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班级、课本和课程是重要的数据平台

可汗学院的故事突显了大数据时代教与学的变化，让我们以崭新的方式看待学校、班级、课本和课程——将它们看作收集和分析数据的平台，并把分析成果用于教育的改良。

这是前所未有的学习方式。一直以来，教育机构根据数据及其流动方式进行的是垂直一体化的管理，生产和收集数据的机构往往就是分析数据的机构。学校提供成绩和其他反馈数据，同时也作为存储和使用这些信息的实体。学校将这些数据用于决策的制定，并把所作的决策传达给学生、家长、未来的用人单位和其他学校。从接纳入学、提供教导、评估表现到授予证书，全部由教育机构一手包办。

尽管教育决策的意义重大，但其制定过程却往往基于相对较少的数据。实际上，此类数据的收集和分析，并不是由客观的局外人、而是由典型的内部人士操作的。试问，教师和学校如何能够做到客观地收集和分析那些反映自身能力与课堂失误的数据？我们又为何仍然依赖于在此基础上建立的系统，而不去考虑它的高度主观性和偏向性？

令人惊讶的是，收集数据并提供分析结果的教学机构在这些操作上承担的责任非常有限。那是因为，数据收集和少量分析仅仅是这些机构提供的服务之一，这不过是被视为其首要服务的“教学”的附属品罢了。

从组织上看，这是不合理的。商业公司早就知道，有关反馈和质量保障的信息应该由与结果无利益关系的专业人士进行收集。否则，相关流程的信息可能会被歪曲。因此，质量控制通常交由专门机构负责，其任务是还原事实，而不是把情况描述成管理者希望的样子。为了达成该目标，公司在组织中对数据流及相关责任进行了分离。但是即使在工厂里，质量控制也往往倾向于测量机器的准确性，而不是人（这样操作者就会少受牵连）。关于数据流的组织分离存在不少争议，并且执行得也不太顺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