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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第八部 恩格斯：《反杜林论》
《反杜林论（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以下简称为《反杜林论》）作为马克思主义文库中的一部经典著作，它不仅在唯物主义自然观和历史观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而且在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中同样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列宁称之为每个觉悟工人必读的著作。恩格斯在此部著作中第一次系统地阐发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及其内在联系，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以系统的、更加完备的形态表达出来；首次集中论述了关于认识的辩证法问题。针对杜林所宣扬的形而上学的真理观——“永恒真理”的谬论，恩格斯着重论述了认识论的辩证法。恩格斯指出：人类认识运动是一个矛盾过程，即人类认识运动是一个有限与无限的矛盾运动过程。认识过程本身的这种矛盾，决定在这个过程中产生的认识成果，即真理与谬误也是相矛盾的。真理与谬误的矛盾是认识过程中的基本矛盾，同时由于这个矛盾又引申出了真理自身的矛盾，即真理是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的统一。真理自身的矛盾，决定了真理是发展的，同时认识过程本身的矛盾，也决定了真理是个不断地由相对走向绝对的过程，是在同谬误的斗争中不断地向前发展的。
一、写作背景
《反杜林论》是恩格斯写的一部重要著作。该书写于1876年9月—1878年6月，全书于1878年7月在莱比锡出版。
马克思主义是在斗争中产生和发展的。《反杜林论》这部著作也是当国际工人运动和德国工人党内部两种思想两条路线激烈斗争的产物。
19世纪70年代，西方资产阶级革命已经结束，自由资本主义发展到了顶点，开始向帝国主义阶段过渡。这一时期，欧美各国工人阶级总结了巴黎公社的经验，在工人阶级队伍进一步壮大的基础上，先后建立了社会主义工人政党。当时国际工人运动的革命中心，已经从法国转移到了德国。
随着资本主义剥削的加深，无产阶级同地主阶级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工人运动蓬勃高涨。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了进一步从理论上武装工人阶级，在相当广阔的科学领域里，从事艰巨的研究工作。1875年5月，为适应无产阶级斗争的需要，德国工人运动中的两个组织——爱森纳赫派和拉萨尔派合并，成立了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对于合并，马克思恩格斯并不反对，因为合并是大势所趋，合并可以统一德国工人运动，增强工人运动的力量，以对付共同的敌人，推动工人阶级的斗争。但是，马克思恩格斯强调，合并一定要坚持共产主义原则，决不能拿原则做交易。可是，爱森纳赫派的主要领导人李卜克内西等人不顾马克思恩格斯的忠告，背着马克思恩格斯起草了一个浸透着拉萨尔机会主义思想的纲领草案，并于1875年在哥达城召开的合并大会上通过，给德国工人运动带来了极为严重的后果，即“同拉萨尔分子的妥协已经导致同其他不彻底分子的妥协：在柏林（通过莫斯特）同杜林及其‘崇拜者’妥协”。由于合并不是在马克思主义原则基础上实现的，并没有同机会主义路线划清界限，并使党的理论水平有所下降，从而使各种错误思潮在党内的流行具备了条件。
因此，两派合并后，党内两种思想、两条路线的斗争一直没有停止，而且日益尖锐，甚至导致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日趋泛滥猖獗，而杜林作为一个反马克思主义者，正在此时提出了他的一系列反动观点；杜林主义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渗透到了德国党内，迷惑了许多党员和知识分子，造成了严重的思想混乱。
欧根·杜林（1833—1921）出生在普鲁士一个官吏家庭，1861年在柏林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1864年获得私人讲师资格。19世纪60年代，杜林研究了美国庸俗经济学家凯里的学说，并成为他的门徒。杜林是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和庸俗经济学家、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代表。早年积极投靠普鲁士政府，鼓吹劳资合作，反对社会主义，以求飞黄腾达，但未能如愿。19世纪70年代，杜林看投靠俾斯麦政府达不到其飞黄腾达的目的，于是宣布改信社会主义，并以社会主义理论的“行家”“改革家”的面貌出现，到处发表演讲，著书立说，扬言要对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理论实行“全面的改革”。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他连续撰写并出版了《国民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批判史》（1871年）、《国民经济学和社会经济学教程——兼论财政政策的基本问题》（1873年）和《哲学教程——严格科学的世界观和人生观》（1875年）三部主要著作，构造了一个以折中主义哲学和庸俗经济学为基础的、小资产阶级的空想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
杜林不仅提出了一套详尽的社会主义理论和一个改造社会的完备的实践计划，而且他还把他的这一套社会主义理论和计划建立在他的哲学体系和经济理论之上。杜林以他的哲学、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即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相对抗。在哲学上，以机械论和唯心史观反对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在经济上，以庸俗经济学反对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在社会主义理论方面，以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对抗科学社会主义。杜林竭力宣扬唯心主义的先验论、暴力论和拉萨尔的分配决定论，鼓吹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诬蔑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颠倒生产、交换、分配的关系，并且狂妄地宣称他的这套理论就是最后的终极的绝对真理。
杜林的这些理论观点完全适应了当时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内部一些机会主义分子的口味，他们十分卖力地在党内兜售杜林的理论，并且在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内部很快形成了以伯恩施坦、莫斯特等人为首的推崇杜林的宗派集团，刚刚统一起来的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又面临着重新分裂的危险。同时，由于杜林的错误理论打着“社会主义”这块金字招牌，并且是以“科学”的伪装出现的，因此他也在相当程度上骗取了党的左派领袖如培培尔等人的信任和支持。党的刊物也接连转载杜林歪曲马克思学说的著作。这就给党在思想上和组织上造成了严重的混乱。
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不在如此年轻的、不久前才最终统一起来的党内造成派别分裂和混乱局面的新的可能，”[1]为了不让杜林的反动的社会主义把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和工人运动引向歧途，为了粉碎杜林的进攻、捍卫党的理论基础、端正党的思想路线，为了系统地阐述和宣传马克思主义，为了提高“党员和工人的思想水平，应党的领导人李卜克内西的再三请求，马克思恩格斯决定出面还击杜林。但是为了不让马克思中断经济学研究，恩格斯放下了正在进行的《自然辩证法》的写作，肩负起了反击杜林的重任。从1876年9月到1878年6月，恩格斯连续写了一系列批判杜林的战斗论文。这些论文起初以《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为题，分别刊登在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中央机关报《前进报》上，之后于1878年7月汇集成册，名为《反杜林论》。马克思不仅坚决支持这一行动，而且还亲自撰写了第二编中的第十章。恩格斯在写作过程中同马克思进行了多次讨论，后来还把手稿念给马克思听过。可以说这是一部凝结着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心血的著作。正是由于这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巨著，取得了清算杜林主义斗争的胜利。
在《反杜林论》的写作全部完成之前，1877年7月，恩格斯先以《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一、哲学》为题，在莱比锡出版了第一编的单行本。1878年7月，恩格斯又以《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二、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为题，在莱比锡出版了第二和第三编的单行本。1878年7月8日前后，全书在莱比锡出版，标题为《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现的变革。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1886年，全书在苏黎世出版第二版。经过修订后，1894年，全书在斯图加特出版第三版，这是《反杜林论》在恩格斯生前出版的最后一版。
《反杜林论》现收录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二、基本观点
《反杜林论》由三版序言和引论、哲学编、政治经济学编及社会主义编五大部分构成，其中后三部分是该著的主体内容。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对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进行了系统的阐述。因此正如列宁所说的那样，《反杜林论》是马克思主义的“教科全书”，是每一个觉悟工人必读的书籍。这里，仅就其中的三版序言、引论和第一编（哲学编）的基本思想观点作以解析。
（一）阐述了自然科学的新发展对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的意义
恩格斯在“三版序言”中，主要分析了自然科学的新发展对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的意义。恩格斯认为，要确立辩证的同时又是唯物主义的自然观，需要有两个重要条件，一是辩证的思维方式，二是要有数学和自然科学知识。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的任务，就是从自然界错综复杂的变化中，找出其固有的规律，并用理论的形式表述出来。在再版序言中，恩格斯就自然科学的新发现对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的意义做了简要概括。恩格斯认为，自然科学的一系列新发现充分证明自然界的一切事物都是对立统一的，证明把自然界看成绝对不变的形而上学自然观是根本错误的，表明辩证自然观代替形而上学自然观是不可避免的。恩格斯认为，掌握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对认识未知的领域有着重要意义。恩格斯指出：“如果人们领会了辩证思维规律，进而去领会这些事实的辩证性质，就可以比较容易地达到这种认识。”[2]而要学会辩证思维，必须学习两千多年来哲学发展的成果。“正是由于自然科学正在学会掌握2500年来哲学发展的成果，它才一方面可以摆脱任何单独的、处在它之外和凌驾于它之上的自然哲学，另一方面也可以摆脱它本身的、从英国经验主义沿袭下来的、狭隘的思维方法。”[3]
（二）阐述了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的内在联系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将马克思主义分成三个组成部分，即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并在“引论”中论述了这三个组成部分的内在联系。
在恩格斯看来，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是一个完整的整体，其中，哲学是它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政治经济学是它的经济基础和具体展开，科学社会主义是它的灵魂和最高目标。它们的产生与形成是相互促成的。
恩格斯首先考察了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
恩格斯指出，科学社会主义的现实根源是对现代社会阶级状况和经济状况进行考察的结果，但是它的思想来源则是空想社会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圣西门、傅立叶、欧文等，他们的积极贡献有两个方面：一是揭露批判了资本主义制度；二是对未来社会制度的理想描绘与天才的猜测。但是，由于历史条件和阶级局限，他们的学说掺杂了严重的错误和不切实际的幻想，他们都不承认自己是当时已经历史地产生的无产阶级的利益的代表，不把社会主义看作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而是看作少数天才人物偶然的发现；不主张暴力革命，而是幻想通过宣传教育使富人良心发现来实现社会主义。恩格斯指出：“所有这三个人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不是作为当时已经历史地产生的无产阶级的利益的代表出现的。”[4]因而他们找不到批判资本主义、实现社会主义的现实力量。他们最终只能把社会看成是绝对真理、理性和正义的表现，把理性看作是社会发展的动力。恩格斯指出：“为了使社会主义变为科学，就必须首先把它置于现实的基础之上。”[5]而19世纪自然科学领域发生的重大变革和现实社会中工人运动的伟大发展恰恰为此提供了可能。因为自然科学通过其重大成就把一个联系、发展、变化的自然界呈现在人们面前，工人运动也通过其多次武装起义使阶级斗争、利益冲突浮出历史表面。在此前提下，恩格斯和马克思批判吸收了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内核，首次把辩证法置于唯物主义的基础之上，创立了唯物辩证法，并立即把它作为他们最有效的理论工具，应用于自然观和历史观的研究，建立了唯物辩证的自然观和唯物辩证的历史观。
恩格斯还考察了辩证法的历史发展，即考察了从古代朴素辩证法到形而上学、再到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的发展，并阐述了作为科学社会主义哲学基础的唯物辩证法的产生及其意义。
辩证法的发展经历了三种历史形态：一是古代朴素辩证法，以赫拉克利特为突出代表。由于近代自然科学的局限性，古代朴素的辩证法为近代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所替代。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是辩证法发展的第二种历史形态。马克思批判和改造了黑格尔的辩证法，总结和概括了近代科学的最新成就，创立了唯物辩证法。这是辩证法发展的第三种形态。恩格斯高度评价黑格尔的辩证法时指出，黑格尔的辩证法是辩证法的集大成，他完成了辩证法的宏伟体系，并且“第一次——这是他的伟大功绩——把整个自然的、历史的和精神的世界描写为一个过程，即把它描写为处在不断的运动、变化、转变和发展中，并企图揭示这种运动和发展的内在联系”。[6]但是，黑格尔哲学是唯心主义，在他那里，“一切都被头足倒置了，世界的现实联系完全被颠倒了。”[7]马克思和恩格斯正是在扬弃了黑格尔哲学的基础上，创立了唯物辩证法。
恩格斯在“引论”中还阐述了辩证法和形而上学两种思维方式的对立。
恩格斯指出：“当我们通过思维来考察自然界或人类历史或我们自己的精神活动的时候，首先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其中没有任何东西是不动的和不变的，而是一切都在运动、变化、生成和消逝。”[8]与此相反，形而上学者却“把自然界的事物和过程孤立起来，撇开广泛的总的联系去进行考察，因此就不是把它们看做运动的东西，而是看做静止的东西；不是看做本质上变化着的东西，而是看做永恒不变的东西；不是看做活的东西，而是看做死的东西”。“在形而上学者看来，事物及其在思想上的反映即概念，是孤立的、应当逐个地和分别地加以考察的、固定的、僵硬的、一成不变的研究对象。他们在绝对不相容的对立中思维。”[9]唯物辩证法的创立，在自然观和历史观上引起了深刻的变革。唯物辩证法不仅在自然观上是辩证的，而且在历史观上驱逐了历史唯心主义，因为“现代唯物主义把历史看做人类的发展过程，而它的任务就在于发现这个过程的运动规律”。[10]这就为人们正确认识社会的辩证发展提供了哲学基础。
恩格斯还概括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内容。
恩格斯指出：“新的事实迫使人们对以往的全部历史做一番新的研究，结果发现：以往的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些互相斗争的社会阶级在任何时候都是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产物，一句话，都是自己时代的经济关系的产物；因而每一时代的社会经济结构形成现实基础，每一个历史时期的由法的设施和政治设施以及宗教的、哲学的和其他的观念形式所构成的全部上层建筑，归根到底都应由这个基础来说明。这样一来，唯心主义从它的最后的避难所即历史观中被驱逐出去了，一种唯物主义的历史观被提出来了，用人们的存在说明他们的意识，而不是像以往那样用人们的意识说明他们的存在这样一条道路已经找到了。”[11]唯物史观的创立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它恢复了历史的本来面目，从而为科学社会主义的产生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正是在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的指导下，恩格斯和马克思分析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具体生产过程，继承和发展了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发现了剩余价值规律，创立了剩余价值学说。
恩格斯就剩余价值学说的基本内容指出：“已经证明，无偿劳动的占有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通过这种生产方式对工人进行的剥削的基本形式；即使资本家按照劳动力作为商品在商品市场上所具有的全部价值来购买他的工人的劳动力，他从这种劳动力榨取的价值仍然比他对这种劳动力的支付要多；这种剩余价值归根到底构成了有产阶级手中日益增加的资本量由以积累起来的价值量。这样就说明了资本主义生产和资本生产的过程。”[12]剩余价值学说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矛盾运动和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中，揭示了资本主义的产生、发展和灭亡的客观过程，从经济根源上论证了社会主义制度代替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必然性。这就为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建立提供了经济的现实的依据。
由于“这两个伟大的发现——唯物主义历史观和通过剩余价值揭开资本主义生产的秘密，……社会主义变成了科学”。[13]
（三）揭露了杜林唯心主义的先验论，阐述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反映论
恩格斯在第一编第三章中，首先揭露了杜林“原则在先”的唯心主义先验论观点。
杜林在他的《哲学教程》中，把知识和意志的原则说成是哲学研究的对象，因而从原则出发来构建他的哲学体系。杜林把哲学的内容做了分类，即一般的世界模式论；关于自然原则的学说；关于人的学说。这三者包含某种内在的逻辑次序，即原则在先，应用原则的领域按其从属的次序走在后面。杜林在他的“模式论”中先验地制定原则以后，就把这些原则运用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
对此，恩格斯在反击杜林中深刻阐明了原则来自外部世界的唯物主义反映论观点。
杜林认为，逻辑模式和数学形式都属于纯粹观念的领域。这种观点是错误的。事实上，无论逻辑模式还是数学形式，都来源于现实，都是人的意识对事物及其关系的反映，思维形式是人们长期在实践中形成的，而不是思维自生的。原则不是第一性的东西，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才是第一性的东西。恩格斯指出：“原则不是研究的出发点，而是它的最终结果；这些原则不是被应用于自然界和人类历史，而是从它们中抽象出来的；不是自然界和人类去适应原则，而是原则只有在符合自然界和历史的情况下才是正确的。这是对事物的唯一唯物主义的观点。”[14]恩格斯接着指出，杜林所谓的“原则在先”的理论不过是黑格尔哲学的翻版：“而杜林先生的相反的观点是唯心主义的，它把事物完全头足倒置了，从思想中，从世界形成之前就久远地存在于某个地方的模式、方案或范畴中，来构造现实世界，这完全像一个叫做黑格尔的人的做法。”[15]
恩格斯还指出，意识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
杜林陷入唯心主义先验论的认识论根源，是他完全“自然主义”（非历史主义）地把意识、思维当做某种现成的、一开始就和存在、自然界相对立的东西。这样一来，意识、思维就脱离了它的真实基础——人和自然界。恩格斯批判了杜林的谬论，阐述了意识的起源和本质的原理。恩格斯指出：思维和意识，“它们都是人脑的产物，而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产物，是在自己所处的环境中并且和这个环境一起发展起来的。”[16]因此，意识是自然界的产物，是社会的产物。
恩格斯进一步指出，认识是一个无限发展的过程。
杜林从原则出发的动机，是要构建一个先验的绝对正确的哲学体系，恩格斯指出，如果原则是从实际存在的事物中得来的，这样一来，杜林的整部著作就是徒劳无益的东西了。恩格斯认为，认识处在整个世界发展的无限性和人的具体认识过程的有限性这样一个矛盾运动中。认识的这种有限和无限矛盾运动就是“所有智力进步的主要杠杆”。恩格斯指出，具体认识过程的有限性表明，人们任何时候都不能说对处在系统联系中的无限发展的世界做出了“恰如原状的、毫无遗漏的、科学的陈述”，而杜林却要建立一个包括所有联系的最终完成的体系——“这是荒唐的想法，是纯粹的胡说”。恩格斯认为，认识是一个无限发展的过程，他分析说：“这样人们就碰到一个矛盾：一方面，要毫无遗漏地从所有的联系中去认识世界体系；另一方面，无论是从人们的本性或世界体系的本性来说，这个任务是永远不能完全解决的。但是，这个矛盾不仅存在于世界和人这两个因素的本性中，而且还是所有智力进步的主要杠杆，它在人类的无限的前进发展中一天天不断得到解决，这正像某些数学课题在无穷级数或连分数中得到解答一样。事实上，世界体系的每一个思想映象，总是在客观上受到历史状况的限制，在主观上受到得出该思想映象的人的肉体状况和精神状况的限制。可是杜林先生一开始就宣布，他的思维方式是排除受主观主义限制的世界观的任何趋向的。我们在前面已经看到，杜林先生是无所不在的——在一切可能的天体之上。现在我们又看到，他是无所不知的。他解决了科学的最终课题，从而封闭了一切科学走向未来的道路。”[17]实际上，认识的无限和有限的矛盾推动着人们的认识一代一代不断地从有限向无限的发展，从而不断获得对发展着的物质世界越来越正确的认识。这是一个永无穷尽的过程。
（四）批判杜林在本体论上的唯心主义和折中主义，首次阐述了世界的物质统一性原理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第四章中，针对杜林的世界模式论，首先批判了杜林在世界统一性问题上的唯心主义观点。
世界统一性问题可以分为世界是不是统一的和世界统一于什么这两个互相联系的问题。杜林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但是他的论证方法和根据却是错误的，杜林的观点有两个错误：一是把存在的唯一性变成它的统一性；二是用世界统一的概念来说明现实世界的统一。其实，世界具有统一性的逻辑前提和现实基础是世界具有多样性。正是面对着多样性世界，人们才会思考它们的统一，以及统一于什么的问题。杜林认为“包罗万象的存在是唯一的”。而我们的统一的思想像一个框子，它一展开就把包罗万象的存在都框了进去，他说，“一切思维的本质在于把意识的要素联合为一个统一体”。在这里，杜林借助于“统一的思想”，把存在的唯一性变成了统一性，即从思想的统一性中引出了世界的统一性。恩格斯批判指出，杜林所谓“包罗万象的存在是唯一的”（存在包罗万象，因此没有任何东西在存在之外），是同语反复，而不是什么公理。思维的本质不仅是综合，而且还有分析，分析是综合的前提和基础，“没有分析就没有综合”。因而，用思维的统一性去证明存在的统一性是黑格尔唯心主义的思维和存在同一性的翻版。杜林的世界统一性论证无法驳倒宗教唯心主义，只能说明世界是统一的，唯灵论者完全同意杜林这一观点，他们会说，“我们也认为世界是统一的”。所以，问题的关键已经不是有没有统一性的问题，而是统一于什么的问题。杜林说，世界统一于存在。那“存在”是什么呢？
恩格斯继而针对杜林世界统一于存在的折中主义命题，阐述了世界的统一性在于它的物质性的基本观点。
世界统一于存在是一个折中主义的命题。“存在”是指“有”的意思，杜林的存在可以看做包括物质现象和精神现象在内的存在着的一切现象。这样的主张任何一派哲学家都能接受，都可以承认世界是存在的。但是各派哲学对“存在”的特定内容的回答就大不相同了。唯物主义把存在理解为物质，唯心主义把存在理解为精神，二元论把存在理解为既是物质又是精神。恩格斯认为，我们讲的统一性是指存在着的世界的统一性，换言之，世界统一性必须以世界的存在为前提。物质是世界的本质，形形色色的事物都是物质的不同形态。所以，世界的真正统一性在于它的物质性。这里的物质性，就是指不依赖于意识和精神而存在的客观实在。恩格斯指出：“尽管世界的存在是它的统一性的前提，因为世界必须先存在，然后才能是统一的。在我们的视野的范围之外，存在甚至完全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世界的真正的统一性在于它的物质性，而这种物质性不是由魔术师的三两句话所证明的，而是由哲学和自然科学的长期的和持续的发展所证明的。”[18]这一论断非常充分地体现了唯物主义和辩证法——这里谈论的统一性是在我们的视野范围内的现实世界的统一性，是由哲学和自然科学的长期的和持续的发展所证明的物质自身的内在联系；这不仅避免了杜林的先验模式，而且也消除了宗教信仰和神秘主义的存在空间。
恩格斯认为，时空是物质的存在方式。恩格斯批判了杜林的错误的时空观，阐述了科学的时空观及时空的客观实在性，恩格斯指出，杜林坚持并论证的“世界在时间上是有开端的，在空间上也是有界限的”的命题是抄借康德的用语，但是康德根本没有说上述命题已经通过他的证明得到了解决。恩格斯批判杜林指出：“如果我们把时间想象为一种从一数起的序列或从某一点延伸出去的线，那么，我们就是事先说，时间是有开端的，我们把我们正好要证明的东西当做前提。”[19]
恩格斯承认时间和空间都是无限性和有限性的辩证统一，认为时间是无始无终的，空间是无边无际的，而具体的时间、空间又是有限的；有限与无限是一对矛盾。恩格斯指出：“杜林先生永远做不到没有矛盾地思考现实的无限性。无限性是一个矛盾，而且充满矛盾。无限纯粹是由有限组成的，这已经是矛盾，可是情况就是这样。物质世界的有限性所引起的矛盾，并不比它的无限性所引起的矛盾少，正像我们已经看到的，任何消除这些矛盾的尝试都会引起新的更糟糕的矛盾。正因为无限性是矛盾，所以它是无限的、在时间上和空间上无止境地展开的过程。”[20]恩格斯不仅认为时空均是有限性与无限性的辩证统一，而且他还坚持，时空不是纯观念的东西，时空是物质的存在方式，它具有与物质不可分割的客观实在性。恩格斯指出：“一切存在的基本形式是空间和时间，时间以外的存在像空间以外的存在一样，是非常荒诞的事情。”[21]
恩格斯认为，运动是物质的根本属性。恩格斯批判了杜林把多样性的运动形式归结为机械运动，因此使他不能理解物质和运动间的真实联系。同时，恩格斯阐述了运动和物质、运动和静止的辩证统一关系。恩格斯指出：“杜林先生把运动归结为机械力这样一种所谓的运动的基本形式，这就使他不可能理解物质和运动之间的真实联系，顺便说一下，这种联系对先前的一切唯物主义者来说也是不清楚的。可是事情是十分简单的。运动是物质的存在方式。无论何时何地，都没有也不可能有没有运动的物质。宇宙空间中的运动，各个天体上较小的物体的机械运动，表现为热或者表现为电流或磁流的分子振动，化学的分解和化合，有机生命——宇宙中的每一个物质原子在每一瞬间都处在一种或另一种上述运动形式中，或者同时处在数种上述运动形式中。任何静止、任何平衡都只是相对的，只有对这种或那种特定的运动形式来说才是有意义的。例如，某一物体在地球上可以处于机械的平衡，即处于力学意义上的静止；这决不妨碍这一物体参加地球的运动和整个太阳系的运动，同样也不妨碍它的最小的物理粒子实现由它的温度所造成的振动，也不妨碍它的物质原子经历化学的过程。没有运动的物质和没有物质的运动一样，是不可想象的。因此，运动和物质本身一样，是既不能创造也不能消灭的；正如比较早的哲学（笛卡儿）所说的：存在于宇宙中的运动的量永远是一样的。因此，运动不能创造，只能转移。”“运动的转移成为一个包含各种中间环节的比较复杂的过程。”[22]
恩格斯还指出：“运动应当以它的对立面即静止作为自己的量度，……从辩证的观点看来，运动可以通过它的对立面即静止表现出来，这根本不是什么困难。从辩证的观点看来，这全部对立，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都只是相对的；绝对的静止、无条件的平衡是不存在的。个别的运动趋向平衡，总的运动又破坏平衡。”[23]恩格斯的论述表明，在恩格斯看来，物质与运动是不可分离的。一方面，一切物质在任何时候都处于运动之中，运动是物质的存在方式，是物质的根本属性；另一方面，运动也离不开物质，凡运动都是物质的运动，物质是运动的载体。而且，运动还具有多种形式，其基本形式是机械运动、物理运动、化学运动、生物运动乃至社会运动。高级运动形式由低级运动形式发展而来，而且包含了低级运动形式，但是高级运动形式不能归结为低级运动形式。运动和物质一样是永恒不灭的，但存在相对静止状态。运动与静止处于辩证联系之中。承认相对静止对于正确理解运动具有重要的意义。
（五）批判了杜林的永恒道德观及作为其哲学基础的永恒真理观，阐述了真理发展的辩证法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第九章中，批判了杜林在思维、道德、真理问题上的形而上学观点，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观和道德观。
首先，恩格斯揭露了杜林在真理、道德问题上的谬论。
在思维和语言的关系上，杜林认为，纯正的思维是不通过语言的思维。恩格斯认为，杜林的这种说法纯粹是无稽之谈。语言是思维的物质外壳，思维和语言是不可分割的。动物没有语言，按杜林的说法，动物的思维才是纯正的思维。在道德观、真理观上，杜林认为，他们构造的道德的要素和原则具有广泛的普遍性，和其他真正的知识一样具有无条件的真理权，它不仅适用于一切时代，而且适用于一切星体；它不仅适用于人类，而且适用于人以外的一切生物，甚至是其他天体上的个人和公共的生活；它是超历史的、超民族的、超阶级的永恒真理。杜林在道德观、真理观上的谬误可以归为：道德原则是永恒的，它“凌驾于历史和现今的民族特性的差别之上”；“真正的直理是根本不变的”，它不受时间和现实变化的限制。
其次，恩格斯批判了杜林的形而上学的真理观，阐述了真理发展的辩证法。
杜林的道德观以真理观为理论前提。要批判建立在真理观上的道德观，其要害是要批判杜林的真理观。杜林的形而上学的真理观，是建立在他对人的思维和认识能力至上性片面理解的基础之上的。
针对杜林的真理观，恩格斯从分析他的真理观的基础入手，进一步全面论证了思维的至上性和非至上性的辩证关系，揭示了人类认识特别是真理的辩证本质。恩格斯指出，人类思维是至上性和非至上性的辩证统一。人的思维具有至上性的一面（思维的至上性是指人的认识能力的无限性和无条件性），但是这里所说的人的思维，不是杜林所说的个人的思维，而是指整个人类的思维，但是思维只能存在和表现在一系列个人之中，即“作为无数亿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人的个人思维而存在”。人的思维存在一个无限发展的过程。一方面，“只要人类足够长久地延续下去，只要在认识器官和认识对象中没有给这种认识规定界限，”[24]人的思维就能够认识无限发展的客观世界，人的思维就是至上的，即就人类能够正确认识客观世界及其规律这一点而言是绝对的、无条件的；另一方面，“人的思维又是在完全有限地思维着的个人中实现的，”[25]作为生活在各个不同时代的不同的个人来说，由于他们必然要受到主观和客观条件的限制，其思维和认识能力又总是相对的、有限的、非至上的。至上性与非至上性、相对与绝对、有限与无限是人类思维与认识能力中的基本矛盾，这个矛盾只有通过人类实践和认识的无限发展来解决，只能在“无止境的人类世代更迭中才能得到解决”。可见，这一矛盾正是推动人的认识不断发展的动力。恩格斯指出：“人的思维是至上的，同样又是不至上的，它的认识能力是无限的，同样又是有限的。按它的本性、使命、可能和历史的终极目的来说，是至上的和无限的；按它的个别实现情况和每次的现实来说，又是不至上的和有限的。”[26]
恩格斯接着批判了杜林的“永恒真理”论，阐述了真理的绝对性和相对性的辩证关系。恩格斯认为，作为人类思维和认识成果的真理是相对性和绝对性的辩证统一。既然人的思维是至上性与非至上性的辩证统一，人的认识能力是无限性和有限性的辩证统一，所以作为人类认识和思维成果的真理也既是绝对的，又是相对的，即任何具体真理都必然是绝对性和相对性的辩证统一。真理的绝对性存在于每个时代人们所能获得的相对真理之中，人们是通过相对真理不断地无限地接近于绝对真理的。这一矛盾只能在人类认识和思维的无穷无尽的发展过程中逐步解决。恩格斯指出，杜林所谓的“永恒真理”是根本不存在的。“永恒真理的情况也是一样。如果人类在某个时候达到了只运用永恒真理，只运用具有至上意义和无条件真理权的思维成果的地步，那么人类或许就到达了这样的一点，在那里，知识世界的无限性就现实和可能而言都穷尽了，从而就实现了数清无限数这一著名的奇迹。”[27]恩格斯指出：“我们可以按照早已知道的方法把整个认识领域分成三大部分。第一个部分包括所有研究非生物界的并且或多或少能用数学方法处理的科学，即数学、天文学、力学、物理学、化学。”（无机界的科学）“第二类科学是研究活的有机体的科学。”（有机界的科学）第三类是“按历史顺序和现今结果来研究人的生活条件、社会关系、法的形式和国家形式及其由哲学、宗教、艺术等等组成的观念上层建筑的历史科学”，[28]（人类社会的科学）恩格斯阐明了在这三个领域中尤其是在社会科学中，都不存在最后的终极真理，深刻论证了人类认识能力及其成果的相对性，说明了真理是具体的、历史的，真理是一个无限发展的过程。
恩格斯还针对杜林把真理和谬误绝对对立起来的形而上学的错误，论述了真理和谬误的辩证关系。恩格斯指出：“真理和谬误，正如一切在两极对立中运动的逻辑范畴一样，只是在非常有限的领域内才具有绝对的意义；……只要我们在上面指出的狭窄的领域之外应用真理和谬误的对立，这种对立就变成相对的，因而对精确的科学的表达方式来说就是无用的；但是，如果我们企图在这一领域之外把这种对立当做绝对有效的东西来应用，那我们就会完全遭到失败；对立的两极都向自己的对立面转化，真理变成谬误，谬误变成真理。”[29]恩格斯还以著名的波义耳定律为例说明，任何真理都是具体的，即真理和谬误相互转化的辩证关系。真理在其适用范围内时，它与谬误的对立是绝对的，二者的原则界限不能混淆。但二者的对立又是相对的，是有条件的，倘若超出真理的适用范围，真理和谬误在一定条件下就会相互转化。
再次，恩格斯批判了杜林的永恒道德论，论述了马克思主义的道德观，阐明了道德的历史性、阶级性和社会性。
道德具有历史性、道德不是超历史的。从道德的基本概念来看，其内容是发展变化的。善恶观念是道德的基本概念。对于这个概念，不同民族、不同时代都有不同的理解，一个时代认为是善的东西，在另一个时代却认为是恶的。恩格斯指出：“善恶观念从一个民族到另一个民族、从一个时代到另一个时代变更得这样厉害，以致它们常常是互相直接矛盾的。”[30]从道德的类型来看，道德是不断变化发展的。比如，当代欧洲的资本主义社会就存在着不同类型的道德：既有宗教时代流传下来的基督教的封建主义道德，又有资产阶级道德，还有同资产阶级并列的无产阶级道德。对此，恩格斯阐述道：“今天的情形是怎样的呢？今天向我们宣扬的是什么样的道德呢？首先是由过去信教时代传下来的基督教的封建的道德，这种道德主要又分成天主教的和新教的道德，其中又不乏不同分支，从耶稣会天主教的和正统新教的道德，直到松弛的启蒙的道德。和这些道德并列的，有现代资产阶级的道德，和资产阶级道德并列的，又有未来的无产阶级道德，所以仅仅在欧洲最先进国家中，过去、现在和将来就提供了三大类同时和并列地起作用的道德论。哪一种是合乎真理的呢？如果就绝对的终极性来说，哪一种也不是；但是，现在代表着现状的变革、代表着未来的那种道德，即无产阶级道德，肯定拥有最多的能够长久保持的因素。”[31]
恩格斯还揭示了道德观念的起源和实质，他从三个阶级各有自己的特殊的道德得出结论——道德是经济关系的产物。恩格斯指出：“人们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归根到底总是从他们阶级地位所依据的实际关系中——从他们进行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中，获得自己的伦理观念。”[32]恩格斯认为，道德在阶级社会是有阶级性的。不存在永恒的道德观念，即使有的道德戒律是共同的，如“切勿偷盗”，也不是永恒不变的道德观念。因为，对于这一戒律，不同阶级有不同的理解，内容也不尽相同；而且在将来消灭了私有制和私有观念以后，“切勿偷盗”也就丧失了存在的意义了。恩格斯认为，“一切以往的道德论归根到底都是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33]只有完全消灭私有制和私有观念，只有到消灭了阶级的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全人类的共同道德才会形成。在杜林看来，“恶就是猫”，善恶产生于人的永恒不变的自然属性。恩格斯还对杜林这种离开道德的社会性和阶级性来分析道德起源的错误观点进行了批判。
（六）批判了杜林的抽象的平等观，阐述了平等观的历史发展及无产阶级平等观的实际内容，对马克思主义平等观第一次给予了科学的规定。这是恩格斯在第一编第十章中阐述的主要内容
首先，恩格斯批判了杜林唯心主义先验论的平等观。
恩格斯就杜林在社会历史观上的先验论方法指出：“他的方法就是：把每一类认识对象分解成它们的所谓最简单的要素，把同样简单的所谓不言而喻的公理应用于这些要素，然后再进一步运用这样得出的结论。”[34]杜林认为，这是数学方法在历史、道德和法方面的应用。恩格斯认为，这种方法只不过是先验主义的变种。它不是从对象本身去认识某一对象的特性，而是从对象的概念中逻辑地推导出这些特性；“它不是从现实本身推导出现实，而是从观念推导出现实。”[35]杜林用这种先验主义方法建立起来的道德和法的学说，是那个时代保守潮流的反映。这一学说是抽象的、空洞的。
杜林的抽象的平等观是怎样的呢？恩格斯指出，杜林按照先验的方法，首先将社会分解为最简单的要素，认为最简单的社会至少由两个人组成。平等就是两个人的意志完全平等，即一方不能向另一方首先提出任何要求，这就是平等的基本公理。他还认为，暴力是产生不平等的根本原因，并标榜自己的平等观念是永恒不变的绝对真理。恩格斯认为，这是无稽之谈，如果杜林所说的两个人，不是两个男人，而是一男一女，他们在性别上就是不平等的。这种“两个人”的把戏，其实不是杜林的独创，而是杜林从18世纪一些思想家如卢梭、亚当·斯密等人的著作中抄来的。杜林的根本错误在于抽象地谈论人和平等。杜林捏造的两个人的“平等”，“他们摆脱了一切现实，摆脱了地球上发生的一切民族的、经济的、政治的和宗教的关系，摆脱了一切性别的和个人的特性，以致留在这两个人身上的除了人这个光秃秃的概念以外，再没有别的什么了，于是，他们当然是‘完全平等’了。因此，他们成了这一位到处搜索和揭发‘降神术’活动的杜林先生所召来的两个十足的幽灵。”[36]
杜林的平等观是替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奴隶制辩护。杜林认为，两个人的意志的一方不能向另一方提出任何肯定的要求。如果一方竟然做了，并以暴力来实现，那就产生了非正义等。显然，这是以暴力论为前提的。这种不平等和奴役起源于暴力的谬论，否认了不用暴力的奴役和不平等的历史事实，抹杀了不平等的经济根源，掩盖了剥削阶级奴役劳动人民的实质。杜林的平等观违反了历史事实，陷入了不可自拔的自相矛盾之中。为此，他不得不承认，两个人也存在不平等，即两个人存在生理上的不平等，如两个人存在独立自主能力的强弱——此为“退却之一”。两个人在道德上的不平等，在两个人中，一个具有完全人性的人和一个具有兽性的人，前者可以征服后者——此为“退却之二”。两个人在精神上的不平等，在两个人中，如果一人按真理和科学行事，另一个则不是，那么一定会发生冲突，前者可以用暴力征服后者，使其回到科学的轨道上来——此为“退却之三”。恩格斯指出，在这里，杜林不仅自相矛盾，而且堕落成了“可耻的逃跑”，因为按照杜林的逻辑，文明国家对落后民族的暴力侵略和掠夺，都是正当的道德行为，这就是“两个人的完全平等”公理的底蕴。
其次，恩格斯叙述了平等观的历史发展。
确立科学的平等观是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的要求。恩格斯认为，我们虽然结束了对杜林平等观的批判，但是还不能因此就把平等观本身抛在一边，必须对平等观进行历史的、阶级的考察。
古代的平等观。不同时代有不同的平等观，平等是历史的、具体的。一切人都应当是平等的，“作为人来说，都有某些共同点，在这些共同点所及的范围内，他们是平等的，这样的观念自然是非常古老的。”[37]这是人类社会还没有分化出阶级之前的一种平等观。在奴隶社会，在希腊人和罗马人那里，人们的不平等比任何平等要受重视得多。在封建的中世纪，最初的基督教只承认一切人的一种平等，即原罪的平等。后来，基督教成了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工具，出现了僧侣与俗人的对立，很快就使这种基督教平等的萌芽也归于消失了。
资产阶级的平等观。资产阶级在反封建的斗争中，提出了本阶级的平等要求，即商品所有者都有进行商品交换的平等权利；劳动力买卖双方的权利是平等的；所有人的劳动，作为都是人的劳动是平等的，都具有同等效用。资产阶级平等观本来代表资产阶级利益，但是它却采取了普遍人权的形式，似乎它是代表一切人的。事实上，所谓人权，实质仍然是资产阶级的特权。恩格斯指出：“由于人们不再生活在像罗马帝国那样的世界帝国中，而是生活在那些相互平等地交往并且处在差不多相同的资产阶级发展阶段的独立国家所组成的体系中，所以这种要求就很自然地获得了普遍的、超出个别国家范围的性质，而自由和平等也很自然地被宣布为人权。这种人权的特殊资产阶级性质的典型表现是美国宪法，它最先承认了人权，同时确认了存在于美国的有色人种奴隶制：阶级特权不受法律保护，种族特权被神圣化。”[38]
再次，恩格斯阐述了无产阶级平等观的基本内容。
无产阶级的平等观是伴随着资产阶级反对封建阶级的阶级特权的平等要求而产生的。无产阶级平等观的实际内容就是：消灭阶级。恩格斯具体指出：“从资产阶级由封建时代的市民等级破茧而出的时候起，从中世纪的等级转变为现代的阶级的时候起，资产阶级就由它的影子即无产阶级不可避免地一直伴随着。同样地，资产阶级的平等要求也由无产阶级的平等要求伴随着。从消灭阶级特权的资产阶级要求提出的时候起，同时就出现了消灭阶级本身的无产阶级要求——起初采取宗教的形式，借助于原始基督教，以后就以资产阶级的平等理论本身为依据了。”“无产阶级所提出的平等要求有双重意义。或者它是对明显的社会不平等，对富人和穷人之间、主人和奴隶之间、骄奢淫逸者和饥饿者之间的对立的自发反应……或者它是从对资产阶级平等要求的反应中产生的，它从这种平等要求中吸取了或多或少正当的、可以进一步发展的要求，成了用资本家本身的主张发动工人起来反对资本家的鼓动手段；在这种情况下，它是和资产阶级平等本身共存亡的。在上述两种情况下，无产阶级平等要求的实际内容都是消灭阶级的要求。任何超出这个范围的平等要求，都必然要流于荒谬。”[39]并且，恩格斯还指出，平等观念不是永恒真理，它是历史的产物——“可见，平等的观念，无论以资产阶级的形式出现，还是以无产阶级的形式出现，本身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这一观念的形成，需要一定的历史条件，而这种历史条件本身又以长期的以往的历史为前提。所以，这样的平等观念说它是什么都行，就不能说它是永恒的真理。”[40]
（七）揭露了杜林在法学和政治学上的错误，阐述了自由和必然的辩证关系。这是恩格斯在第一编第十一章中阐述的主要内容
首先，恩格斯揭露了杜林在法学和政治学上的错误
在杜林看来，他对法学和政治学的陈述，“是以最深刻的专门研究为基础的”，而“马克思先生以往对法律所作的”则是“粗枝大叶的研究”。恩格斯以大量事实批判了杜林在这一问题上的荒谬无知的论调。一是杜林对法律概念把握不准。杜林认为，民法是确认以“暴力”为基础的所有制，刑法的自然根据是“复仇”。这就抹杀了法的阶级性，也不符合事实。实际上，民法的本质是保护私有制，私有制不是使用暴力的结果，而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刑法是关于犯罪和刑罚的法规，是统治阶级惩治犯罪、巩固其统治的工具。杜林离开经济关系和阶级关系来研究政治学和法学的做法是荒谬无知的。二是杜林对拉萨尔案例的评论是错误的。杜林的三年审判实践，并未加深他的法律知识的科学性。三是杜林法制史知识的贫乏。杜林认为，实行陪审员一致意见作出判决的制度，这是世界上最好的审判制度。然而这种制度只有在未来完善的社会里才能实行。其实，这种判决方式，早在黑暗的中世纪的英国就已经实行了。四是杜林的法律知识仅限于普鲁士邦法。杜林认为，普鲁士邦法与省、地方法令并存，这是“杂烩混合”。恩格斯指出，这种状况除了普鲁士法律以外，其他文明国家的法律并非如此。但是杜林对此一无所知。五是杜林认为，法庭以“集体意见”的方式进行判决掩盖了陪审员的个人责任。恩格斯指出，这种方式主要是普鲁士制度，其实在实行英吉利法的地方，审判庭对每个成员都是公开自己的判决的。六是杜林认为，废除教会对生、死、婚、葬的干预只有在未来和共同社会才能做到。实际上这一点俾斯麦早已用一条简单的法律就完成了。总之，杜林法律知识的真正地平线仅仅只是旧普鲁士东部六省的疆界，除此之外，他几乎一无所知。恩格斯针对杜林的法律知识指出：“它的真正的地平线就是旧普鲁士东部六省的疆界，至多还包括德国的其他几小块施行高贵的普鲁士邦法的地方；在这个地平线以外，它既没有揭示地也没有揭示天，既没有揭示外部自然也没有揭示内部自然，而只是揭示了对世界其他地方所发生的事情的极端无知的景象。”[41]
其次，恩格斯阐述了自由和必然的辩证关系。
道德与法和自由与必然的关系是密切相关的。恩格斯认为，正确理解自由和必然的关系，是建立关于道德和法的学说的前提。道德和法是关于人的行为准则的规范，要谈论这个问题，应先回答人的行为有没有自由？如果说没有，人的行为完全由客观必然条件决定，那也就是说，没有个人责任。这就无从提出道德和法的问题。所以，承认人的行为有自由，解决自由和必然的关系，就成了建构道德和法的学说的前提。而自由和必然是揭示人的活动与客观规律之间相互关系的一对范畴。唯意志论和宿命论各执一个片面。马克思主义则不同，既承认必然性，把必然性作为道德和法的客观基础，又承认个人的相对的意志自由，以确定个人行为的道德责任。
恩格斯揭露了杜林在自由和必然问题上的错误观点。对自由问题，杜林提出了两个相互矛盾的定义：一是说自由是合理的认识和本能的冲动的合力，合力的大小因人而异，人的意志是完全自由的——唯意志论；二是说自由完全受客观必然性制约，人的意志根本没有自由——宿命论。
恩格斯指出，杜林的观点只是对黑格尔观念的极端庸俗化。黑格尔第一个正确地阐述了自由与必然的辩证关系，提出了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的辩证观点。但是黑格尔作为一个客观唯心主义者，他所讲的必然并非物质世界的客观规律性，而是绝对精神的一种属性。恩格斯在揭露了杜林在自由和必然问题上的自相矛盾的基础上，从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出发，依据人类认识和思维的辩证运动，阐述了自由与必然的辩证关系。恩格斯指出：“自由不在于幻想中摆脱自然规律而独立，而在于认识这些规律，从而能够有计划地使自然规律为一定的目的服务。”[42]这就是说：自由以承认客观必然性为前提——划清了唯物主义决定论和唯心主义非决定论的界限；自由以对客观必然性的认识为基础——划清了必然性问题上的可知论和不可知论的界限；自由是根据对必然的认识来支配自己和外部世界的实践——划清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决定论同直观唯物主义决定论的界限（也同黑格尔也承认的“自由就是对必然的认识”这一旧哲学的命题根本不同）。
恩格斯还认为，自由是历史发展的产物。“最初的、从动物界分离出来的人，在一切本质方面是和动物本身一样不自由的；但是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43]只有在生产力高度发达、阶级差别消失了的社会状态中，才“第一次能够谈到真正的人的自由，谈到那种同已被认识的自然规律和谐一致的生活”。[44]自由是相对的，人类发展的历史是一个不断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过程。
（八）批判了杜林的形而上学观点，第一次连贯地阐述了辩证法的三条基本规律。这是恩格斯在第一编第十二章、十三章中阐述的主要内容
首先，批判了杜林否认事物矛盾的观点，阐述了矛盾规律的客观普遍性。
关于辩证法，杜林首先否认其客观性，认为辩证法是黑格尔的杜撰，并被马克思借来作为拐杖；继而，杜林否认矛盾的客观性，认为现实中没有矛盾，矛盾只属于思维中，矛盾与现实无关，现实中的矛盾等于背理。杜林认为，黑格尔的辩证法论述了矛盾的现实性，所以是荒谬的。其实并非如此，黑格尔的逻辑学，根本没有讲矛盾的现实性，而只论述了矛盾的主观性。恩格斯认为，不可否认的是，矛盾辩证法在科学和哲学发展中起着重大作用。而杜林却形而上学地否认事物矛盾的认识论根源。恩格斯说：“运动本身就是矛盾；甚至简单的机械的位移之所以能够实现，也只是因为物体在同一瞬间既在一个地方又在另一个地方，既在同一个地方又不在同一个地方。这种矛盾的连续产生和同时解决正好就是运动。”[45]在这里，恩格斯用大量的科学事实，如简单的机械运动、生命运动、思维运动和数学中的辩证法等论证了矛盾的客观性和普遍性。杜林认为，《资本论》的“辩证法的混乱”，是马克思的“哲学偏见”。在那里，一般等于个别，个别等于一般，“归根到底一切都是一个东西”。恩格斯批判指出，这是无中生有。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运用了辩证法，但是从来没有把它们说成是一个东西。如果按照杜林的观点，那么资本家和雇佣工人，封建主义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都是一个东西”了。这是极其愚蠢的、“神经错乱”的。
其次，批判了杜林对质量互变规律的歪曲，阐述了质量互变规律的客观普遍性。
恩格斯批判了杜林对质量互变规律的歪曲。杜林认为，马克思《资本论》关于“货币转化为资本”的原理，是根据黑格尔“量转变为质”的公式套出来的。恩格斯认为杜林的说法是错误的。《资本论》关于货币转化为资本的原理，不是什么套用了黑格尔的公式。相反，而是马克思从关于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以及关于剩余价值的研究中得出的结论。这个结论所反映的客观过程，证明了黑格尔在他的《逻辑学》中所发现的下列规律的正确性，即单纯的量的变化到一定点时就会转化为质的差别。杜林企图推翻马克思的结论，显然是徒劳的。
恩格斯阐述了质量互变规律的客观普遍性。恩格斯批评杜林指出，一方面攻击质量互变规律是“混乱的模糊观念”，另一方面在“世界模式论”中谈到无机界向有机界过渡时又抄袭了黑格尔“度量关系的关节线”，即“在量变的一定点上骤然发生质度”的观点。由此说明，他也不能不承认和运用这一规律。接着，恩格斯列举了物理量的变化过程中水的三态变化、社会领域中资本主义的生产中的分工与协作、化学中的三种碳化物的“同分异构体”、军事上法国步兵打败埃及的马木留克兵等事实，说明了一定的量变必然会引起质变，论证了质量互变规律的客观性和普遍性。
再次，恩格斯在第十三章中批判了杜林对否定之否定规律的攻击，阐述了否定之否定规律的客观普遍性。
恩格斯批判了杜林对马克思否定之否定规律的歪曲。杜林认为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24章第7节《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中所得出的“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的结论，是把黑格尔的否定之否定的辩证法当成了证明的工具，让它执行了“助产婆的职能”。杜林认为，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社会，“既是个人的又是公共的所有制的混沌世界”。对此，恩格斯从两方面进行了批判：一方面，何谓重建的个人所有制？恩格斯从词源上解释说，在德语中，公有制包括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个人所有制包括产品即消费品。所以，重建的个人所有制是指未来社会自由人联合体的设想，在那里联合体的生产资料是公有的。联合体的总产品，一部分用作生产资料，属于公共所有；一部分用作消费资料，属于个人所有。可见，所谓“既是个人的又是公共的所有制的混沌世界”并非马克思的，而恰恰是杜林的“臆造”。另一方面，马克思的辩证法不是作为单纯的证明工具。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资本主义个人私有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论述，是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本身的内在规律所得出的结论，而不是把否定之否定作为证明的工具主观构造的。在黑格尔那里，他的确把否定之否定规律当做构造和论证其哲学体系的工具。但是马克思不同，马克思的辩证法不是单纯的证明工具，而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恩格斯批判了杜林的形而上学的否定观，阐述了否定之否定规律的客观普遍性。这可以从三方面来理解：其一，否定之否定规律是客观存在的普遍规律。在这里，恩格斯通过植物、动物、地质学、数学、社会历史和哲学思维的进程和发展，论述了否定之否定规律的客观普遍性。其二，恩格斯第一次给辩证法下了一个科学的定义。他说：“辩证法不过是关于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的运动和发展的普遍规律的科学。”[46]因此，对待否定之否定规律，既要肯定它的普遍有效性，又要注意这个规律在具体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每一个个别具体形态的特殊过程的不同特点，不能教条式地照搬和套用。其三，两种否定观的根本对立。这里有三种情形：一是形而上学的否定观把否定看做是外力强加于事物的东西。认为否定事物就是“简单地说不，或宣布某一事物不存在，或用随便一种方法把它毁掉”。[47]这样，事物的发展过程就中断了，如把大麦粒磨碎、把昆虫踩死、把正数a涂掉等。而辩证的否定是指事物本身所固有的内部矛盾所引起的自我否定。二是形而上学把肯定和否定绝对对立起来，要么否定一切，要么肯定一切。而唯物辩证法的否定观是“扬弃”，是事物联系的环节，是事物发展的环节。三是形而上学否认否定的多样性。辩证的否定观认为，否定的方式不仅“取决于过程的一般性质”，而且“取决于过程的特殊性质”，辩证的否定是普遍和特殊的统一。否定的基本原理是普遍的，但是否定的方式是由事物所处的具体条件决定的，否定具有多样性。
三、综合评述
《反杜林论》是一部论战式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巨著。它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1.《反杜林论》批驳了杜林的反动思想体系，澄清了德国党内的机会主义思潮，使全党的思想理论水平得到提高，巩固了党的团结统一，并使其能够沿着正确的思想路线前进。
2.《反杜林论》第一次从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个方面，系统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进一步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使马克思主义成为整个社会主义工人运动的锐利的思想武器和工人运动理论家、革命家的精神力量的源泉。它“同《共产党宣言》一样，都是每个觉悟工人必读的书籍”。[48]
3.《反杜林论》也是第一部系统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的著作，是尝试着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化的第一部著作，是第一本“百科全书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但这里必须指出，由于种种原因，《反杜林论》也被当作教条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雏形或范本。这种说法显然不恰当，因为，这种说法抹杀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实践、对时代的开放性，也违背了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所阐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思想和基本精神。杜林模仿黑格尔建立的先验体系，是把哲学当作“科学的科学”的近代形而上学的一个拙劣版本。恩格斯在对杜林的批判中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区别于旧哲学的重要特点之一，就是在哲学对象和“体系”方面实现了革命性变革；它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哲学”体系了。恩格斯说：“关于自然和历史的无所不包的、最终完成的认识体系，是同辩证思维的基本规律相矛盾的；但是，这样说决不排除，相反倒包含下面一点，即对整个外部世界的有系统的认识是可以一代一代地取得巨大进展的。”[49]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系统性和全面性是相对的，是就它的观点的内在联系而言，而不是就它同外部世界、同实践与时代的关系而言的。《反杜林论》中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在联系的阐发，并不是刻意去建构一个“体系”，这一点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这本书的目的并不是以另一个体系去同杜林先生的‘体系’相对立，可是希望读者不要忽略我所提出的各种见解之间的内在联系。”[50]
4.《反杜林论》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反杜林论》中论述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辩证法、认识论和道德观等方面的一些重要观点，是当代研究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等的重要文献；学习研读《反杜林论》，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深刻理解当代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即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反杜林论》中所用的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对于我们分析和解决现实中的一些理论和实践问题也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79页。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79页。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89页。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93页。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94页。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98页。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99页。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790页。
[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791页。
[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795页。
[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01页。
[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02页。
[1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02页。
[1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10页。
[1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10页。
[1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10页。
[1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12页。
[1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19页。
[1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26页。
[2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27页。
[2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28页。
[2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35—436页。
[2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38页。
[2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62页。
[2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63页。
[2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63页。
[2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63页。
[2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64—465页。
[2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67—468页。
[3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69—470页。
[3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70页。
[3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70页。
[3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71页。
[3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72页。
[3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73页。
[3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75页。
[3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80页。
[3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83页。
[3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83—484页。
[4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84—485页。
[4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90页。
[4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91页。
[4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92页。
[4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92页。
[4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98页。
[4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520页。
[4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520页。
[48]《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10页。
[4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99页。
[5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8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