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

人类社会是一个由多种因素构成的有机整体。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阐明了唯物主义历史观最基本的范畴，勾画出社会形态的一般结构，确立了历史唯物主义最基本的原理。

（1）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范畴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生产方式，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这些都是唯物主义历史观最重要的基本范畴。马克思和恩格斯制定这些科学范畴并运用它们揭示出社会的本质和规律，是人类对社会历史认识中的飞跃。《〈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作为马克思对自己的研究工作总的结果的简要表达，集中地阐明了这些范畴及其相互关系，揭示了社会有机体的基本结构。

在马克思19世纪40年代的著作中，已经广泛使用“生产力”这一概念，而生产关系当时是用“交往关系”“交往形式”“交换和消费形式”等来表达的。这种物质关系作为国家和观念的上层建筑的基础，则被称为“市民社会”。马克思指出，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是人们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的第一个历史活动。生产力作为人们从事生产活动的能力，对每一代人来说，“是一种既得的力量，是以往的活动的产物”，“是人们应用能力的结果”。[2]而“在人们的生产力发展的一定状况下，就会有一定的交换和消费形式”，“就会有相应的市民社会”。[3]“市民社会包括各个人在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上的一切物质交往”，[4]“在一切时代都构成国家的基础以及任何其他的观念的上层建筑的基础。”[5]

到1859年，这些概念及其间的相互关系，都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得到了更精辟的表述，从而作为唯物主义历史观最重要的基本范畴被确立起来。《〈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说：“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一论断明确地提出并阐明了“生产关系”这个概念：其一，生产关系是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的关系；其二，生产关系是不以人们自己的意志为转移的即具有客观性的关系，如后来列宁所指出的，它是“物质的社会关系（即不通过人们的意识而形成的社会关系）”；[6]其三，一定的生产关系是同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也就是说，它是由生产力决定的，是因为生产力的发展阶段不同而不同的关系。制定“生产关系”这一科学概念，在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创立中具有关键性的意义。

《〈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进而运用“生产关系”的概念提出并阐明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一对重要范畴：“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经济基础”就是社会的经济结构，它是由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的。社会的经济结构之所以被称为“经济基础”，是因为有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它是上层建筑的现实基础；而“上层建筑”，则包括建立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的法律的和政治的制度、设施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社会意识形式。

这样我们可以看到，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基础，在经济基础之上竖立着法律的、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社会形态的基本结构就这样被清晰地勾画出来了。这就使科学地认识社会历史发展规律成为可能。

（2）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过程

马克思说：“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这一重要论断明确地指出了生产方式在历史发展中的决定作用。

社会历史的发展最终是由什么因素决定的，这是历史研究中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旧的唯心主义的历史观总是从人们的头脑中，或从社会之外的神秘力量去寻找历史变迁的终极原因，而马克思则揭示了，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其他活动，物质资料的生产是整个社会生活及整个历史的基础，因而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就是社会历史的最终决定因素。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自己的历史观作了这样的论述：“这种历史观就在于：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阐述现实的生产过程，把同这种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从市民社会作为国家的活动描述市民社会，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阐明意识的所有各种不同的理论产物和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而且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这样做当然就能够完整地描述事物了（因而也能够描述事物的这些不同方面之间的相互作用）。”[7]这里已经相当明确地表达了从物质生产活动及其方式出发来描述整个社会生活的历史观。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的原理得到了更加简要而明确的表述。恩格斯指出，这个原理“对于一切历史科学（凡不是自然科学的科学都是历史科学）都是一个具有革命意义的发现”，因为这个原理揭示了，“在历史上出现的一切社会关系和国家关系，一切宗教制度和法律制度，一切理论观点，只有理解了每一个与之相应的时代的物质生活条件，并且从这些物质条件中被引申出来的时候，才能理解。”[8]

在马克思的著作中，“生产方式”一词在不同场合有过不同的用法。《〈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生产方式”这一概念，作为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基本范畴，体现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马克思经常在这种既包括生产力又包括生产关系的意义上使用“生产方式”这一概念。比如他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一种特殊的、具有独特历史规定性的生产方式；它和任何其他一定的生产方式一样，把社会生产力及其发展形式的一个既定的阶段作为自己的历史条件，……同这种独特的、历史地规定的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具有一种独特的、历史的和暂时的性质。”[9]

（3）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而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

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关系问题是历史观的基本问题，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是区分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唯心主义的标准。制定了生产关系的科学概念，揭示了生产方式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决定作用，也就正确地解决了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关系问题。《〈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对这个问题明确地作出了同一切唯心主义历史观根本对立的唯物主义的回答。

马克思主义诞生之前，在对社会历史的认识中，唯心主义历史观占据着统治地位，而唯心史观的根本错误，就是颠倒了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关系，把社会意识当作决定的方面。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已经针对着青年黑格尔派的唯心主义指出：“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10]“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11]即使是人们头脑中的模糊的幻象，也是他们的物质生活过程的必然升华物。道德、宗教、哲学等各种意识形态，都没有自己独立的历史发展，它们是随着人们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而改变的。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把历史唯物主义的这一根本原理明确表述为：“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一基本原理的确立，从根本上划清了历史唯物主义与历史唯心主义的界限，标志着马克思在整个世界观史上实现了变革。

恩格斯在他写的书评《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中高度评价了马克思这一论断的重大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指出，这个原理对于没有被唯心主义欺骗束缚住的人来说是不言自明的，但是它不仅对于理论，而且对于实践都是最革命的结论。“人们的意识取决于人们的存在而不是相反，这个原理看来很简单，但是仔细考察一下也会立即发现，这个原理的最初结论就给一切唯心主义，甚至给最隐蔽的唯心主义当头一棒。关于一切历史的东西的全部传统的和习惯的观点都被这个原理否定了。政治论证的全部传统方式崩溃了。”[12]从前所有对于历史的见解，都是建立在思想观念是历史变动的最终原因的基础之上的。确立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历史才破天荒第一次被置于它的真正基础之上，有关社会历史的各门学问才有可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科学。

3.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与社会革命

人类社会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社会的变革和发展是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决定的。马克思揭示了这一矛盾运动的规律，得出了革命的结论。

（1）社会基本矛盾运动引起社会革命

马克思说：“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这段论述精辟地阐明了生产力的发展及其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导致社会革命的客观必然性和一般过程。

第一，生产力的发展必然会同生产关系发生矛盾

人们只有以一定的方式结合起来，才能进行生产，只有在一定的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会有对自然界的关系，因此，生产总是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中进行的，生产力总是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中运动的。随着人们需要的变化和物质生产的发展，生产力总是处于不断发展之中，因而必然同保持着相对稳定的生产关系发生矛盾。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是人类社会中最基本的矛盾。

生产关系作为人们的经济关系会在上层建筑领域中反映为法的关系。法律上讲的所有权，就是生产资料所有制在法权上的反映。“财产关系”是一种法律用语，它的内容是由经济关系决定的，所以马克思指出，财产关系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

第二，当生产关系变成生产力的桎梏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会到来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在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有不同的性质和特点。一定的生产关系是适应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而形成的，所以它在这一阶段是同生产力相适合的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形式。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原有的生产关系会由新变旧。当旧的生产关系成为严重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桎梏时，“由于最重要的是不使文明的果实——已经获得的生产力被剥夺，所以必须粉碎生产力在其中产生的那些传统形式。”[13]这时历史的发展就产生了变革生产关系的客观要求，形成了变革生产关系的物质前提，呼唤着社会革命的到来。

第三，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必然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

一定社会的上层建筑都是建立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并为自己的经济基础服务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性质和发展，要求它同自己相适合。当生产力的发展引起生产关系的变革时，必然要求变革建立在原有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马克思的论断包含了相互关联的两个要点：一是“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的各个部分都一定要适合经济基础的状况而改变，并无例外；二是上层建筑中不同部分的变革有“或慢或快”的不同，不是同步的。这是因为，由经济基础决定的上层建筑也有其相对的独立性，上层建筑的不同部分有不同程度、不同表现的相对独立性。同国家政权为核心的政治上层建筑的剧烈变革相比，观念上层建筑即意识形态的变革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

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自己新的历史观时，针对占据着统治地位的唯心史观，着重强调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实现了从历史唯心主义到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变革。而对于国家、意识形态等上层建筑的能动的反作用，当时还未能作出充分的阐述。恩格斯在他的晚年，针对着那种把经济因素说成是唯一决定因素的对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曲解，着重强调了历史的辩证法，论述了上层建筑各种因素的相对独立性和能动作用，从而阐明了历史的发展是经济归根到底起决定作用基础上各种因素间相互作用的过程，丰富和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

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是贯穿人类社会始终、推动历史发展的社会基本矛盾。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揭示了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得出了非常革命的结论。

（2）“两个决不会”的科学思想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出了社会革命时代到来的必然性，又提出了考察社会变革的基本方法：“在考察这些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区分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的物质变革与意识形态的各种形式这二者，把后者看作前者的反映、表现，以物质经济条件而不是以意识形态为根据来分析形势，就把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原理转化成了认识社会历史的方法论原则，运用于考察变革的时代。马克思根据这样的考察，得出了“两个决不会”的结论。

社会革命是旧的社会形态灭亡，被新的社会形态所取代。革命的发生，是因为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旧的生产关系变成了生产力的桎梏。社会革命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在人们的头脑中去寻找，而应当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中去寻找。因此，当一种生产关系适合生产力的性质，能够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时候，这种生产关系是不会消灭的；当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要求用一种新的生产关系取代原有的生产关系的时候，是不会有新的生产关系产生出来的。所以马克思说：“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

这“两个决不会”表明，革命不是人为地制造出来的，而是社会运动客观规律的表现，是历史发展中的必然。马克思两个“决不会”的思想所强调的，是社会革命有其客观根源，是革命发生的客观必然性，但是，有些人却曲解马克思的思想，用来指责、否定已经发生的革命。有人认为，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是在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人为地制造的，所以注定要垮台；中国通过社会主义改造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也是主观地人为的，所以应该退回去搞资本主义。实际上，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革命之所以发生，正是因为旧的生产关系以及维护它的上层建筑已经成了生产力的桎梏，代之以新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已经成了生产力发展的迫切要求。没有这样的客观根源，革命就不会发生，更不会取得胜利。革命的发生和革命的成功已经成为任何人都无法否认的历史事实，这是社会实践对其具有客观根源和客观必然性的证明。

欧洲1848年革命以后，恩格斯在论述这场革命时指出：“把革命的发生归咎于少数煽动者的恶意那种迷信的时代，是早已过去了。现在每个人都知道，任何地方发生革命动荡，其背后必然有某种社会要求，而腐朽的制度阻碍这种要求的满足。”他强调，革命爆发和失败的原因“不应该从一些领袖的偶然的动机、优点、缺点、错误或变节中寻找，而应该从每个经历了动荡的国家的总的社会状况和生活条件中寻找”。[14]恩格斯在写下这些话之前不久写给马克思的一封信中还说过：“革命是一种与其说受平时决定社会发展的法则支配，不如说在更大程度上受物理定律支配的纯自然现象。或者更确切地说，这些法则在革命时期具有大得多的物理性质，必然性的物质力量表现得更加强烈。”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革命的发生，本身就是“两个决不会”规律的表现，革命中强烈地表现出来的，正是根源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矛盾冲突的“必然性的物质力量”。

（四）社会形态的历史演进

在揭示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规律的基础上，《〈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提出了“社会形态”的概念，概述了社会形态演进的历史进程，指出了资本主义的历史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