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共产主义学说及对实践作用的阐释

体现了马克思哲学世界观的共产主义问题实际上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中心问题。共产主义的概念开始出现于19世纪三四十年代西欧的一些报刊上，并且很快就成了一种思潮。马克思最早是在《莱茵报》时期接触“共产主义”的，而对共产主义真正发表意见还是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在这里，马克思主要批判了粗陋的共产主义等。但立意还是从正面阐述对共产主义的理解。

第一，重点批判了粗陋的、平均的共产主义。

马克思批判了当时在欧洲流行的五种共产主义理论——一是蒲鲁东的小资产阶级的共产主义；二是以傅立叶为代表的空想社会主义；三是以巴贝夫为代表的平均共产主义，即粗陋的共产主义；四是议会的共产主义；五是无政府的共产主义。

但是马克思批判的重心是以巴贝夫为代表的平均共产主义，即粗陋的共产主义。马克思认为，精陋的共产主义有两大特征：一是以占有物质财富为唯一目的；二是平均化欲望。马克思指出：“在它的最初的形态中不过是私有财产关系的普遍化和完成。而作为这种关系的普遍化和完成，共产主义是以双重的形态表现出来的：首先，实物财产的统治在这种共产主义面前显得如此强大，以致它想把不能被所有的人作为私有财产占有的一切都消灭；它想用强制的方法把才能等等抛弃。在这种共产主义看来，物质的直接的占有是生活和存在的唯一目的；工人这个规定并没有被取消，而是被推广到一切人身上；私有财产关系仍然是共同体同物的世界的关系；最后，这个用普遍的私有财产来反对私有财产的运动是以一种动物的形式表现出来的：用公妻制——也就是把妇女变成公有的和共有的财产——来反对婚姻（它确实是一种排他性的私有财产的形式）。……任何私有财产本身所产生的思想，至少对于比自己更富足的私有财产都含有忌妒和平均主义欲望，这种忌妒和平均主义欲望甚至构成竞争的本质。粗陋的共产主义者不过是充分体现了这种忌妒和这种从想象的最低限度出发的平均主义。”[26]马克思这里所说的共产主义的最初形式，大概首先是指1789—1794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影响下形成的巴贝夫及其拥护者关于“完全平等”的社会以及在排挤私人经济的“国民公社”的基础上实现这种社会的空想社会主义观点。这种观点虽然也表现了当时无产阶级的要求，但是整个说来还带有原始的粗陋的平均共产主义的性质。马克思认为，粗陋的共产主义要求否定私有财产，实行公有制，但是它们把公有制仅仅看作物质财富在所有社会成员中的平均分配，而对不能当作私有财产加以分配的东西，统统抛弃、消灭，因而，他们提出的否定私有财产实际上是要求私有财产关系的普遍化，要求普遍的贫穷。

第二，阐述了共产主义的基本特征。

马克思指出：“共产主义是对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也就是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复归，自觉实现并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实现的复归。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它是历史之谜的解答，而且知道自己就是这种解答。”[27]（“历史之谜的解答”是费尔巴哈的术语，马克思借用这一术语表述自己的观点，意思是说，是从建立在私有制上的社会的客观矛盾的发展中得出共产主义必然性的结论。）马克思的这段论述表明：共产主义既是私有财产的扬弃过程，又是人的异化的扬弃过程；消灭私有财产和扬弃异化是内在统一的，是实现共产主义的基本途径；共产主义将消除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对立，并消除人与自然的对立；共产主义将使人的感觉和特性得到解放，使人的能力得到充分的发展和发挥。

具体地说，共产主义具有如下的特征：

其一，共产主义是一种客观的历史运动。“历史的全部运动，既是这种共产主义的现实的产生活动，即它的经验存在的诞生活动，同时，对它的思维着的意识来说，又是它的被理解和被认识到的生成运动。”[28]就是说，共产主义是人们自觉创造历史的现实过程，是客观的实践活动。

其二，共产主义是私有制的积极扬弃，是人的异化的积极扬弃。私有财产是异化了的、人的生命的物质的感性表现，“对私有财产的扬弃，是人的一切感觉和特性的彻底解放；但这种扬弃之所以是这种解放，正是因为这些感觉和特性无论在主体上还是在客体上都成为人的。”[29]

其三，共产主义是人本身的解放。共产主义绝不是单纯追求物的占有，而是寻求人的解放，只有人和人的活动的解放，才会有人对对象世界的真正占有，才能使人真正占有人的本质，向人的本质复归；但是，复归不是倒退，扬弃不是全盘抛弃，工业和自然科学既创造了异化又消灭着异化。“自我异化的扬弃同自我异化走的是一条道路”。因此，共产主义保留了以往的全部财富，是对私有制的积极扬弃。

其四，在理论形态上，共产主义是自然主义和人道主义的和谐统一；或者说，共产主义的哲学基础是完成了的自然主义和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的统一。因此，马克思指出：“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30]

第三，共产主义运动的理论形成问题。

历史是共产主义的生成运动。“不难看到，整个革命运动必然在私有财产的运动中，即在经济的运动中，为自己既找到经验的基础，也找到理论的基础。……宗教的异化本身只是发生在意识形态领域、人的内心领域中，而经济的异化是现实生活的异化，……共产主义是径直从无神论开始的（欧文），而无神论最初还根本不是共产主义；那种无神论主要还是一个抽象。——因此，无神论的博爱最初还只是哲学的、抽象的博爱，而共产主义的博爱则径直是现实的和直接追求实效的。”[31]马克思认为，经济异化是现实生活的异化，而宗教异化是生产的一些特殊方式，并提出了消灭私有制是废除一切异化的真正基础。

第四，共产主义是人向自身即社会的人的复归。

马克思指出：“无论是劳动的材料还是作为主体的人，都既是运动的结果，又是运动的出发点（并且二者必须是这个出发点，私有财产的历史必然性就在于此。）因此，社会性质是整个运动的普遍性质；正像社会本身生产作为人的人一样，社会也是由人生产的。活动和享受，无论就其内容或就其存在方式来说，都是社会的活动和社会的享受。自然界的合乎人性的本质只有对社会的人来说才是存在的；因为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对人来说才是人与人联系的纽带，才是他为别人的存在和别人为他的存在，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才是人自己的合乎人性的存在的基础，才是人的现实的生活要素。只有在社会中，人的自然的存在对他来说才是人的合乎人性的存在，并且自然界对他来说才成为人。……甚至当我从事科学之类的活动，即从事一种我只在很少情况下才能同别人进行直接联系的活动的时候，我也是社会的，因为我是作为人活动的。不仅我的活动所需的材料——甚至思想家用来进行活动的语言——是作为社会的产品给予我的，而且我本身的存在就是社会的活动；因此，我从自身所做出的东西，是我从自身为社会做出的，并且意识到我自己是社会存在物。……我的普遍意识的活动——作为一种活动——也是我作为社会存在物的理论存在。首先应当避免重新把‘社会’当作抽象的东西同个体对立起来。个体是社会存在物。因此，他的生命表现，即使不采取共同的、同他人一起完成的生命表现这种直接形式，也是社会生活的表现和确证。”[32]

第五，共产主义是对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扬弃，是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

在这里，马克思分析了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提出了人化自然的思想，论述了实践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基础地位。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并未系统、专门地论述实践。但是，其中对实践的非系统论述却涉及新世界观的一些重要问题。异化劳动是马克思分析问题的理论武器，马克思对异化劳动的论述实际上也是对劳动实践的论述。马克思认为，在实践的、现实的世界中，自我异化只有通过同其他人的实践的、现实的关系才能表现出来。异化借以实现的手段本身就是实践的。

马克思指出：“私有财产不过是下述情况的感性表现：人变成对自己来说是对象性的，同时，确切地说，变成异己的和非人的对象；他的生命表现就是他的生命的外化，他的现实化就是他的非现实化，就是异己的现实。同样，对私有财产的积极的扬弃，就是说，为了人并且通过人对人的本质和人的生命、对象性的人和人的产品的感性的占有，不应当仅仅被理解为直接的、片面的享受，不应当仅仅被理解为占有、拥有。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对私有财产的扬弃，是人的一切感觉和特性的彻底解放；但这种扬弃之所以是这种解放，正是因为这些感觉和特性无论在主体上还是在客体上都成为人的。……当物按人的方式同人发生关系时，我才能在实践上按人的方式同物发生关系。”“只有当对象对人来说成为人的对象或者说成为对象性的人的时候，人才不致在自己的对象中丧失自身。只有当对象对人来说成为社会的对象，人本身对自己来说成为社会的存在物，而社会在这个对象中对人来说成为本质的时候，这种情况才是可能的。”“对象如何对他来说成为他的对象，这取决于对象的性质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本质力量的性质；因为正是这种关系的规定性形成一种特殊的、现实的肯定方式。……人不仅通过思维，而且以全部感觉在对象世界中肯定自己。”[33]

马克思论述了关于实践与感觉的产生和发展，理论的正确性的检验以及历史的产生等方面的关系。马克思指出，人的感觉在实践中得以产生和丰富，“人的感觉、感觉的人性，都是由于它的对象的存在，由于人化的自然界，才产生出来的。”“五官感觉的形成是迄今为止全部世界历史的产物，囿于粗陋的实际需要的感觉，也只具有有限的意义。……一方面为了使人的感觉成为人的，另一方面为了创造同人的本质和自然界的本质的全部丰富性相适应的人的感觉，无论从理论方面还是从实践方面来说，人的本质的对象化都是必要的。”[34]

历史是人们以往的实践活动的结果，需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劳动的异化必然带来感觉的片面和狭隘。不仅如此，“感觉在自己的实践中直接成为理论家。感觉为了物而同物发生关系，但物本身是对自身和对人的一种对象性的、人的关系，反过来也是这样。”[35]这就是说，人都是在实践中按人的方式同物发生关系，在实践关系中感觉上升为理论。理论来自实践，又必须在实践中验证自己。马克思指出：“理论的对立本身的解决，只有通过实践方式，只有借助于人的实践力量，才是可能的；因此，这种对立的解决绝对不只是认识的任务，而是现实生活的任务，而哲学未解决这个任务，正是因为哲学把这仅仅看做理论的任务。”[36]理论难题的解决是实践的任务并以实践为中介。

马克思指出，经过人改造的自然已不是天然的自然，而是人活动的结果。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产生的对象性存在，是人的本质力量的体现，是实践的产物。自然科学不仅要研究物质自然界，也要研究人，研究人的实践，从另一方面看，研究生产和工业的历史，才能真正理解人的本质的和力量。

马克思说明了实践的作用，肯定了劳动创造历史，指出：“对社会主义的人来说，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所以关于他通过自身而诞生，关于他的形成过程，他有直观的、无可辩驳的证明。因为人和自然界的实在性，即人对人来说作为自然界的存在以及自然界对人来说作为人的存在，已经成为实际的、可以通过感觉直观的，所以关于某种异己的存在物、关于凌驾于自然界和人之上的存在物的问题，即包含着对自然界和人的非实在性的承认的问题，实际上已经成为不可能了。无神论，作为对这种非实在性的否定，已不再有任何意义，因为无神论是对神的否定，并且正是通过这种否定而设定人的存在；但是，社会主义作为社会主义已经不再需要这样的中介；它是从把人和自然界看做本质这种理论上和实践上的感性意识开始的。社会主义是人的不再以宗教的扬弃为中介的积极的自我意识，正像现实生活是人的不再以私有财产的扬弃即共产主义为中介的积极的现实一样。共产主义是作为否定的否定的肯定，因此，它是人的解放和复原的一个现实的、对下一段历史发展来说是必然的环节。共产主义是最近将来的必然的形态和有效的原则。”[37]

综上所述，共产主义——自我异化的积极扬弃。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是从人的异化的极端形式导向人向自身复归的历史阶段，对于这种辩证发展的理解，决定了马克思对当时流行的粗陋的共产主义和改良的社会主义空想等的批判态度。马克思认为，改良的方案之所以是空想，就因为它们试图通过毫不触动私有制本身的方法来解决资本主义制度的固有矛盾。与此相反，马克思把共产主义理解为私有财产的否定，理解为彻底废除私有制，并代之以把人的世界而不是物的世界作为生产目的的社会形态。因此，这种共产主义不仅是经济制度的全面变革，而且是新的社会关系的建立，这种社会关系通过一切异化形式而使人得到彻底的解放，并展现出人的全面发展的新阶段。

当然，这个解放并不是历史的简单中断，相反，“自我异化的扬弃同自我异化走的是一条道路”。就是说，产生异化的社会关系本身包含着它的否定性的环节，发展着扬弃异化的条件。因此，这种共产主义根本不同于一切浪漫主义的幻想，它要求表明自身为历史运动之现实的辩证过程。这种共产主义是“人向自身、也就是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复归，是自觉实现并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实现的复归”。[38]所以，共产主义的运动和理论，不过是对于异化劳动过程和私有财产过程的反映并与之对立的表现。在这一基础上，马克思一方面在理论上把共产主义提高到哲学的高度并使之同政治经济学的批判结合起来；另一方面又把共产主义理解为现实历史的发展过程，从而提出了对立，并超越费尔巴哈的哲学直观和“爱的宗教”的根本性的实践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