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法兰西的革命实践与理论思潮对马克思的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

马克思对法国革命具有浓厚的兴趣、费尔巴哈的“高卢——日尔曼”原则对马克思的影响、同亨利希·海涅的密切交往，尤其是马克思在法国的流亡生活，为研究法兰西思潮提供了直接的材料和广阔的机会。在研究法国革命时，马克思接触到了波旁王朝复辟时刚兴起的关于“第三等级”的历史文献，如以基佐、米涅和梯叶里为代表的学派试图通过严格的决定论和阶级斗争学说来解释全部历史，特别是法国革命的历史。马克思对18世纪的法国唯物主义也予以热心的研究。自洛克到爱尔维修和霍尔巴赫的派别试图把唯物主义推广和应用到社会生活方面。马克思称这一学说为“真正的人道主义”“共产主义的社会基础”。同时，马克思也从诸如圣西门、傅立叶、基督教社会主义者、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列鲁和蒲鲁东、贝朗瑞和乔治·桑等法国社会主义者那里获得了极其丰厚的精神财富。

3.为整个地体现哲学世界观的要求，马克思对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的政治理论以及社会主义进行了研究

马克思从反对黑格尔到拥护费尔巴哈，是因为马克思意识到了，黑格尔乃至鲍威尔的唯心主义都不能真正解决社会生活中最为紧迫的现实问题。马克思意识到，对当代世界的批判，绝不仅仅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与社会生活相关的现实问题，其核心是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又必须归结为私有财产的内在矛盾。而要否定私有财产，达到共产主义，必须通过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通过彻底的革命。马克思在《前进报》上把德国无产阶级称作欧洲无产阶级的理论家，把英国无产阶级称作它的经济学家，而把法国无产阶级称作它的政治家。因为根植于经济的现实中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如果说它本身又必须被当作政治斗争来理解，则这一斗争的“自我意识”就应当被理解为哲学。《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正是以这些思想材料为基础，对上述理论要求的实际表述。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现收录于单行本《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其部分节选内容现收录于《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二、基本观点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马克思当时设想的一个庞大写作计划的一部分，由一个序言和三个未完成的手稿组成。

（一）序言（共4段）：主要阐述了写作的目的、方法和本书的哲学基础，表明了马克思对待青年黑格尔派的态度，指出了全面剖析黑格尔哲学的必要性

第一段：说明写作计划的变动情况和本文的指导思想。《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不是《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一部分，即使涉及到国家、法、道德等，也只是从国民经济学本身的需要出发的。

第二段：说明研究经济学的方法，是经验的而不是思辨的。虽然比较短，但相关信息较多。它告诉我们：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对国民经济学进行了认真的批判研究：“我用不着向熟悉国民经济学的读者保证，我的结论是通过完全经验的、以对国民经济学进行认真的批判研究为基础的分析得出的。”[1]

可见，《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主体部分应该是讨论国民经济学问题的，因为全书的结论来自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研究。

但是上述结论本身不是关于国民经济学的，而是关于人类解放和共产主义问题的。理由是：

第一，《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在紧接着“……分析得出的”这句话之后删去一段话：“与此相反，不学无术的评论家则企图用‘乌托邦的词句’，或者还用‘完全纯粹的、完全决定性的、完全批判的批判’‘不单单是法的，而且是社会的、完全社会的社会’‘密集的大批群众’‘代大批群众发言的发言人’等等一类空话，来非难实证的批判者，以掩饰自己的极端无知和思想贫乏。”[2]这里所说的是布·鲍威尔对马克思《论犹太人问题》的批评。而布·鲍威尔根本不懂国民经济学，他与马克思的分歧及争论，唯一的理论依据是其主观唯心主义哲学，具体内容则与对人的解放道路的寻求有关，再具体说，与当时方兴未艾的社会主义理论有关。正因为如此，马克思随后又指出，他的结论的得出利用了法国、英国和德国社会主义者的著作。

第二，第二段末：“在《德法年鉴》上，我也十分概括地提到过本著作的要点。”[3]马克思在德法年鉴上的两篇文章——《论犹太人问题》《〈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论述了人类解放和社会主义问题，但几乎没有涉及政治经济学。

第三段：说明写作本文参考的选择和哲学基础是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的唯物主义。

第四段：批判鲍威尔等青年黑格尔分子的唯心主义观点，阐述了剖析黑格尔哲学的必要性。

第三、四两段谈的是“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的哲学基础。

综上所述，在马克思眼中，《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一部通过分析批判国民经济学论述共产主义及相关问题的著作。

（二）《笔记本Ⅰ》：这部分是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和马克思对自己的思想的发挥

内容包括四部分，即工资、资本的利润、地租、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笔记本Ⅰ》是马克思在研读了让·巴·萨伊的《论政治经济学》和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两部著作并作了摘要以后，用比较短的时间写出的。斯密把资产阶级社会中工人阶级、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的收入形式即工资、资本的利润和地租视为他的价值理论的核心因素，称它们是收入、交换价值的原因和自然价格的组成部分。马克思把斯密学说的工资、资本的利润和地租这三个经济范畴加以比较分析，提示了斯密学说的矛盾。这就是马克思在《笔记本Ⅰ》中前三部分内容。马克思在这三个部分中，主要是大量摘录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一些思想、观点，并做了评论、引申和发挥。据此，马克思得出了不同于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结论，在此不加详述。第四部分，马克思提出并阐述了著名的“异化劳动”理论以及关于人的本质的学说。因此，这里着重对第四部分内容做概括解析。

马克思首先分析批判了资产阶级经济学，提示了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局限性，提出了经济学研究的任务。马克思认为，他的研究工作是从以前的经济学特别是以亚当·斯密对有关问题的论述为基础的。马克思肯定了古典经济学劳动价值论的意义，也提示了它的缺陷。这些经济学没有得出明确的结论，原因在于他们没有剖析资本主义私有制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矛盾。马克思指出：“国民经济学从私有财产的事实出发。它没有给我们说明这个事实。它把私有财产在现实中所经历的物质过程，放进一般的、抽象的公式，然后把这些公式当做规律。它不理解这些规律，就是说，它没有指明这些规律是怎样从私有财产的本质中产生出来的。国民经济学没有向我们说明劳动和资本分离以及资本和土地分离的原因。”[4]当他确定工资和资本利润之间的关系时，它把资本家的利益当作最终原因。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把应当加以阐明的东西当作前提”，因此，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不能科学地提示资本主义经济运动的规律。在此基础上，马克思给自己提出了提示资本主义制度产生、发展和灭亡的规律的任务：“我们现在必须弄清楚私有制、贪欲以及劳动、资本、地产三者的分离之间，交换和竞争之间、人的价值和人的贬值之间、垄断和竞争等等之间以及这全部异化和货币制度之间的本质联系。”[5]因此，他们从经济事实出发，得出了私有制和私有财产是天然不可侵犯的这一同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相矛盾的结论。而马克思也从同样的经济事实出发，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分析和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批判，得出了不同的结论。因此，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虽然认识到劳动是价值的源泉，却不考察工人同生产的直接关系，掩盖了异化劳动。于是，马克思详细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的异化劳动以及人的本质问题。

1.异化劳动——阐述异化劳动的表现

关于异化劳动的分析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最具有特色的思想之一。“异化”一词最早是17—18世纪的唯物主义者和契约论者提出的，表明财产的让渡、转让。黑格尔把“异化”作为一个哲学范畴进行了探讨，在“对象化”“外化”的意义使用“异化”。费尔巴哈也使用了“异化”范畴，提出“宗教是人的本质的异化”的观点。马克思吸收了上述观点的合理之处，在经过对资本主义经济关系进行认真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马克思批判地吸取了黑格尔劳动是人的本质的思想，以对人性的基本理解为尺度，对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劳动异化进行系统的分析，提示了异化劳动的表现。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是“自由自觉地活动”，而在资本主义生产中，人的劳动则处于异化的状态。劳动异化具体表现在四个方面，即马克思把异化劳动分析为四个规定：

第一，劳动者同其劳动产品的异化，即“物的异化”。

就是说，劳动者同自己的产品处于异己的对象关系之中——工人生产的对象越多，他能占有的对象就越少，并越是受其产品的奴役和统治。马克思认为，劳动是人的本质力量，其产品应是人的本质力量的体现。但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产品却同劳动者相对立。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就越贫穷，劳动产品作为一种异己的力量同劳动相对立。劳动的实现使工人失去现实性，劳动产品反过来成了统治工人的力量。马克思指出：“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的生产的影响和规模越大，他就越贫穷。工人创造的商品越多，他就越变成廉价的商品。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6]工人越是通过自己的劳动占有外部世界、感性自然界，他就越是失去外部对象、生活资料；不仅如此，“劳动所生产的对象，即劳动的产品，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力量，同劳动相对立。”“对对象的占有竟如此表现为异化，以致工人生产的对象越多，他能够占有的对象就越少，而且越受自己的产品即资本的统治。”“这一切后果包含在这样一个规定中：工人对自己的劳动的产品的关系就是对一个异己的对象的关系。”[7]马克思还批评了国民经济学以不考察工人（即劳动）同产品的直接关系来掩盖劳动本质的异化的做法。

马克思针对国民经济学的缺陷指出：“劳动对它的产品的直接关系，是工人对他的生产的对象的关系。有产者对生产对象和生产本身的关系，不过是这前一种关系的结果，……当我们问劳动的本质关系是什么的时候，我们问的是工人对生产的关系。”“按照国民经济学的规律，工人在他的对象中的异化表现在：工人生产得越多，他能够消费的越少；他创造的价值越多，他自己越没有价值、越低贱；工人的产品越完美，工人自己越畸形；工人创造的对象越文明，工人自己越野蛮；劳动越有力量，工人越无力；劳动越机巧，工人越愚笨，越成为自然界的奴隶。”“当然，劳动为富人生产了奇迹般的东西，但是为工人生产了赤贫。劳动生产了宫殿，但是给工人生产了棚舍。劳动生产了美，但是使工人变成畸形。劳动用机器代替了手工劳动，但是使一部分工人回到野蛮的劳动，并使另一部分工人变成机器。劳动生产了智慧，但是给工人生产了愚钝和痴呆。”[8]

第二，劳动者同其他劳动活动的异化，即“活动着的异化”或“自我异化”。

就是说，劳动活动本身对劳动者来说变成了某种外在的、异己的东西——它不是劳动者的自我活动，而是否定劳动者的东西，是使劳动者感到不幸的东西，是使劳动者的肉体和精神遭受折磨和摧残的东西。

马克思认为，“异化不仅表现在结果上，而且表现在生产行为中，表现在生产活动本身中……产品不过是活动、生产的总结……在劳动对象的异化中不过总结了劳动活动本身的异化、外化。”[9]对于劳动者来说，由于劳动产品的异化，生产本身就是一种异化的活动。马克思在分析劳动的外化的表现时指出：劳动本来是把人与动物区别开来的本质特征，但“劳动对工人来说是外在的东西，也就是说，不属于他的本质；因此，他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因此，工人只有在劳动之外才感到自在，而在劳动中则感到不自在，他在不劳动时觉得舒畅，而在劳动时就觉得不舒畅。因此，他的劳动不是自愿的劳动，而是被迫的强制劳动。因此，这种劳动不是满足一种需要，而只是满足劳动以外的那些需要的一种手段。劳动的异己性完全表现在：只要肉体的强制或其他强制一停止，人们会像逃避瘟疫那样逃避劳动。外在的劳动，人在其中使自己外化的劳动，是一种自我牺牲、自我折磨的劳动。最后，对工人来说，劳动的外在性表现在：这种劳动不是他自己的，而是别人的；劳动不属于他；他在劳动中也不属于他自己，而是属于别人……这种活动是他自身的丧失。”这样的结果却是，“人（工人）只有在运用自己的动物机能——吃、喝、生殖，至多还有居住、修饰等等——的时候，才觉得自己在自由活动，而在运用人的机能时，觉得自己只不过是动物。动物的东西成为人的东西，而人的东西成为动物的东西。”[10]

第三，劳动者同其类本质的异化。

在马克思看来，人是一种类存在物，人通过对对象世界的改造，实际地确证了自己是类存在物。而这种“改造”的生产活动原是人的能动的、类的生活。而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劳动中，人的活动被贬低为维持个人的动物生存的手段，这些使人的类本质成为人与人的存在相对立的东西。

马克思指出：“人是类存在物，不仅因为人在实践上和理论上都把类——他自身的类以及其他物的类——当作自己的对象；而且因为——这只是同一种事物的另一种说法——人把自身当作现有的、有生命的类来对待，因为人把自身当作普遍的因而也是自由的存在物来对待。”[11]这就是说，作为类存在物的人，不仅意识到自己是类存在，以及自己的类同其他类的区别，而且还能有意识地把自己当作类来对待，具有类意识。而人的类本质、类意识是在生产生活以及劳动中产生、证明和实现的，“生产生活就是类生活。这是产生生命的生活。一个种的整体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特性。”[12]而异化劳动使自然界（产品）、人本身（劳动）同人相异化，也就使类同人相异化。马克思指出：“异化劳动，由于（1）使自然界同人相异化，（2）使人自身，使他自己的活动机能，使他的生命活动同人相异化，因此，异化劳动也就使类同人相异化；对人来说，异化劳动把类生活变成维持个人生活的手段。第一，它使类生活和个人生活异化；第二，它把抽象形式的个人生活变成同样是抽象形式和异化形式的类生活的目的。”“因为，……劳动这种生命活动、这种生产生活本身对人来说不过是满足一种需要即维持肉体生存的需要的一种手段。”[13]由于使人把类生活变成维持个人生活的手段，因而工人也就失去了自己的类本质、类生活，劳动也就不再是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而只是人谋生的手段。人同自己的类发生了异化。所以，马克思指出：“人的类本质，无论是自然界，还是人的精神的类能力，都变成了对人来说是异己的本质，变成了维持他的个人生存的手段。异化劳动使人自己的身体同人相异化，同样也使在人之外的自然界同人相异化，使他的精神本质、他的人的本质同人相异化。”[14]

第四，劳动中人同人的关系的异化。

根据上述关于劳动异化的第三个规定，既然人从自己本身的类本质中异化出去并与自己的本质相疏远，那么他也就必然与其他人相分离并处于敌对的对立中，正像其他人也与他相疏远、相对立一样。这一规定在表现人同自身的异化关系时，也表现着人与他人的异化关系。

马克思认为，“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自己的生命活动、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的直接结果就是人同人相异化。当人同自身相对立的时候，他也同他人相对立。凡是适用于人对自己的劳动、对自己的劳动产品和对自身的关系的东西，也都适用于人对他人、对他人的劳动和劳动对象的关系。”“人的类本质同人相异化这一命题，说的是一个人同他人相异化，以及他们中的每个人都同人的本质相异化。”“人的异化，一般地说，人对自身的任何关系，只有通过人对他人的关系才得到实现和表现。”[15]所以，劳动产品、劳动不再属于工人，而是属于工人之外的另一个人，“属于另一个有别于我的存在物”。“这个存在物是谁呢？……劳动和劳动产品所归属的那个异己的存在物”，劳动为之服务和劳动产品供其享受的那个存在物，只能是人自身。”“如果劳动产品不是属于工人，而是作为一种异己的力量同工人相对立，那么这只能是由于产品属于工人之外的他人。如果工人的活动对他本身来说是一种痛苦，那么这种活动就必然给他人带来享受和生活乐趣。不是神也不是自然界，只有人自身才能成为统治人的异己力量。”[16]这个跟劳动格格不入的统治工人的异己力量就是资本家阶级。这里，马克思已经认识到，生产中的物质关系（人与物的关系）实质上是人与人的关系（这就为生产关系做了理论铺垫），异化劳动的实质是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的剥削。所以，异化的最终结果是人对人的统治与奴役，即人与人的全面异化。

以上是马克思异化学说中关于劳动异化的四个规定的分析。马克思对异化劳动的论述，克服了国民经济学的缺陷：关于异化劳动与私有制的关系。马克思认为，异化劳动同私有制有内在的联系。他指出：“私有财产一方面是外化劳动的产物，另一方面又是劳动借以外化的手段，是这一外化的实现。”[17]

因此，不像国民经济学坚持的那样——私有制是异化劳动的根源，实际情况却是——私有制只是异化劳动的结果——“私有财产只有发展到最后的、最高的阶段，它的这个秘密才重新暴露出来。”[18]后来就是二者相互作用的关系了。另外，马克思认为国民经济学虽然表面上以劳动为出发点，但却“没有给劳动提供任何东西，而是给私有财产提供了一切”。[19]马克思的劳动异化理论也提出了工人阶级乃至全人类解放的任务。马克思给自己提出了两个进一步研究的问题：一是“从私有财产对真正人的和社会的财产的关系来规定作为异化劳动的结果的私有财产的普遍本质”；二是“人是怎样使自己的劳动外化、异化？这种异化又是怎样由人的发展的本质引起的”？[20]

异化劳动学说贯穿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各部分，是马克思用来分析其他问题的有效方法和理论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