给读者留下了如此深刻的印象，以至于读者以这样一种坚定的信念来对待修昔底德对战争本身的叙述：［388］即它描述了最大规模的权力展示和希腊历史上发生的最大政治危机。
修昔底德的题目越切近现实，他对它越感兴趣，要对它持一种客观中正的态度就越是困难。他作为一个历史学家的目的 ，必须从他对大量历史事件——它们将当时的世界划分为两大敌对阵营——努力达到一种客观看法的角度来理解。如果他本人不是一位著名的政治家，那么他力求客观就不那么令人惊奇，当然也就不那么异乎寻常了。他的意图是说出痛苦的真相，不为任何党派偏见所累，并且尽可能准确——与诗人们对英雄往事的诗性叙述正好相反。 [16] 本质上，这种目的不是由一种政治态度激发的，而是由一种类似于伊奥尼亚自然哲学家的科学态度激发的。不过，通过将那种科学的态度从永恒的自然转移到他那个时代的政治斗争——各种激情和党派利益使这个时代黯淡无光，混乱不堪——修昔底德赢得了理性的重大胜利。他的同时代人欧里庇得斯曾说，自然和戏剧——我们现在称之为历史——之间隔着一条无法跨越的鸿沟。 [17] 他说，除了自然史（亦即自然科学）之外，根本不存在什么其他的historia，即对一个“不变”对象的冷静“探究”。芸芸众生，无论是谁，只要进入政治生活，都会被仇恨与冲突所困扰。 [18] 但是，通过将historia［调查研究］转移到政治领域，修昔底德赋予了这种探究真理的理想以一种新的、更深刻的意义。 [19] 为了理解修昔底德的这一伟大创新，我们必须牢记希腊特有的行动观念。按照希腊人的理解，促使人行动的是知识，所以修昔底德对真理的探究有一个预想的实践目的，从而不同于超然的伊奥尼亚自然科学家所从事的theoria ，即沉思活动。没有一个雅典人相信，除了为导致正确的行动之外，知识可以为任何其他理由而存在。这就是二者之间的巨大区别：一边是伊奥尼亚人，另一边是柏拉图和修昔底德——尽管这两位雅典人行走在如此不同的世界里。许多历史学家都曾被叫作“无心之眼”，但是我们不能说，因为缺乏某种内在热情，修昔底德就天生适合于对历史事实持一种客观的立场。给予他力量摆脱主观干扰的东西，和他认为是他所寻求的客观知识的优势的东西，［389］他本人在阐述其著述目的的段落中说得更加准确：“我的这部历史著作很可能读起来不那么引人入胜，因为书中缺少虚构的神话故事。但是，如果那些想清楚地了解过去所发生的事件的痛苦真相和根据人性将来也会发生的类似事件的人，认为我的著作还有一点益处的话，那么我就心满意足了。一言以蔽之，我的著作不是只想迎合人们的一时嗜好，而是想垂诸永远。” [20]
修昔底德好多次表达了这样的意见：由于不变的人性，个人和民族都会不断地重蹈覆辙。 [21] 这种观念与我们现在通常称之为历史的 态度的东西刚好相反。我们认为，一个真正的历史学家相信历史从不重复自身，每一个历史性事件都独一无二。即使在一个人的生活中所发生的事情，也不存在完全相同的重复。当然，人们确实需要获得经验来指导生活；而赫西俄德所引用的格言说，痛苦的经验使人聪明。 [22] 希腊思想总是想通过达到一种普遍性结论来获得这种类型的知识。因此，修昔底德的自明之理，即个人和民族的历史总是不断地重复自身，在片面的现代意义上，并不 标志着历史意识的诞生。尽管他的著作对独立的历史事件具有因其自身之故的现代历史兴趣，但它试图越过这些，并超越千差万别的偶然事物，以达到其背后普遍而永恒的规律。正是这种理性态度给予了修昔底德的历史不可磨灭的现实魅力。 [23] 它是修昔底德的政治观中的一个本质要素；因为政治家不可能有先见之明并按计划行动，除非在类似的处境中，类似的原因总是产生类似的结果：这种因果连续使得经验成为可能，从而让某种对事物的先见之明得以出现，无论此种先见如何有限。
随着梭伦对这一事实的陈述，希腊的政治思想产生了。 [24] 当然，梭伦关心的是社会有机体的异常状态（pathology），社会有机体由于无节制的反社会行为而陷入明显的病态堕落。梭伦凭借其宗教思想在这里看到了神圣正义的惩罚，尽管根据他自己关于社会作为一个有机体的看法，反社会行为的伤害性后果是由一种自然而然的反作用引起的。从他那个时代起，雅典已经成为一个大国，［390］而且有了一个巨大的、新的政治经验领域——不同的独立城邦之间的相互关系，或我们称之为“对外政治”者。使用这一名称的第一个雅典人是第米斯托克利，修昔底德在一些令人难忘的句子中，形容第米斯托克利实际上是一个新型的人。 [25] 在修昔底德对第米斯托克利性格的描述中，两个关键因素是远见和清晰的判断——这也是修昔底德期待他自己的著作在后世子孙中所激发的品质。修昔底德的著作自始至终都在反复强调同一原则，这证明了他是非常严肃地对待这一目的的：远非仅仅作为智术师的理性态度的一种肤浅层次 [26] ——为了复原历史学家的真正自我，这种肤浅的理解是我们必须切除的，通过经验获得政治知识的努力是修昔底德真正伟大之所在。他深信，历史的真正本质是它提供了政治经验，而不是它体现了任何宗教、伦理或哲学的观念。 [27] 对修昔底德来说，政治构成了一个由其自身内在规律所支配的世界，这种内在规律只有通过审察不是作为孤立的、而是作为一个连续不断的进程的一部分的历史事实，才能被把握。修昔底德对政治事件的性质和规律的深远洞察，使他远超古代其他任何历史学家。只有处于雅典鼎盛时期的一个雅典人才能达到如此境界：这个时期的雅典产生了——以同一种理智类型的两种本质上不同的创造物为例——菲迪亚斯（Phidias）的雕塑艺术和柏拉图的理型 。没有比用培根《新工具》中的一段名言来描述修昔底德理解政治事件的知识概念更确切的了，在《新工具》中，培根将新的科学理想与经院哲学作对比：“Scientia et potentia humana inidem coindunt,quia ignoratio cause destituit effectum. Natura enim non nisi parendo vincitur. Et quod on contemplation instar causae est, id in operatione instar regulae est. ［人类的知识与人类的权力相一致，因为凡不知原因时即不能产生结果。要支配自然就必须先服从自然。一切在思辨中为原因者，在行动中则为法则。］” [28]
修昔底德的政治哲学的独特性——一方面与智术师和柏拉图相比，另一方面与梭伦关于城邦的宗教信仰观念相比——是他不宣扬普遍的教义：在他的著作中没有虚构的故事（fabula docet ）。通过对事件的平铺直叙，他使政治的逻辑变得一清二楚。之所以能这样做，是因为他正在处理一个特殊的课题：伯罗奔尼撒战争，它尤为清晰且概括地展示了政治中真实的起因和真实的结果之间的联系。［391］要将修昔底德的历史概念运用到随意选取的一系列事件中是不可能的：正如期待随便什么时期都能产生阿提卡肃剧或柏拉图哲学，同样也是不可能的。即使是对一件大事的简单的事实描述——无论这件事多么重要——也不会满足他作为一个政治哲学家的目的。他需要一个特定的机会来揭示历史事件的合理性和普遍性。为数众多并不时打断修昔底德著作的演说是其叙述方法的显著特征：因为它们首先是他借以表达自己政治思想的工具。在他解释自己写作历史所遵循的原则时，我们自然而然地希望他说，他像记录外界事实一样准确地重现了那些重要人物的演说。但是，他说他并非逐字逐句照搬他们的原话：因此，读者千万不要将运用在现实事件叙述中的准确原则运用到演说词上。他只是想重现他们的常识（
），但在细节上，他让每一个人物都说出了他自己 认为每个场合要求他们说的话。 [29] 这是一种重要的写作方法，不能以一个历史学家对准确性的追求来解释，而只能以一名政治家洞察每一历史事件的最终政治根源的愿望来解释。
从字面意义上说，这种愿望是不可能实现的。在分析任何一个政治事件的情境时，人们永远不可能固守当事人实际上关于它所说的话，因为当事人之所言常常只是对实情的掩饰，嘴上说的与心里想的远非同一回事；人们总想要揭示他们话语背后的所思所想，但这是不可能的。不过，修昔底德坚定不移地相信，我们可以辨认出各个利益集团所遵循的动机，并将它们记录在案；因此，按照他根据他们各自的政治态度判断各方必然要说的话，他决心让当事人在会议公开演讲时说出他们最深层的动机和想法，或者就像米洛斯对话中那样，只开闭门会议，外人不得与闻。因此，他作为一个斯巴达人，一个科林斯人，一个雅典人，或者一个叙拉古人那样对读者讲话，一会儿作为伯利克里，一会儿作为阿尔西比亚德（Alcibiades）讲话。这种组织适应不同角色的演说词的技巧，可能外在地是模仿荷马史诗，一定程度上又在模仿希罗多德。 [30] 不过，修昔底德是普遍地使用这种技巧，我们把以下事实归因于他对这种技巧的使用：伯罗奔尼撒战争——在希腊智识生活的极盛时期爆发，［392］伴随着一系列探索人类生活最深层问题的争论——对我们来说，好像首先是一场思想观念之间的战争，其次才是一场军事力量之间的对决。在人们于任一场合所实际说过的话语的残留中去寻找这些演说词——就像一些人曾经所做的那样——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正如人们试图在菲迪亚斯雕塑的神祇中辨认出某个具体模特的相貌特征一样。而且，即使修昔底德竭力想要获得他所描述的每场辩论的过程的真正信息，这一点也是必然的：即他书中的许多演说事实上从未有人发表过，而且其中的绝大多数实质上与他自己的版本截然不同。修昔底德相信，在斟酌过每个事件的特定情境之后，他就可以写下当时的特定情境所需要的（
）话语，他的这种相信建立在这样的信念之上：在诸如此类的冲突中，每一种立场观点都有其必然的逻辑，而一个居高临下的观察者可以充分地形成这一隐蔽的逻辑。看起来显得主观的东西，正是修昔底德持之为其演说的客观真理的东西。如果不能公正地看待隐藏在历史学家背后的政治思想家这一事实，我们就不可能对此心领神会、击节称赏。作为想象出来的演说词，修昔底德使用了一种所有演说都相同的风格，这种语言风格常常远比当时希腊人的日常语言高贵，充满了对现代品味来说显得矫揉造作的对偶。 [31] 这些演说以其过度艰深的语言努力表达同样艰深的思想，与来自智术师演说家们的那种形象生动的风格形成奇妙的对比，这些演说是修昔底德政治思想最直接的表达，足以与最伟大的希腊哲学家的著作相提并论，无论是在其晦涩还是在艰深上。
在修昔底德陈述自己的原则时所隐含的意义上，政治思维的最佳例子之一出现在《历史》开头希罗多德关于希波战争起因的叙述中。希罗多德以欧罗巴与亚细亚之间发生冲突的原因来开始其著作：他将这个问题看成一个战争罪行的问题。伯罗奔尼撒战争中的对立双方同样深刻地为战争罪行的问题所困扰，但在战争爆发的所有细节被讨论了上百次之后，仍然无法确定这次战争的责任到底在谁，而且各派势力都相互指责，修昔底德以一种全新的方式提出了这一问题。 [32] ［393］他在战争的“真正原因”和作为战争的直接原因的争议点之间作了区分；他总结说，战争的真正原因是雅典日益增长的势力威胁到了斯巴达的地位，引发了斯巴达人的恐惧。原因 概念来自医学用语，这一点从修昔底德所使用的“
［原因］”一词即可一目了然；因为正是在医学中，第一次在疾病的真正原因和疾病的症候之间作出了科学的区分。 [33] 像修昔底德所做的那样，将有机体科学中作出的区分移用到伯罗奔尼撒战争起源的问题上，不只是一种形式上的行为，这意味着这个问题被充分客观化了，从道德法则的领域中被抽取出来了；从而，政治 作为自然因果关系的一个独立领域被划分了出来。根据修昔底德的描述，对立力量之间的隐秘冲突最终导致了希腊政治的公开危机。这对认识战争的客观因果关系多少是一种宽慰，因为它使观察者超越于党派纷争的仇恨之上，超越于有罪和无辜这一令人不快的问题之上。不过，尽管如此，它也难免令人倍感压抑，因为它使一度被认为是人的自主行为的历史事件（隶属于道德判断的范围），显得好像是一种长期的、持久的、不可避免的进程（受一种更高的必然性的支配）的结果。
修昔底德在一个著名的附记中 [34] ——他把这个附记收录在他对冲突的准备工作的描述中——描述了战争爆发之前的那一段历史进程，即在打败波斯之后的五十年内雅典势力的增长。他在这里被迫 越出本书的时代界限，这一事实证明了他采用这种特殊的结构安排的正确性。除此之外，正如修昔底德自己所说，他对雅典帝国兴起的简短描述本身是有价值的，因为在他之前，关于这一重要历史时期并无充分的叙述。 [35] 不仅如此，人们还有这样的印象：即这个战前五十年的附记，以及修昔底德所说的作为战争真正原因的一切，都是在本书完成之后，再插入到他关于战争的准备工作的叙述中去的，而他本来是想只对直接导致战争的外交和军事行动进行描述。这种印象不仅是由这个部分引人注目的结构造成的，而且还是由以下事实造成的：［394］修昔底德必定在其最初的草稿中描述了战争的开始，但鉴于描述雅典帝国势力增长的附记提到了城墙的被毁（公元前404年），因而直到战争结束之前，它不可能以现在的形式出现。 [36] 而他关于战争真正原因的描述——附记就是支撑这一描述的——显然是关于该问题的毕生思考的结果：它是修昔底德的成熟作品。修昔底德在其早年更多地是关注单纯的事实；后来，他越来越成为一名政治哲学家，越来越大胆地把问题作为一个整体，连同其内在的联系，以及其自身的逻辑必然性来把握。 [37] 这本现有形式的著作所产生的影响，本质上依赖于这一事实：即它提出了一个范围广阔的政治论题，这在其著开头关于战争真正起因的叙述中就得到了明确的表达。
假设一个“真正的历史学家”能够在战争爆发之初就可以清晰地把握战争的真正原因，并将其作为一种长期发展之结果的更高必然性在修昔底德的意义上辨认出来，是一种非历史的以待决之问题为依据的循环论证（Petitio Principii）。这方面最著名的类比是兰克（Leopold von Ranke）的《普鲁士王国史》（History of Prussia）。在1870年普法战争之后问世的该书第二版中，兰克看到了普鲁士的发展在一种全新视角中的历史意义。他自己声明说，直到那时，他才有了他的那些影响深远的总体思想——这是在第二版前言中，他向学界同行们的解释和道歉，因为这些观点讨论的不是史实，而是历史的政治阐释。这些新的概括［总体思想］主要影响了他对普鲁士王国的产生的叙述，他完全重写了《普鲁士王国史》，并且本质上使其范围更加广阔、内容更加深刻。因此，修昔底德是以同样的方式，在战争结束之后，重新修改了其著作描述战争起源的开头部分。
在认识到雅典帝国的势力增长是战争的真正原因之后，修昔底德尝试讨论雅典势力的内在含义。在他对战争的准备工作的叙述中，值得注意的是，他增加了一则关于雅典外部 发展的附记，仅仅作为他对在斯巴达举行的同盟会议——在同盟会议上，斯巴达人在其盟国的竭力敦促下，决定对敌宣战——的精彩描述的一个附录。诚然，直到后来的伯罗奔尼撒全体同盟大会，斯巴达才对雅典实际宣战；但修昔底德以其准确无误的洞察力注意到，［395］只有少数几个拉栖代梦盟邦参加的、控诉雅典侵略的第一次非正式会议极端重要；修昔底德将其作为决定性时刻标识出来，而且通过参会者所做的至少四个演说使其赫然在目——这个数字大于著作中其他任何一个地方所做的演说次数。 [38] 会议主要关注的是拉栖代梦盟邦对雅典的怨恨和控诉；不过，根据修昔底德，斯巴达人被迫宣战，主要不是由于其盟邦的言之凿凿和长篇大论，而是由于他们自己对雅典势力进一步扩张的恐惧。 [39] 在一个真实的辩论中，这一点不能得到非常公开的表达，但修昔底德大胆地忽略了国际法问题——这肯定是会议讨论的主要议题——而且，在所有由盟邦所发表的演说中，只记录了科林斯代表团的结束发言。 [40] 他们是雅典人不共戴天的死敌，因为科林斯是希腊地区第二强大的商业力量，因此，自然而然地成为雅典人的竞争对手。他们以清晰的敌意看待雅典；通过将斯巴达人与精力充沛敢于冒险的雅典人作比较，修昔底德让他们说服迟疑不决的斯巴达人做出最后决断。他们对雅典的民族特性的描述，比任何一个雅典的演说者在公共节日上所做的演说都更加令人印象深刻——甚至超过修昔底德本人的伯利克里葬礼演说，葬礼演说是根据他自己的意愿进行的自由创作，他从中为科林斯人的发言借来了许多要点。 [41] 没有人能够严肃地质疑，后者并非科林斯使团在斯巴达发表的真实演说，其实是修昔底德本人的一种发明创造。创作这样一篇演说——一个敌人在另一个敌人面前赞扬雅典——是修辞技巧的最高境界。 [42] 不过，这样做也具有双重的历史目的：其直接目的是描述科林斯对斯巴达的煽动，这导致了战争，其更高目的是分析雅典崛起的心理基础 。斯巴达人懒散迟钝、枯燥沉闷、目光短浅、固守传统、执着于旧式的体面，与此相较，科林斯人夹杂着嫉妒、憎恨和羡慕来描述雅典人的性格和脾气：永无止息的活力，超乎想象的冲劲（élan），敢于构想，敏于行动，无所不可的多才多艺，能够适应任何处境，百折不挠，失败不可能浇灭他们的激情，只会激励他们采取新的行动——凭借这些品质，雅典接手出现在其视野范围内的一切事物并将其成功地化为己有。［396］当然，这不是对雅典德性的道德赞扬：它只是一种对雅典的精神能量的描述，以便解释雅典在战前大约半个世纪内令人吃惊的进步。
修昔底德现在大胆地以另一个同样类型的演说来平衡这种描述：当斯巴达人正在思考是否对雅典宣战时，雅典使节发表了这个演说；会议的场景自然而然地从一场外交会议，变成了吁请大家倾听雅典声音的一场特殊公共集会。 [43] 修昔底德为雅典人的这次演说给出的外在动机相当模糊，也许是作者有意为之。演说和反驳演说的对象不是斯巴达政府，而是公众，它们共同构成一个强有力的令人印象深刻的整体。针对科林斯人对雅典人所做的心理分析，雅典人现在增加了一个历史分析 ，一个关于雅典从开始到目前为止帝国崛起的历史分析。但是，他们描述的不是雅典所取得的令人欢欣鼓舞的进步的外在发展阶段——这一点是在稍后的附记中做的； [44] 他们分析的是迫使雅典充分而合乎逻辑地扩张其势力的动机的内在发展过程。
从而，修昔底德提供了看待同一个问题的三种不同视角，所有的视角都导致同一个结果。雅典使节关于迫使雅典扩展其势力的历史必然性的演说，是对雅典势力之合法性与正当性的一个宏大论证，只有修昔底德才能做到。这些都是修昔底德自己的思想，只有到雅典帝国崩溃之后，在他达到其政治经验的痛苦［反思］的高度时，他才能提炼出这些历史见识；但在这里，他在战争开始之前，就将其作为一种预见置于雅典的无名使节之口。根据修昔底德的意见，雅典的势力建立在其无可忘却的功绩之上，雅典在马拉松和萨拉米斯的英勇战斗及其胜利保全了全希腊的政治存在和自由。 [45] 在雅典盟邦的意愿将雅典的卓越转化为一种真正的霸权之后，斯巴达对雅典的嫉恨使雅典感到恐惧；为此种恐惧所迫使 ，雅典从其传统的最高地位被强行推入到确保其所赢得的权力更加巩固和持久的处境之中，以便通过对同盟越来越集中的控制来预防其盟邦的背叛，如此这般，［397］逐渐将其原本独立的诸盟邦推向臣属的境地。与恐惧的动机一样，雅典还为其野心和自利的动机所支配。 [46]
这就是雅典的势力被人性不变的法则所迫使 而发展的进程。 [47] 斯巴达人现在相信，他们正代表着反抗自私自利和侵略扩张的正义，但是，如果他们一旦设法摧毁雅典并接管其权力，希腊人对他们的同情心就会很快消失，并证明此种霸权可以易主，但绝不会改变其政治品格及其手段和结果。 [48] 从战争开始的第一天起，公共舆论就将雅典看作专制统治的体现，而将斯巴达看作自由的保卫者。 [49] 在这种情况下，修昔底德这样想完全是自然而然的；但是，他看到专制统治者和自由保卫者的角色并不与这些城邦中任何持久的道德品质相对应，而仅仅是有朝一日当权力的平衡被改变，就可以互换的令旁观者震惊的面具。这是来自经验的声音，绝不可能错误——它是在雅典帝国崩溃之后，希腊将要从斯巴达这个“解放者”的专制统治那里获得的经验。 [50]
但是，色诺芬这个修昔底德的续貂者表明了，那个年代的绝大多数人，离理解这种内在于一切政治权力的法则是多么遥远。色诺芬凭一种单纯的道德正义的信念，认为斯巴达霸权和雅典霸权的衰落，都是由于天神对人的傲慢自大的报复和惩罚。 [51] 将色诺芬的看法与修昔底德对历史事实的分析相比较，简直就是对后者巨大智力优势的鉴赏。只有凭借对导致战争爆发的历史事件的内在必然性的洞察，修昔底德才达到了他努力追求的完全客观中正的观点。这一点适用于他对斯巴达的判断，同样也适用于他对雅典的判断。因为，正如他考虑到雅典势力的增长是必然的和无可避免的一样， [52] 他以一种反向的强调——怎么高估这种强调都不为过——看到了斯巴达也一样为其对雅典的恐惧所迫使而宣战。 [53] 在修昔底德的著作中，无论是此处，还是别的任何地方，我们都没有正当理由说他遣词造句“碰巧含糊不清”。在几年惴惴不安的和平之后，雅典和斯巴达之间爆发了第二次战争，修昔底德在描述这场战争时着意使用了同一个词语，我相信这一点迄今仍未被注意到：他说，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潜在的敌对状态之后，对立的双方被迫 继续开战。 [54] ［398］这个词出现在所谓的修昔底德的第二序言中，在描述了阿奇达慕斯（Archidamian）战争之后，他提出了一个革命性的观念，即休战期前后的两次战争应被看作属于同一场大战。这一观念与修昔底德关于战争无可避免的必然性思想——原因论部分表达了这一思想——共同构成一个伟大的整体，此二者都是修昔底德的政治远见发展到最后和最高阶段的产物。
随着对冲突的统一性的讨论，我们从战争的原因转向战争本身。修昔底德对战争的描述显示出其政治思想对历史事实同样强大的洞察力。公元前五世纪时的希腊肃剧，由于拥有了一支合唱队——合唱队的思想和情感不断地反映戏剧情节的发展并强调其重要意义——而与后来的戏剧相区别。修昔底德的历史叙述以同样的方式，即由于修昔底德笔下的所有历史事实都有理智活动的不断伴随和澄清，而与其后继者相区别；这种伴随历史事实的理智活动，不是作为一连串冗长乏味的评论出现的，而是被一些演说转换成理智的公开活动， [55] 再被直接而生动地放在了沉思中的读者面前。这些演说是启发思想的无尽宝藏，但是我们在这里不想描述其包含的政治思想财富。这些政治思想部分是以一些警句的形式提出的，部分是作为逻辑推论或微妙区别提出的；修昔底德非常喜欢将两个或者更多的相互对立的演说放在同一个主题之下——即智术师们常用的前后矛盾（antilogy）法。因此，通过斯巴达国王阿奇达慕斯（King Archidamus）和监察官斯森涅莱达斯（Sthenelaidas）两人的演说，修昔底德揭示了战争爆发之前斯巴达政策的两种主导性倾向——渴望和平的保守派及其对立面的主战派。与此类似，修昔底德在尼基阿斯和阿尔西比亚德关于西西里远征的演说中——他们两人都将出任远征军的联合指挥官，但他们关于这次远征的看法截然相反——体现了雅典人民对于远征西西里的两种态度。在描述米提利尼的反叛时，通过记叙克勒翁和狄奥多图斯（Diodotus）在公民大会上的两个针锋相对的演说，修昔底德利用这个机会解释了雅典的温和派和极端派所持的联盟政策，并进而说明了战争时期恰如其分地处理盟邦问题的极端困难。通过普拉提亚陷落之后，［399］普拉提亚人和底比斯人在斯巴达审判委员会——为给世界留下普拉提亚人得到了一种公正的审判这样的印象，它假装审判，尽管法官们都来自原告底比斯的盟国斯巴达——面前发表的演说，修昔底德展示了战争与正义无法并存的事实。
修昔底德的著作为政治中的意识形态与实际事实的关系问题提供了许多例证——这个问题是党派斗争的陈词滥调带来的。斯巴达人作为自由（Liberty）和正义（Justice）的捍卫者，注定要扮演他们自己的角色：通过表达道貌岸然的道德情感倾向——这种道德情感通常与他们自己的利益如此一致，以至于他们根本不需要问自己这些倾向哪一个在何处结束，另一个又从何处发端。雅典人的处境比较困难，因此，他们不得不诉诸国家荣誉 （National Honour）。这种诉求看起来似乎只顾自己，不顾他人，但通常比斯巴达“解放者（Liberlators）”说的伪善之言要招人喜欢，伯拉西达（Brasidas）是斯巴达“解放者”中最和蔼可亲、最不虚伪的一位。
战争期间，处于强权夹击之中的弱小城邦的中立问题，在米洛斯（Melos）和卡马里纳（Camarina）两地发表的演说中，从两个不同的视角——即正义的视角和政治现实主义的视角——得到了处理。西西里人，在他们对外敌的恐惧和对最大的西西里城邦的霸权的仇视之间纠结撕扯，他们确实期盼一场瘟疫降临在他们双方头上；将被相互对立的利益所分离的诸城邦联合在一个共同的危险之中，是一个政治问题，西西里人具体体现了这一问题。斯巴达人在派罗斯（Pylos）运气不佳，遭遇失败之后，有人提出在一种胜利的和平与协商决定的和平之间做出选择，斯巴达在派罗斯的遭遇使其突然非常渴望和平，而长久厌战的雅典人则直接拒绝了任何和解的提议。战争中影响战略的心理问题，在由不同的将军对其部队所发表的讲话中得到了讨论，而那些影响政治生活的问题则在几个由重要政治家发表的伟大演说中得到了处理：例如，伯利克里讨论了雅典人的厌战心理和悲观主义。 [56] 修昔底德也描述了大瘟疫的恐怖体验的巨大政治后果，它击穿了社会道德底线，给雅典造成了无法估量的损失；在勾画了科基拉（Corcyra）革命的恐怖之后，修昔底德解释了由于长期的战争和剧烈的阶级冲突造成的社会道德的崩溃和对所有社会标准的重估。 [57] 显然，修昔底德对科基拉革命的破坏性后果的描述意在与雅典大瘟疫的后果作一类比，［400］这种类比因为修昔底德对这两种现象的大胆分析而得到了加强：正如在讨论战争的起源时，他并没有像一个道德家那样说教，而是像一个医生那样检查、探测和诊断，他相信他对公共道德的崩溃的描述是他对战争病理学的描述的一种贡献。
这一简短概述足以表明，修昔底德的著作覆盖了战争期间产生的所有重大政治问题。修昔底德精心挑选了讨论这些问题的时机和场合，而不是遵循事件发生的时间顺序的安排。修昔底德以迥异的方式处理类似的事实——有时故意将战争的残酷与痛苦放在最显著的位置，有时又无动于衷地一笔带过，忽略比之前更大的恐怖，因为只要少数几个事例就足以说明战争的残酷性一面了。 [58]
在修昔底德对战争的实际叙述中，和他对战争起源的叙述一样，核心问题仍然是政治权力的产生和稳固问题——实际上，上述提到的绝大多数不相关的问题都与此核心问题相关联。修昔底德没有从一个普通的痴迷权力的政治家的立场来看待这一问题：考虑到他的政治远见，这是很自然的。他明确地将政治权力的产生和稳固看作人类生活整体的一个部分——人类生活并不完全受权力欲的支配；重要的是，雅典人自己，作为最明目张胆、最残酷无情的权力爱好者，承认正义是他们自己帝国范围内的最高准则，并为雅典是一个建立在正义之上，而非东方专制统治之上的现代法治国家而自豪。雅典使团在斯巴达公民大会上为其帝国主义的对外政策所做的辩护演说中，充分表达了这一点。 [59] 修昔底德认为，城邦内部的阶级冲突恶化为一种普遍的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是政治共同体的一种恶疾。 [60] 但是，在一个城邦与另一个城邦的关系中，情况就不同了。因为，尽管那里也存在着由正义所支配的契约，但最终的仲裁者是力量（might），而非正当（right）。如果对峙双方旗鼓相当，他们的关系就叫作战争，而如果其中一方远胜另一方，则叫控制。修昔底德以中立的小岛米洛斯为例说明了后一种处境， [61] 雅典以其海上霸权完全碾压米洛斯。［401］这一事件本身无足轻重，但是它在长达一个世纪之后仍然留存于希腊人的脑海中，且仍然使他们对雅典愤恨不已， [62] 而在战争期间，它彻底摧毁了雅典人曾经激起的那一点点同情心。 [63]
这是修昔底德写作技巧的一个经典例子：完全独立于事件本身的实际重要性，他用事件来象征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并将其叙述扩展为政治思想的杰作。在这里，修昔底德运用了对话的形式——智术师的一种修辞手法，在他书中只此一处——以表明对立的双方争锋相对，将力量和正当的痛苦冲突在其全部不可避免的必然性中永恒化了。 [64] 修昔底德以一种完全自由的创作来撰写米洛斯人和雅典人的辩论（这场辩论表面上是在米洛斯人的议事厅紧闭的大门背后进行的），以表达两种无法调和的原则之间的冲突，要想怀疑这一点是不可能的。勇敢的米洛斯人很快发现，他们不可能诉诸雅典人的正义感，因为除了自己的政治支配地位之外，雅典人不承认任何其他是非标准。 [65] 因此，他们力图证明，在雅典运用其霸权时遵守某种自我节制［的原则］有利于雅典本身，因为有朝一日甚至雅典也会不得不诉诸人的正义感和尊严感。 [66] 然而，无论米洛斯人怎么说，雅典人都不惧怕这种警告，他们解释说，他们的利益迫使 他们不得不吞并这个小岛，因为世界会将其持久的中立理解为雅典帝国的软弱的一种标志。 [67] 他们回应米洛斯人的发言说，他们对消灭米洛斯人没有兴趣，并警告他们不要充当不合时宜的英雄角色，螳臂当车，徒作无谓的牺牲：传统骑士的行为准则在当今帝国主义政策中早已是昨日黄花。他们提醒米洛斯人不要盲目地信靠神明和斯巴达人；神明总是站在强者一边，这一点由来已久，并将永世长存；再者，即使是斯巴达人，也不会因回避所谓的“可耻”而出手相救，除非这样做符合他们自身的利益。 [68]
通过让雅典人根据自然法则证明强者权利的正当性，并将神明从正义的保卫者转化为一切尘世权力和力量的典范，修昔底德为雅典的现实主义政策提供了一种哲学学说的深度和正当性。雅典人正在努力消除他们的现实主义强权政策与宗教信仰和道德力量之间的冲突——作为弱者的对手希望利用这种宗教信仰和道德力量来说服他们。［402］在此，修昔底德表明，雅典的霸权政策合乎逻辑地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并为其辩护者所充分理解。修昔底德选择对话的形式来阐发对立双方的冲突，这种形式的性质显示，它永远不可能达到一种最终的是非决断，因为智术师的论辩（米洛斯对话模仿这种论辩）的力量不在于发现解决问题的办法，而在于尽可能清晰地表达论辩双方的观点。但是，通观全篇，修昔底德的态度，使得他不可能在此扮演一个乔装的道德主义者。米洛斯插曲的真正新颖之处在于：它是权力即正当这一原则的首次公开陈述，这一原则对早期希腊思想是陌生的，在公元前五世纪时才第一次被开发利用。强者的权利作为某种类型的自然权利或自然法则，现在与当前的道德规范，即
，两相对立了：这意味着，现在，力量的原则根据其自身的法则构建了一个自己的领域，它既不废除传统的礼法，也不承认其优越性，只是从中分离和独立出来。修昔底德在公元前五世纪的国家观念中发现了这一问题，当我们讨论它时，切不可持柏拉图的那种哲学立场，并指望修昔底德将“善的型（the Idea of the Good）”的标准运用到敌对的希腊各国之中。在其最高的理智成就中，比如在米洛斯对话中，修昔底德仍然是智术师们的学生； [69] 不过，通过利用智术师理论上的自相矛盾来描述历史事实，修昔底德使自己的历史叙述充满了张力和争执，以至于似乎展现了柏拉图哲学的全部难题 （aporiai）。 [70]
现在，我们必须转向战争期间雅典采取帝国主义政策的实际进程了。这里不必对其政策的全部变化和波动详加论述；我们会选取这种政策臻于极致时的关键时刻，即公元前415年的西西里远征来做说明。毫无疑问，修昔底德对这次远征的描述是他所有叙述中的上乘之作，也是其政治远见的一个杰出范例。从其著作的第一卷开始，修昔底德就预示了这次远征。在战争开始之前，科基拉就劝告雅典人接受其强大的海军舰队入盟，并着重提醒，谁掌握了科基拉，谁就是前往西西里的航线的主人。 [71] 第一个前往西西里的雅典使团只有少量几艘船，这似乎无关紧要；但不久之后（公元前424年），［403］修昔底德就让叙拉古大政治家赫摩克拉底（Hermocrates）在革拉（Gela）的一次会议上，努力平息西西里各邦的争议，以便将它们联合在叙拉古的领导之下，迎接将来雅典的攻击。他举出的论据就是后来在雅典入侵西西里期间，他在卡马里纳（Camarina）提出的那些理由。 [72] 毫无疑问，修昔底德是在西西里远征结束之后，当他撰写关于这次远征的来龙去脉时，加上这些初步提示的。他认为唯一具备真正远见的西西里政治家是赫摩克拉底（Hermocrates），赫摩克拉底远见卓识，早就预见到危险的降临，因为危险必定 会到来。赫摩克拉底意识到，雅典人不可能不将他们的权力扩张到西西里，而且如果有西西里城邦邀请他们出面干涉的话，没有人可以谴责他们。（这表明雅典之外的人们也已经学会了根据实际政治的逻辑来思考。）不过，尽管他从雅典人的立场出发来看远征西西里的吸引力，但在雅典人考虑这一想法之前，还有很多事情要发生。
雅典人对远征西西里的计策的认真思考，是在尼基阿斯和约之后的数年——尼基阿斯和约出乎意料地有利于雅典。雅典人还没有从阿奇达慕斯战争中恢复元气，就收到了来自塞杰斯塔（Segesta）的请求，塞杰斯塔请求雅典支援他们与塞利努斯（Selinus）的战争。这是修昔底德整部史著中最富戏剧性的时刻——此刻，在雅典的公民大会上，阿尔西比亚德面对保守派与爱好和平的尼基阿斯的一切警告，阐发其难以置信的宏图伟略——征服西西里控制全希腊，并且解释说，像雅典这样一个伟大帝国的扩张是“无法预计其止境的”，帝国的拥有者只有通过进一步拓展疆域才能保证安全，因为任何停顿和止步都意味着帝国会有崩溃的危险。 [73] 修昔底德的意思是让我们牢记西西里之战发生之前，关于雅典无止境地扩张其势力的必然性， [74] 关于雅典人性格中永不安分、无所畏惧、无限的乐观主义和进取精神所说的一切。 [75] 阿尔西比亚德是此种民族品质的光辉化身。这说明了为什么他具有说服和蛊惑大众的能力，尽管他在私人生活中的高傲自大和盛气凌人令雅典人人憎恨。在一连串相关事件的异常情况下，实际上，能够通过雄心勃勃的事业使雅典转危为安的唯一领导人，是一个被雅典人民所憎恨和嫉妒的人，［404］修昔底德将这一事实看作雅典没落的主要原因之一。 [76] 因为当提出和主导西西里远征计划的人，在远征刚开始就被放逐的情况下，雅典根本就无从实现其计划。因此，读者觉得，雅典人所做的最大努力——由于舰船、军队和将军的损失，它动摇了城邦的根基——是一场严重影响帝国命运的转折点，尽管它还没有决定雅典最终的灾难。 [77]
修昔底德对西西里远征的描述被称作一场肃剧。当然，它没有像希腊化时代的历史那样，在审美和情感效果上假装要与肃剧一较高下，要感动读者，使读者心生怜悯和恐惧。 [78] 保险一点的做法是指出这一事实：即修昔底德本人曾经提到过激励民众大胆冒险的那种自大（hybris）， [79] 此处，他思考的显然是像远征西西里这样的冒险活动。不过，即便如此，他对事实的道德和宗教方面的兴趣，也不如对涉及到的政治问题的兴趣浓厚。设想修昔底德认为西西里的灭顶之灾是神明对雅典扩张的惩罚，是绝对错误的，因为他远未到相信权力本身是一件坏事的地步。从修昔底德的观点看，西西里远征比自大之罪更糟。它的失败归咎于一个政治错误——或者一连串的政治错误。作为一个政治哲学家，他坚持认为民众总是不可避免地倾向于狂妄自大，更确切地说，倾向于构想没有事实支撑的虚幻计划。他认为，正确地引导这种一时心血来潮的冲动是城邦政治领袖们的责任和义务。 [80] 在西西里远征的结局和雅典的最终战败中，修昔底德都没有看到一种幽暗的历史必然性在起支配作用。我们能够设想一种纯之又纯的历史推理，这种历史推理反对把这两次灾难仅仅作为错误的形势估计或者命运的狡计来解释，而宁愿将其视为一种逻辑进程的必然结果。黑格尔就曾尖锐地指责那些脱离实际的历史学家们的琐碎偏狭和信誓旦旦——他们在事情发生之后能看到每一个错误，并且总是认为如果他们自己亲临的话能做得更好；他可能会说，雅典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的失败，不是由于个别的错误，而是由于一种深刻的历史必然性，因为阿尔西比亚德那一代人，无论其民众，还是领袖，都被因走得过远而使自身失效的个人主义所支配，在精神上和肉体上都无法克服战争的重重困难。修昔底德的思考与此不同。［405］作为一名政治家，他将伯罗奔尼撒战争看作一个人类理智需要解决的特定问题。在解决这一问题时，雅典犯了许多至关重要的错误，现在，他从一个更高的批判性的立场来观察和诊断这些错误。他认为这些错误能够而且应该在事后得到识别，而拒绝这样做的可能性就等于否认政治经验的存在。一个重要的事实使他的任务变得轻松：他并没有简单地用自己高人一等 （knowing better）的感觉作为标准，而是从雅典伟大的政治家伯利克里本人那里获取他的标准，伯利克里说服雅典从事这场战争，而且雅典会赢得这场战争（修昔底德深信这一点）。 [81]
修昔底德认为，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结局，几乎完全取决于相互冲突的各国领袖，而陆军和海军将领们的将才远没有那么重要。第二卷的那个著名段落表明了这一点， [82] 在那里，在记录了伯利克里的演说之后——伯利克里以这一演说平息雅典人对他的怒气，安慰因战争和瘟疫而垂头丧气的国人，使他们振作起来做进一步的抵抗——修昔底德将伯利克里这位伟大政治家的事业与所有作为雅典人民领袖的后继者们进行了比较。修昔底德写到，在和平时期和战时，只要伯利克里担任城邦的首脑，他就能使雅典安全，他允执厥中，以温和稳健的政策指引城邦。在雅典与伯罗奔尼撒联盟的战争中，唯有他正确地理解雅典所面临的任务。他的政策是静待时机，照看好海军，在战争期间不要去扩张雅典帝国，也不要去从事任何不必要的冒险来加重城邦的负担。但是（修昔底德痛苦不堪地说），他的后继者们所做的一切恰恰相反。出于个人野心和私利，他们在一些显然与战争毫不相干的事务上制定了庞大的计划，如果这些计划成功了，会给他们个人带来荣誉和利益，如果失败了，就会给战争中的国家造成灾难性影响。 [83] 这显然是对阿尔西比亚德的控诉，在是否远征西西里的争议期间，阿尔西比亚德的反对者，小心谨慎、廉洁自重的尼基阿斯以同样的方式描述过他。 [84] 不过，那场争议旨在向读者表明，仅仅拥有正确的洞见和崇高的原则是不够的。不然的话，尼基阿斯（修昔底德以同情的笔触描写他）就会是一个理想的领袖。［406］但是，事实上，阿尔西比亚德具有远胜尼基阿斯的真正领导才能，尽管他将雅典引入险境，而且不做任何不能使他本人得利的事情。然而，正如修昔底德在接下来的一个场合所言，他能够“掌控民众”，修昔底德称赞他在内战迫近的紧要关头对雅典的贡献。 [85]
与此类似，在其对伯利克里的人物勾勒中，修昔底德着重强调他对民众的影响力，以及他“掌控民众，而不为民众所掌控”的能力。 [86] 使伯利克里超越阿尔西比亚德和所有其他人的是另外一个事实，即他在金钱上的廉洁自律，这给了他说真话的权威，敢于提出与民众相反的意见，而不是被迫逢迎他们。他总是将缰绳攥在自己手里：当民众试图挣脱缰绳不受约束时，他可以吓唬和控制他们，而当他们垂头丧气时，他又可以使他们精神振作。因此，伯利克里治下的雅典“名义上是民主制，但事实上是第一公民治下的君主制”： [87] 它是一种卓越政治能力基础上的君主制。伯利克里死后，雅典后继乏人，再也没有另一位这样的统治者。他的后继者们都竞相模仿他，但若不奉承民众并迎合民众的心血来潮，他们中就没有一个能获得伯利克里所具有的重大影响力，哪怕暂时的也没有。根据修昔底德，西西里远征的失败，是因为再也没有人能消除民众的影响力和那种乌合之众的冲动本能，没有人能居于民主制度之上，像一个君王那样治理国家了 [88] ——更不用说这样的事实了：即伯利克里从一开始根本就不会发起西西里远征，因为这与他的防御战略南辕北辙。因为就雅典的力量本身而言，只要城邦内部的党争没有推翻其才华横溢的领导者，那就完全足以打败叙拉古（到此为止，阿尔西比亚德的估计是正确的）。即使在西西里战事失利之后，雅典仍然坚持了十年有余，直到内部的持久纷争使其衰弱不堪，再也无力抵抗。 [89] 直截了当地说，修昔底德的信念的精髓是，在伯利克里的领导下，雅典会轻而易举地赢得伯罗奔尼撒战争。 [90]
通过将伯利克里与后续的政治家相对比，修昔底德以如此清晰的笔触所展示的伯利克里的形象，不仅仅是对一个备受尊敬的人物的个性刻画；他的所有竞争者和继承者都面临着同样的任务，即指引雅典为自己的生命而战，［407］但只有他能够胜任。修昔底德没有丝毫想要描写任何碰巧是伯利克里自己的个性特征的意思——如阿提卡谐剧家们所做的那样，至少对他做夸张的描述。修昔底德笔下的伯利克里是典型的领袖和政治家，只有适合于做一个政治人物的那些特征。如果我们 （we）只在战争的最后阶段才认识到这一事实，即只有伯利克里能够胜任赢得战争的重任，那么，修昔底德对伯利克里政治生涯的概述——这是伯利克里在修昔底德史著中最后一次现身之后的事——就足以表明，修昔底德自己也是在有了同样的经验之后，以同样的方式认识到这一点的。 [91] 修昔底德从远处观察伯利克里，这距离足以使我们认识后者的伟大。修昔底德归诸伯利克里的政策，究竟是完全按照伯利克里自己的方式来表达的，还是（比如）修昔底德自己让伯利克里建议雅典人保持克制，不要扩张其疆域——因为他知道伯利克里在这方面的实际政策，并且已经见到了其继承者倒行逆施的恶果？要确定这一点是很难的；但很清楚，只有在战争结束之后，修昔底德才能几乎完全是通过指出伯利克里没有 （not）犯他的继承者们的错误，来回顾和描述他的政治智慧。这甚至适用于修昔底德对伯利克里的那段相当引人注目的赞扬：伯利克里从不在政治中捞钱和牟取私利。 [92] 修昔底德确实让他在战争爆发时发表了一个演说，并让他说：“不要利用战争来实施新的扩张计划！不要进行不必要的冒险！” [93] 但即使在这段文字中，我们仍然能听到已经看到最终败局的历史学家的声音，因为伯利克里说：“我担心我们自己的失策，远甚于担心敌人的诡计。”当修昔底德说，伯利克里稳健的对外政策，建基于他在雅典内部掌控中的牢固地位时，他正在思考的肯定完全是阿尔西比亚德相对而言的不牢靠。因为尽管修昔底德主要是从内部政策对外部政策的影响来评估其后果，但在他看到雅典人在阿尔西比亚德即将带领他们走向伟大胜利的关键时刻因拒绝其权威而招致的致命后果之后，他认识到，梭伦所描述的那种传统类型的稳健的内部治理，对一场战争的成功实施极其重要。
伯利克里的形象是一个理想的政治家的形象，这一形象中的其他特征是由其演说所提供的。伯利克里的第一次演说阐述了战争的策略， [94] ［408］最后一次演说 [95] 则为我们描述了一位即使在最为重要的危急时刻仍然掌控着国家的领导者。这两次演说之间的紧密联系，和修昔底德对伯利克里性格的概括，允许我们假定，对伯利克里的全部人物描写，包括演说以及其他一切，都是修昔底德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在其职业生涯所构建出来的一个整体；其实，就第三次，也是他最伟大的那次演说（即战后第一年伯利克里在雅典阵亡将士葬礼上的那次演说）而言， [96] 这是被普遍认可的事实。
在修昔底德那里，葬礼演说比其他任何演说都更是历史学家自己的自由创作，一直以来都被解释为修昔底德本人对于雅典过去辉煌荣誉的墓志铭——就唯有死亡才能完整展示那种已逝的纯粹理想而言，这无疑是正确的。在传统的雅典阵亡将士的葬礼演说中，追忆他们的英雄业绩，给予他们崇高评价，是一种习俗。修昔底德将其推进一步，使之成为整个雅典城邦的一种理想化描述。除了伯利克里，修昔底德不能允许任何其他人来发表这一演说，因为伯利克里所具有的卓越才智和崇高品格使他成为唯一有资格阐述雅典精神的政治家。在修昔底德的时代，政治迅速成为渴望权力与成功的野心家和投机者的一种专业及特长。在修昔底德眼中，这也恰恰是伯利克里比克勒翁还有阿尔西比亚德优秀的地方——修昔底德心中构想了一个理想的城邦和一种理想的个体人格，这给了他所有的创作一个真正的目的。在应对这一艰巨任务方面，没有任何一个版本可以挑战修昔底德的高超技艺和轻松自如：他抛开一切常规演说的细枝末节，直接描绘当时的雅典城邦，描绘雅典帝国主义政策的超凡实践能量，以及各种各样无可名状的精神活力，以便将其熔铸为一个伟大的整体。
像修昔底德这样一个了解更多城邦近期发展的人，一定已经看到了许多社会结构方面的复杂事物，它们没有进入之前的政治理想（比如梭伦的eunomia［良治］理想和克里斯提尼的isonomia［均平］理想）——这些政治理想是在一个更淳朴的时代创造出来的，但仍为后世所敬仰。在他写作之前，一直没有足够的语言来表达自己的那些观念——它们是新型城邦的本质的一部分。不过，修昔底德习惯于将一个城邦与另一个城邦的关系设想为对立原则之间自然的和必然的冲突；而且，他发现这同一种冲突，［409］是支配雅典社会的隐蔽结构的基本原则。这在他对雅典政制的特征的看法中得到了很好的说明。他认为雅典的政制是一种原创，不是从别人那里模仿来的，相反，它是其他国家模仿的典范。这一看法预示着后来的哲学理论，即最好的政制是一种混合政制。 [97] 根据修昔底德的意见，雅典的民主制度不是外部平等的力学理想的实现——有些人将这种理想作为正义的顶峰来崇拜，另一些人则将其作为不义的深渊来谴责。修昔底德将伯利克里作为实际上控制城邦的“第一公民”来描写就表明了这一点。 [98] 修昔底德的评论，即伯利克里治下的雅典“名义上是一种民主制度”，在第一公民口中被转换成了葬礼演说上的一种一般化概括。在雅典，他说，每个人在法律面前都是一样的，但在政治生活中，第一重要的是人才的高贵品质。 [99] 这一说法合乎逻辑地包含了以下原则：即如果一个人极其宝贵和重要，大家就会认可他成为国家的统治者。 [100] 另一方面，这种构想承认每一个个体的政治活动都对城邦共同体有某种价值；但也承认这一事实：即单靠民众自身不可能治理一个庞大而难解的帝国——这一点在修昔底德那里甚至为激进的蛊惑民心的政客克勒翁所承认。 [101] 修昔底德认为，伯利克里逝世之后几十年间，彻底的暴民统治 [102] 越来越成为一个尖锐的问题，即天赋杰出的个体与其政治共同体之间的关系问题，而伯利克里的雅典是对这一问题的一个巧妙解决方案。
历史已经表明，这种解决方案依赖于一个天才人物的出现来领导国家——无论是在民主制度中，还是在其他类型的政治制度中，这都是同样罕见的意外事件——历史还表明了，民主制度还面临群龙无首的危险。尽管如此，雅典的民主制度为伯利克里这样的领导者提供了无数的机会来组织个体公民的活力（他曾经如此华丽地颂扬这种活力 [103] ），并将他们作为一种积极的力量用于政治领域。这就是摧毁公元前四世纪僭主政治的力量——自从他们不想接受伯利克里式的民主制度为其领导者所提供的东西之后，他们没有设法为此问题寻找任何解决方案。叙拉古僭主狄奥尼修斯，［410］在诱导叙拉古公民合作治理国家方面，从来没有以这样一种方式真正成功过：即如伯利克里建议的那样，每个公民个体都将其生活划分为私人事务和公共义务；在缺乏某种积极的兴趣和对城邦政治生活的真正洞见的情况下，这样一种领袖与其公民合作治理国家的方式是不可能的。
城邦的政治构造 （politeia）的涵义，不仅指国家的政制（constitution），而且指在此种政制调节范围内的国家的全部生活。尽管雅典的政制不像斯巴达的纪律，规范公民日常生存的每一个细节，但国家的影响是一种无处不在的精神，它深深地浸润着每一个雅典人的生活。在现代希腊，统治 （politeuma）意味着文化 （culture）——这也许是生活和政治之间的古代关联的最后残存。因此，伯利克里对雅典城邦的描绘覆盖了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的全部内容：经济、道德、文化和教育。只有当我们以如此丰满和正确的理解来设想修昔底德的国家理想时，我们才能认识到他的国家理想不只是一种权力机器，而是某种富有色彩、形状和现实感的东西。它来源于伯利克里自身的雅典城邦理想，如果没有这些生动的内容，它就是不完美的。修昔底德所言的权力从来就不是简单的贪欲（pleonexia），即机械的无精神的贪婪。标识雅典精神一切非凡表现——文学、艺术、哲学和道德——的综合品格，不断地出现在伯利克里的国家观念中：他有意识地赞扬斯巴达军营严格的集体观念和伊奥尼亚公民个体经济和智力上宽松自由的原则的一种综合。修昔底德并没有将新型国家设想为一个静止的事物，即在早期的良好秩序中被当作偶像来崇拜的严格的法律结构。相反，他坚持认为新型国家在政治体制上、经济上和精神上都应该是根本的、不可避免的各种对立面之间的一种赫拉克利特式的和谐，通过其内在的张力和平衡保持其自身。因此，他让伯利克里将其描述为各种微妙平衡的对立面——自给自足和享受世界各地的产品、辛苦劳作和消遣娱乐、商业贸易和节日活动、精神和习俗、思想和活力——之间的相互作用。 [104]
这就是雅典人民的伟大领袖所阐发的理想，语言极其富丽堂皇，以便使他们在关键时刻充分意识到他们正在为之而战的至高价值，［411］将他们转化为自己国家的激情洋溢的“热爱者”。不过，修昔底德的意思并不是此种理想只对雅典有效。无论是在精神方面，还是政治方面，他都将雅典看作历史影响力的中心。他认为雅典不仅对自身而且对整个希腊世界都在施加巨大的智力刺激。“一言以蔽之，我将雅典整个城市称为希腊文化的学校”，即
。 [105] 在这种对雅典的精神领导权的认识中——一种完全配得上希腊最伟大的历史学家的认识——修昔底德的创造性洞见第一次认识到了阿提卡文化将会发生一种深远的历史影响这一事实，以及这一事实所涉及到的问题。希腊文化的理想——它在伯利克里时代达到了一种新的广阔范围和崇高气质——从这里开始就要担负起最大可能的历史使命和历史意义。它成了崇高影响力的完整体现——雅典人民和雅典城邦通过他们的理智和精神生活对希腊世界的其他地方行使这种崇高的影响力，它还引导其他国家如雅典人曾经的那样去生活和创造。雅典政治雄心最高的正当性证明——即使在他们失败之后——是教化（paideia）的理想，通过这一理想，雅典精神找到了它的最大安慰——即它自身永垂不朽的保证。
[1] 关于“
［调查研究］”一词作为最早的自然哲学的名称，参见本卷此处 。亚里士多德甚至将其动物学叫作
［对动物的调查研究］，我们错误地将其译为“动物的历史”，即historia animalium 。类似地，泰奥弗拉斯托斯将其植物学著作叫作对植物的一个
［调查研究］。在这方面，他们遵循的是古老的伊奥尼亚传统。译注：亚氏师生的这两部著作即汉译的《动物志》和《植物志》。
[2] 见雅克比（F. Jacoby）发表在保利-维索瓦（Pauly-Wissowa）的《古典学百科全书》（Realencyklopaedie ）上的“赫卡泰乌斯（Hekataios）”条目；亦可参见雅克比，《古希腊的历史编纂学》（Griechische Geschichtschreibung ），载《古代文明》Ⅱ，1926，第1页及以下。
[3] 雅克比愿意将希罗多德“历史之父”的传统称呼授予赫卡泰乌斯。就我们对人类生活的事实按其历史的本质采取科学和理性的处理方法而言，我们可以为支持此种重估说些什么，但历史的宗教和戏剧因素只随着希罗多德对它的新看法而发展，就此而言，希罗多德确实配得上“历史之父”的传统称号。
[4] 希罗多德著作序言的措辞使读者想起荷马史诗的风格和语调；正如人们注意到的那样，“
［功业］”和“
［伟绩］”这两个希腊词语是叙事诗歌的精髓。
[5] 修昔底德在其史著第一章（1.1.2）就提到将希腊人和异族人作为其著作的主题。这可能不只是源于他对希罗多德的模仿——希罗多德以这种全面的方式正确地界定了他的工作，而且也要归因于战争对大部分非希腊地区的影响的不断增长，尤其是波斯帝国在其后期越来越卷入到战争之中，正如色诺芬的《希腊史》（Hellenica ）所表明的那样。假设如本人所相信的那样，修昔底德不是在战争开始时，而是在战争后期或不久之后写下的序言，那么，对异族人的提及就比它只被运用到诸如伊庇鲁斯（Epirus）、色雷斯（Thrace）和马其顿（Macedonia）这些国家要有意义得多。
[6] 在希罗多德对世界的看法中，政治事件永远是他关于生命的神学观念的一个部分，他关于生命的宗教神学观念包含人的和神的事物的整体；而在修昔底德那里，政治因素占据绝对的支配地位，根本没有希罗多德的神学框架的余地。
[7] 换句话说，希罗多德的历史思想，以及修昔底德所谓的其余先驱们的历史思想，本身并不包含修昔底德的那种建设性的政治史的胚芽。
[8] 参见齐格勒（Konrat Ziegler），《修昔底德和世界历史》（Thukydides und die Weltgeschichte ），就职演说，Greifswald，1928。
[9] 这样的附记就是第一卷开头所谓的“考古学”，其中包含了关于早期希腊历史的丰富资料，以及关于雅典本地传统中的传奇人物——即“僭主刺杀者”哈摩狄乌斯（Harmodius）和阿里斯托吉吞（Aristogiton）——的离题闲话（6.54.1及以下）。齐格勒在这些离题闲话中看到了修昔底德历史研究的根源，随着战争的爆发，他的目光转向了眼前，但这些似乎是他自己将当代获得的政治经验运用到了过去的问题上。
[10]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1.2—19。
[11] 在阅读修昔底德对希腊历史以往几个世纪的记录时，人们会想起现代罗马史家蒙森（Theodore Mommsen）所持的态度。在谈到我们关于罗马帝国时期的主要文献来源塔西陀（Tacitus）时，蒙森评论说，他没什么用，因为，当他告诉我们对一个真正的历史学家来说什么是不重要的东西时，他对“真正重要的”问题只字未提。这就是修昔底德对一切所谓的传统——他所继承的诗歌传统和历史传统——的感觉。
[12] 参见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1.2.2；1.7.1；1.8.3；1.9；2.1等处，通贯整个所谓的“考古学”部分。
[13]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1.9。
[14]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1.10.3—4。
[15] 我不能接受沙德瓦尔特的《修昔底德的历史学》（Die geschichtschreibung des Thukydides ，Berlin，1929）中的观点，他追随施瓦茨的《修昔底德的历史著作》（Das geschichtswerk des Thukydides ，Bonn，1919），坚持认为修昔底德的考古学离题是其著作的一个很老的部分，并从这个部分出发重构修昔底德早期的智识态度（“智术师的学生”）。我会在其他地方给出更多为什么不同意这一看法的详细理由。自这部著作第一版问世以来，比策尔（F. Bizer）已经在其专题论文《修昔底德的考古学研究》（Untersuchungen zur Archaeologie des Thukydides ，Tubingen，1937）中再次考察了这一问题，并且已经赞同我的意见，参见泰布勒（E. Taeubler），《修昔底德的考古学》（Die Archaeologie des Thukydides ），Leipzig，1927。
[16]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1.21，1.22.4。
[17] 欧里庇得斯残篇910（诺克编）。译注：欧里庇得斯的意思是，所谓历史就是一连串戏剧性事件，根本不可能像自然一样成为那种客观的科学研究的对象。
[18] 更确切地说，欧里庇得斯赞之为人的最高幸福的“历史”，与其说是修昔底德的历史，不如说是卢克莱修（Lucretius）的历史，诗人维吉尔（Vergil）曾在其诗行中赞扬后者：Felix qui potuit rerum cognoscere causas［洞悉事物真理的人无比幸运］，参见《农事诗》（Georgica ）II，490。
[19] 参见科克伦（C.N. Cochrane），《修昔底德和历史科学》（Thucydides and the Science of History） ，Oxford，1929。科克伦特别讨论了修昔底德在其历史中有条不紊的态度与当时希腊医学的关系。这种关系在医学对当时哲学和教育学理论（苏格拉底、柏拉图、伊索克拉底）的影响中，有其完美的对应；参见本书第三卷，第一章“作为教化的希腊医学”。这一事实证明，医学能够以非常不同的方式被理解、被用作一种学习的典范。
[20]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1.22.4。这是修昔底德史著第一卷中的著名篇章，讨论了历史的方法问题。
[21] 在修昔底德著作的开头，在他讨论作者所采取的方法以及他以此种方法所追求的目的时，就表达了这种意见（1.22.4）。当前战争中出现的事件，由于不变的人性，将会以相同的或者类似的方式在后世再现。这一观点——即历史变迁无论怎样沧海桑田，但人的本性本质上仍然始终如一——在修昔底德关于政治危机的性质的经典讨论中，又一次得到了明确的表达（3.82.2）；修昔底德关于历史知识的有用性的现实主义观念正是建立在这一观点之上。基于同样的原因，他对瘟疫的症状进行了著名的描述（2.48.3及以下），他预料同样的瘟疫将来会再次出现，而他在著作中力图提供的关于瘟疫性质的知识，可以使将来的人们通过瘟疫的症候辨认这种疾病。这似乎越出了我们所考虑的政治史家的任务的范围；不过，修昔底德对瘟疫的症候及其与人的生理本性和心理本性的关系的分析，与他对政治现象的分析一样，包含着科学思维的任务的观念。对修昔底德不变的人性观念来说最重要的东西，在其著作的其他一些段落（例如1.76.2—3；4.61.5；5.105.2）中越发清晰。其中，他说，根据人性，强者总是想要统治弱者。因此，在修昔底德看来，很大程度上，人性一般而言就是激情永恒不变的优势地位，特定而言就是权力意志对理智的优势地位。修昔底德历史思想中的这一自明之理（axiom），与智术师时代的许多观念相一致，被所有的政治党派和参战各国所公开共享。柏拉图也是从这一自明之理开始着手他对人们一贯用政治来理解道德基础的批判，参见本书第二卷，此处 ，此处 以下，此处 。
[22] 赫西俄德，《劳作与时日》，第218行。
[23] 与现代历史编撰中流行的对时代、条件、人格和观念的独特性感兴趣相比较，人们可以把修昔底德的这种态度叫作“古典的”。这种个别地加以考虑的历史观，是十八世纪后期和十九世纪早期的浪漫主义精神的产物。参见迈内克（Friedrich Meinecke），《历史主义的兴起》（Die Entstehung des Historismus ），二卷本，Munich，Berlin，1936。
[25]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1.138.3。
[27] 希罗多德和色诺芬在他们的著作中明确表达了这些观念。
[28] 培根（Bacon），《新工具》（Novum Organum ）I，3，Flower，第二版，Oxford，1889。
[29]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1.22.1。关于修昔底德著作中这一计划的阐述，参见格罗斯金斯基（A. Grosskinsky），《修昔底德的计划》（Das Programm des Thukydides），收录于《新德语研究》（Neue deutsche Forschungen ），古典语文学部分（Abt. Klass. Phil.），Berlin，1936；以及我的学生帕策（H. Patzer）的论著《修昔底德的历史编纂问题和修昔底德之问》（Das Problem der Geschichtsschreibung des Thukydides und die Thukydideische Frage ），Berlin，1937。
[30] 参见德夫纳（A. Deffner），《希罗多德的演说词及其在修昔底德那里的深化》（Die Rede bei Herodot und ihre weiterbildung bei Thukydides ），Munich，diss., 1933。
[31] 修昔底德著作中的演说风格，正如我描述的特性，至少在某种程度上，与他那个时候的政治演说的语言相对应，这一点是芬利（John Finley）的《修昔底德》（Thucydides ，Cambridge，Mass., 1942）第250页及以下的主题之一。参见同一作者的《修昔底德的风格的起源》（The Origin of Thucydides' Style）一文，载《哈佛古典语文学研究》（Harvard Studies in Classical Philology ），第50期（1939），第35页及以下；亦可参见其《欧里庇得斯和修昔底德》（Euripides and Thucydides）一文，载《哈佛古典语文学研究》，第49期（1938），第23页及以下。
[32]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1.23.6。
[33] 施瓦茨和其他一些早期的批评家认识到了“
［原因］”一词的医学起源，并对其做了简要说明。在科克伦的《修昔底德和历史科学》一书中，它成了一种被更广泛探讨的主题。
[34]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1.89—118。
[35]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1.97.2。修昔底德明确地提到的此前对这个时期的处理是指赫兰尼库斯（Hellanicus）的《阿提卡史》（
），修昔底德批评该书叙述简略，书中的年代也不准确。
[36]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1.93.5。这个关于围绕比雷埃夫斯港（Piraeus）的雅典长墙的宽度的句子——即使在雅典的防御工事被敌人系统地拆毁之后，我们仍然可以看到其遗址——看起来不像是后来添加上去的，不能从其句子的文本结构中随便移除。很可能整个关于战前五十年的附记，都是在战争结束之后写就的（参见本卷此处，注释[41] ）。
[37] 修昔底德的著作从一开始就显然计划做一种事实的实录（
），修昔底德即使在后来也保留这个词（1.1.1）；他还用这个词来表示赫兰尼库斯（Hellanicus）关于雅典战前历史所写的故事类型（1.97.2）。不过，随着岁月的推移，这种“实录（record）”吸收了修昔底德的所有政治思考，这种政治反思给我们现在读到的历史的结束部分留下了独特的印记。这部完成了的著作不再是一种简单的
［实录］。
[38]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1.66.88。
[39]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1.88。
[40]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1.68—71。
[41] 在此，我们当然不能对这一点进行细节上的论证。但是，如果我们此处将其当作理所当然之事（我希望在其他时机证明这一点），而且，如果伯利克里的葬礼演说是由史家修昔底德在战争的悲剧性结局不久之后写就的这一点显而易见的话，那么科林斯人的演说的写作必定也属于同一个时期。我想，同样的年代，必然也对在斯巴达的同一场合发表的其他三个演说同样有效，尤其是对雅典使节发表的演说（1.73—78）同样有效。我们在此处注释[36] 中已经表达过，关于战前五十年的附记（1.89—118）表明了其同样来自于之后的线索。所有这一切都将支持这一解释：第一卷整个关于战争的“真正原因（
）”的部分，也即现在随着外交争论（
，参见1.66.1）出现的部分，更确切地说，从一个更深远、更普遍的观点对历史事件所作出的评估，是修昔底德在其最后时期给出其著作的最终形式时才增加上去的。
[42] 参见柏拉图，《美涅克塞努》（Menex. ）235d。从修辞学观点看，在一个城市的敌人面前赞扬这个城市被认为要比对自家人赞扬这个城市难得多。因此，修昔底德似乎将自己的任务设想为对雅典的双重赞美：对内，是在伯利克里的葬礼演说中，对外，是在斯巴达人及其盟邦中间借科林斯人之口。两个演说都只是同一个计划的不同部分，而将它们结合在一起的想法是修昔底德的客观性的典型特征。如果没有科林斯人的演说，那么伯利克里的葬礼演说就会接近于伊索克拉底颂词的那种类型（eidos ），伊索克拉底的颂词本质上是主观的。
[43]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1.73—78。
[44]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1.89—118，关于“五十年时期”的附记，参见上文此处 及以下。
[45] 在这方面，他只能接受其先驱希罗多德在其著作中所采用的主题，但是这一主题显然是雅典政策自身的准则，雅典凭借这一主题证明了希波战争后五十年期间逐步扩张其势力的合法性。
[46]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1.75.3；1.76.2。这三个动机就这样两次被带到读者的脑海里。
[47] 参见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1.75.3：“随后的发展首先迫使我们扩充我们的帝国（
）”；亦可参见1.76.1；此处“迫使（compelled）”一词被有意重复使用。如果斯巴达人在希波战争期间曾经承担过其盟邦提供给雅典人的角色，那么他们也会“被迫”以与雅典相同的方式发展他们自己的霸权。这里所运用的政治必然性或政治驱动的概念，可以追溯至1.76.2—3中的人性概念。
[48]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1.77.6。
[49]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2.8.4—5。尽管修昔底德是一个雅典人，但他并不隐瞒这一事实：希腊世界的绝大多数人的同情心站在斯巴达一边，而雅典常常作为帝国主义势力被憎恨。在这种坦率的承认中，没有历史学家个人方面的恩怨卷入其中。修昔底德认为每一个帝国主义势力都要面对这种怨恨，而这种怨恨不会阻止雅典完成其使命。
[50]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1.77.6：“假如你们推翻了我们，取代我们的地位的话，你们就会马上失去人们因为害怕我们而对你们所表示的好感，如果你们现在的政策还是完全照搬你们领导希腊人反对波斯的短时期内的政策的话。”在我看来，这些话指的是战争结束之后实际发生的情况。提到泡撒尼阿斯以及他在希波战争结束之后所扮演的角色（私通波斯，想做全希腊的统治者），显然是对类似情况的一个暗示，即莱桑德（Lysander）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后的专制政治。这与雅典使团的演说的写作日期相吻合（1.73—78），与科林斯使团发表的演说（1.68—71）处于同一时期；参见本卷此处，注释[41] 和[42] 。
[52] 参见本卷此处，注释[47] 。
[53]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I，23，6；这种政治必然性——权力政治的纯粹算计——在此被定义为战争的真正原因（
） 。
[54]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5.25.2；亦可参见1.118.2，其中，修昔底德说到，如果斯巴达不是被迫这样做的话，他们从不急于开战。但是，尽管起初他们认为，他们没到被迫开战的程度，但最终他们知道了战争是注定不可避免的（参见上一注释）。
[55] 参见戈姆（A.W. Gomme）的《希腊历史和文学中的论说文》（Essays in Greek History and Literature ，Oxford，1937），他讨论了修昔底德的演说。
[56]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2.60—64。
[57]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3.82—84。
[58] 修昔底德在分配战争描写的要点时使用的方法，得到了哈利卡纳苏斯的狄奥尼修斯（Dionysus of Halicarnassus）的研究性欣赏，参见《论修昔底德》（On Thucydides ）（作为一个作家）c.10ff.；尤其可参见c.15，p.347，15ff.（Usener-Radermacher）。
[59]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1.77.1。
[60]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3.82—84。
[61]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5.84—116。
[62] 参见伊索克拉底，《泛希腊集会辞》100，110。《泛雅典娜节演说辞》（Panath. ）63,89。
[63] 关于战争期间希腊人的同情心的论述，参见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2.8.4。
[64] 修昔底德在整部著作中不断强调的正是这种永恒的必然性，参见本卷此处，注释[53] 和[54] 。
[65]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5.89。译注：雅典人是这样说的：“因为我们双方都知道，当今世界通行的规则是，公正的基础是双方实力均衡；同时，我们也知道，强者可以做他们能够做的一切，而弱者只能忍受他们必须忍受的一切。”
[66]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5.90。
[67]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5.97。
[68]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5.105。译注：通常的道德观念，见死不救很“可耻”，对以道德和正义自居，以希腊世界的“解放者”自居的斯巴达而言尤其如此。修昔底德以此强调政治自身的逻辑。
[70] 参见本书第二卷，论“《高尔吉亚》”一章。
[71]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2.36.2。
[72]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4.59，6.76。
[73]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6.18.3。
[74]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1.75.3；1.76.2。
[75]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1.70。
[76] 参见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6.15对阿尔西比亚德的社会地位和私人生活行为的评论；关于他作为一个领袖的素质，参见8.86.4—5，这是修昔底德著作中对阿尔西比亚德个性刻画的最重要部分。
[77] 参见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2.65.11—12，对西西里远征的前景及其失败对这次战争的结局的重要性的判断。
[78] 对于古典希腊意义上的一出真正肃剧来说，修昔底德对隐含在侵略叙拉古的冒险事业中的道德问题和随之而来的毁灭（até ）问题，没有进行足够的强调，尽管在讲述西西里的灾难时，历史学家的修辞艺术没有克制住自己诉诸古代美学理论所谓的
［用肃剧词句装点、夸张］（比如，参见8.1）。我们千万不要忘记，修昔底德明确否定了我们所期望于一出真正的肃剧的东西，即在西西里远征计划中诸如一种
［认知的错误］的存在。根据修昔底德所言，只是因为人们太过短见以至于没有为他们想要达到的目的选择正确的手段，西西里远征才失败了。当然，在更广的意义上，修昔底德对雅典宏伟的军事计划及其政治弱点的严格的实用主义阐述，对读者而言具有一种真正的肃剧效果，虽然它缺乏埃斯库罗斯的那种宗教情感；但是，人们可以试问一下，这种肃剧效果是否没有超出修昔底德所想要的范围。
[79]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2.65.9。
[80] 根据修昔底德所言，西西里的灾难是特定困难的结果，这种特定的困难涉及到一个伟大的民主国家的领导问题，参见此处注释[78] 。他认为，这次失败不应归咎于错误的领导，而是因为没有追随真正的领袖。
[81]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2.65.13。
[82]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2.65。
[83]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2.65.7。
[84]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6.12—13；6.17.1。
[85]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8.86.5。这种
［掌控民众］的能力，是梭伦关于政治领导才能的观念的一部分；参见梭伦残篇24，22；25，6（狄尔编）；参见下一注释。
[86]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2.65.8。在对伯利克里作为一个领导者的这一性格刻画中，再次出现了同样的表述“
［他掌控大众］”，在描述阿尔西比亚德作为一个天生的领导者时，修昔底德就使用了这个词语。
[87]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2.65.9。
[88]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2.65.11。
[89]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2.65.12。
[90]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2.65.13。
[91]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2.65.6；2.65.12。
[92]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2.65.7。
[93]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1.144.1。
[94]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1.140—144。
[95]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2.60—64。
[96]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2.35—46。
[97] 我希望在关于古代世界的混合政制及其历史的一个特定研究中，对此做细节上的进一步证实。
[98]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2.65.9。
[99]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2.37.1。
[100]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2.65.9；修昔底德将伯利克里的统治方式和他治下雅典的民主制叫作“
［第一人的统治］”。在柏拉图的《美诺》中，伯利克里的妻子阿斯帕奇娅在她的文学沙龙里，发表了一个典型的葬礼演说，这一演说当然旨在成为伯利克里在修昔底德史著中的那个著名的葬礼演说的一个机智的般配作品。在这个演说中（238c），阿斯帕奇娅把伯利克里治下的国家组织叫作贵族政体（aristocracy），并且试图证明它是而且一直是“人民同意之下的最优秀者的统治（
）”，参见此处注释[102] 。
[101]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3.37。
[102] 普通读者不妨回想一下雅典民主制度的字面意义是“民众的统治（government by the people）”；它不仅仅与现代民主制度中一样，是“代议制政府（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其中，民众的主要职能只是为立法机构选举代表；确切地说，在雅典，聚集的民众本身就是立法机构，就如其也是司法机构一样。这种情况只有在古代城市国家中才有可能。现代民主制度在废除奴隶制方面已经迈出了重要的一步，超越了其古代先驱；但是，就现在的民众只能通过选举出来的代表行使他们的立法和司法权力而言，现代民主只是一种间接民主。
[103]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2.40.2。
[104] 如果我的假设是正确的，即修昔底德关于雅典政体（2.37.1）原初特征的概念，建立于一种混合政体（参见本卷此处 ）的观念之上；那么，同一种“综合的”结构原则不仅是伯利克里时代的雅典文化生活的特色，也是其政治生活的特色。关于后一条原则，正如其在雅典文化中所呈现的那样，可以参见伯利克里那段著名的话（2.40.1）：
［我们热爱高贵典雅的东西，但是没有因此而变得柔弱］，这是对立的理想之间的完美平衡。修昔底德认为政治生活中最值得称道的对立面之间的类似平衡在8.97.2中得到了明确的表述，这是本著中非常重要的一段内容，尽管它被绝大多数阐释者所忽略，正如它所属的整个第八卷被忽略一样。
[105]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2.4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