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对历史观的精辟概括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在阐释了人类历史的前提及基本活动、人类历史与生产、交往形式（生产关系）的关系、市民社会（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的同时，还阐述了历史观的其他重要的基本原理和问题，如交往理论、世界历史理论、分工在社会历史中的作用以及社会形态的划分等。马克思恩格斯还对自己所发现的唯物主义历史观作了一个概括性的论述，指出：“这种历史观就在于：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来考察现实的生产过程，并把与该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然后必须在国家生活的范围内描述市民社会的活动，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来阐明各种不同的理论产物和意识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并在这个基础上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这样做当然就能够完整地描述全部过程（因而也就能够描述这个过程的各个不同方面之间的相互作用）了。

这种历史观和唯心主义历史观不同，它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东西，由此还可得出下述结论：“意识的一切形式和产物不是可以通过精神的批判来消灭的，不是可以通过把它们消融在‘自我意识’中或化为‘怪影’‘幽灵’‘怪想’等等来消灭的，而只有通过实际地推翻这一切唯心主义谬论所由产生的现实的社会关系，才能把它们消灭；历史的动力以及宗教、哲学和任何其他理论的动力是革命，而不是批判。”[29]这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发表以前对唯物史观的最完整的表述，它标志着马克思恩格斯已基本完成了唯物史观的创立。

（三）对共产主义进行了新世界观基础上的理论阐述

共产主义是马克思恩格斯一直关注的问题，他们把共产主义作为其哲学的最高目标。因此，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在刚刚完成的新世界观的基础上，再次对共产主义理论做了阐述。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共产主义和所有过去的运动不同的地方在于：它推翻一切旧的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的基础，并且第一次自觉地把一切自发形成的前提看做是前人的创造，消除这些前提的自发性，使这些前提受联合起来的个人的支配。因此，建立共产主义实质上具有经济的性质，这就是为这种联合创造各种物质条件，把现存的条件变成联合的条件。共产主义所造成的存在状况，正是这样一种现实基础，它使一切不依赖于个人而存在的状况不可能发生，因为这种存在状况只不过是各个人之间迄今为止的交往的产物。”[30]

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共产主义的根本问题就是消灭私有制。以往的革命都不是触及社会的基础——私有制，都是在私有制范围内的权利更换。而共产主义则不同，它要触及并消灭社会大厦本身，要消灭私有制。“分工和私有制是相等的表达方式，对同一件事情，一个是就活动而言，另一个是就活动的产品而言。”[31]“迄今为止的一切革命始终没有触动活动的性质，始终不过是按另外的方式分配这种活动，不过是在另一些人中间重新分配劳动，而共产主义革命则针对活动迄今具有的性质，消灭劳动，并消灭任何阶级的统治以及这些阶级本身，因为完成这个革命的是这样一个阶级，它在社会上已经不算是一个阶级，它已经不被承认是一个阶级，它已经成为现今社会的一切阶级、民族等等的解体的表现；……无论为了使这种共产主义意识普遍地产生还是为了实现事业本身，使人们普遍地发生变化是必需的，这种变化只有在实际运动中，在革命中才有可能实现；因此，革命之所以必需，不仅是因为没有任何其他的办法能够推翻统治阶级，而且还因为推翻统治阶级的那个阶级，只有在革命中才能抛掉自己身上的一切陈旧的肮脏东西，才能胜任重建社会的工作。”[32]这就是说，共产主义革命与以往的革命相比具有彻底性的特征。以往的一切革命没有消除劳动的异化性质。只有共产主义革命才能彻底改变劳动的异化性质，使它真正成为人们的自由自觉的自主活动。过去的革命都没有改变私有制的性质，只是用新的私有制的形式代替旧的私有制形式；更没有指出消灭任何阶级的统治和消灭一切阶级的要求。只有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革命才能以彻底消灭私有制、一切阶级及其统治作为自己的目标。无产阶级只有通过共产主义革命才能实现上述目标，而且无产阶级又在革命中扬弃自己，使自己成长为“社会的新基础”。因此，共产主义革命对于无产阶级来说是必需的。

马克思恩格斯不仅认为共产主义的根本问题就是消灭私有制，而且认为共产主义对私有制的消灭、共产主义的实现是生产力及大工业生产发展的必然。因为，“到现在为止我们都是以生产工具为出发点，这里已经表明，对于工业发展的一定阶段来说，私有制是必要的。在采掘工业中私有制和劳动还是完全一致的；在小工业以及到目前为止的整个农业中，所有制是现存生产工具的必然结果；在大工业中，生产工具和私有制之间的矛盾才是大工业的产物，这种矛盾只有在大工业高度发达的情况下才会产生。因此，只有随着大工业的发展才有可能消灭私有制。”[33]也只有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大工业生产及生产社会化普遍确立，普遍交往和世界历史才能得以形成，因而地域性的共产主义才能避免。“无产阶级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能存在，就像共产主义——它的事业——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一样。而各个人的世界历史性的存在，也就是与世界历史直接联系的各个人的存在。”[34]所以，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共产主义对我们说来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共产主义和所有过去的运动不同的地方在于：它推翻一切旧的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的基础。”[35]

马克思恩格斯还对共产主义社会中的个人状况做了阐述。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在共产主义社会，联合起来的个人占有全部生产力的总和，个人的自主活动与物质生活达成一致，个人也消除了自发性，向完整的个人发展，即个人得到了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任何人都没有特殊的活动范围，而是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有可能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这样就不会使我老是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36]

马克思恩格斯还对实现共产主义的力量做了阐述。马克思恩格斯指出：“逃亡农奴只是想自由地发展他们已有的生存条件并让它们发挥作用，因而归根结底只达到了自由劳动；而无产者，为了实现自己的个性，就应当消灭他们迄今面临的生存条件，消灭这个同时也是整个迄今为止的社会的生存条件，即消灭劳动。因此，他们也就同社会的各个人迄今借以表现为一个整体的那种形式即同国家处于直接的对立中，他们应当推翻国家，使自己的个性得以实现。”[37]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实现共产主义的力量是无产阶级。

从上述可见，马克思恩格斯这时的理论相比《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对共产主义的论述已经摆脱了人本主义的影响，把共产主义及人的发展完全置于生产力基础之上，置于物质生活条件之上，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共产主义理论发展的一次新的飞跃。

三、综合评述

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占有主要地位。它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诞生的标志。马克思恩格斯从1844年就开始了着手制定他们的新世界观的工作，期间有两部反映新世界观的著作，即《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神圣家族》。这两部著作都阐述了新世界观的重要原理，但是都不够系统完整，还是不完全成熟的作品，还带有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痕迹。但是它们为新世界观的全面制定做好了理论准备。

1845年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全面建构了新世界观的理论框架，但是却未能展开。1845—1846年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则是真正全面、系统阐述新世界观的标志性著作，它使得《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所建构的新世界观的理论框架变得有血有肉，变得丰满起来，成为一个有着丰富内容和深刻思想的系统的哲学世界观。《德意志意识形态》作为对《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进一步展开和发挥，是马克思恩格斯哲学思想形成过程的完成，它完成了清算从前的哲学信仰、详细制定新世界观的任务，它同《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一起，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诞生。

《德意志意识形态》系统地阐述了新世界观的基本原理，特别是第一次全面地阐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标志着马克思恩格斯第一个伟大发现的基本完成。唯物史观的确立，不是指个别观点和个别原理的出现，而是指区别于一切旧哲学的基本范畴，基本原则的确立，以及在此基础上各种原理的系统阐发。以唯物史观的发现为核心内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立实现了哲学发展史上的伟大变革。他们不仅批判并超越了黑格尔和青年黑格尔派的唯心主义思想，也批判并超越了费尔巴哈的形而上学唯物主义思想，创立了全新的哲学世界观。唯物史观的发现，不仅对于哲学、经济学，而且对于一切历史科学都是一个具有革命意义的发现，它在哲学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德意志意识形态》创立的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著作中关于实践的唯物主义、全球化与世界历史性、市民社会与交往实践等问题都是当代人们研究的热点问题。《德意志意识形态》创立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不仅对于澄清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各种各样的曲解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而且对于人们科学地分析和正确地把握当今全球化进程以及中国社会发展的方向，探索新时代的社会发展规律也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页。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43页注①。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55页。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56页。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56—157页。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55页。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44—145页。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45—146页。

[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46—147页。

[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59页。

[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46页注①。

[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60页。

[1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60页。

[1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47—148页。

[1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87—188页。

[1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04页。

[1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95—196页。

[1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67、211页。

[1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78页。

[2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11页。

[2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12页。

[2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51—152页。

[2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60—161页。

[2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62页。

[2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55页。

[2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52页。

[2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53页。

[2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52页。

[2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72页。

[3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02页。

[3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63页。

[3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70—171页。

[3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84页。

[3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66—167页。

[3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66、202页。

[3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65页。

[3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0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