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验”平权：民权史上的碑石

（但对黑人来说）仅仅自由是不够的。你不能只对他们说：“现在你自由了，想去哪里都可以，也可以做你想做的事，选择你喜欢的领导人。”仅仅这样做不可能抹去几百年的创伤。一个多年来都戴着枷锁蹒跚的人，你不能一解除他的桎梏，就把他带到起跑线上，对他说：“你自由了，现在可以和其他人竞争了。”你还认为这是真正的公平。……我们追求的不仅仅是自由，还有机会……就此而言，机会平等才是根本。⁰⁷

——林登·约翰逊，第36任美国总统

1965年6月4日在霍华德大学毕业礼上的演讲

在美国，和政府做生意的公司有一个专门的名称，叫政府合同商（Government Contractor）。政府合同商通过承接政府的项目，赚国家的钱。国家的钱，归根结底就是纳税人的钱。为了保证纳税人的钱不仅花得有效率，而且还能够促进社会公平，联邦政府对这个过程制订了诸多的规定。例如，对于50人以上的公司，只要获得一笔大于5万美元的政府合同，联邦政府对其就执行有别于一般企业的要求。诸多要求中的重要一项，就是“平权措施计划”（Affirmative Action Plan）。

平权措施计划，是美国民权运动史上的里程碑。

该计划规定：公司不得因为雇员的年龄、种族、肤色、原籍、性别、婚姻状态、宗教信仰，以及是否残疾、是否退伍军人等事项对雇员产生歧视。其初衷在于保证所有人，特别是少数民族，都享有公平就业的机会，在每一个公司都营造一个和总体人口特征一致的工作集体。

换一个角度来思考，“平权措施”其实并不“平”，因为其本质是通过人为的干预给予少数民族“优先”权，制造机会平等。比如说，一个公司要增加人手，即使前来应聘的白人要比黑人优秀，但因为法定的黑人比例，可能仍然要雇用黑人。

但很多人认为，只有通过这种平权措施，才能在现阶段有效地帮助少数族裔，特别是缩小黑人与白人之间的差距。

“平权措施计划”起源于1961年的肯尼迪时代，那时候的平权，主要集中在种族和肤色的问题上。1963年，肯尼迪遇刺，约翰逊继位，这位和《信息自由法》过不去的总统，极力推行种族平等，将“平权措施”推向了顶峰。1967年，受女性解放运动的影响，他又将平权措施扩大到“性别”领域。近10年来，在美国，“性别平等”甚至有超过“种族平等”的趋势，成为平权措施计划中最受争议的话题。

2001年，沃尔玛公司150万女雇员认为她们在公司的薪酬和晋升中受到了普遍的歧视，从而提起了性别歧视的集体诉讼。该案原告人数之多，创下历史之最。官司历时10年，一直从联邦地方法院、巡回法院打到最高法院，“百万娘子军”曾两度胜诉，但2011年6月，最高法院判决，原告缺乏特定的、直接的证据证明沃尔玛存在普遍的性别歧视政策，不予支持。

“娘子军”虽然最终败诉了，但女性在职场的平等问题已经成为一把随时都可能落下来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作为联邦政府的合同承包商，各大公司无不警醒、小心翼翼。

那么，联邦政府的劳工部是如何监督落实这些平权政策的呢？

每一年，每一个政府的合同商都要上交劳工部两份报告，一是数据统计报告，二是文字叙述资料。数据统计报告中包括了全部员工的性别、种族以及收入变化等数据项，劳工部的工作人员对每个公司提交的数据进行分析，并和行业的总体情况进行对比，一旦发现潜在的歧视问题，例如女性职员的数量过少或薪酬过低，就会对相应的公司发出警告，限期改正，拒绝改正的公司将失去再次获得合同的资格。文字叙述资料则包括公司的员工手册、宣传相关劳工法的海报、培训制度、招聘制度以及相关职位招聘过程的记录。

2010年，全美共有30多万个政府合同商，由于上述这项规定，每年所产生的数据量，也不容小觑。基于原始数据的分析，当然也更加准确、公正、可靠。

政府合同商向联邦政府提交的这些数据和信息，当然也属于联邦政府收集的业务信息。那么，除了劳工部把它们用于分析监督“平权措施计划”的实施情况之外，是否可以公开呢？换句话说，如果有第三方按照《信息自由法》对联邦政府提出要求，要查阅某政府合同商为“平权措施计划”提交的信息和资料时，联邦政府是否可以公开这些资料呢？

这个问题曾经在美国历史上“纠结”过，引起过很多宗法律纠纷。其中最著名的是“克莱斯勒诉布朗案”。⁰⁸

1970年代，克莱斯勒公司（Chrysler Corp.）获得了国防部的一项合同。作为政府合同商，该公司按规定向国防部提交了“平权措施计划”规定的资料。1975年5月，一个工会组织向国防部提出信息查询的申请，要求获得克莱斯勒公司提交的数据和文件。国防部认为该要求符合《信息自由法》的规定，在知会克莱斯勒公司后，向该工会公开了这些数据和文件。

但克莱斯勒公司对此表示强烈的反对，他们认为这些信息属于它的商业秘密，国防部无权向第三方公开。克莱斯勒随即将当时的国防部部长布朗告上了联邦地方法院，经过3年的折腾，1978年，官司最后上诉到最高法院。

1979年4月，最高法院宣布克莱斯勒败诉。最高法院认为，《信息自由法》的根本目的，是鼓励政府机构的信息公开，商务机密虽然享有豁免权，但根据现有的法律，这种豁免权是许可性的，而非强制性的，既然是非强制性的，即使该信息属于商业机密，政府部门有权不公开，也有权公开，即公开并不违法。

克莱斯勒诉布朗案是“平权措施计划”及《信息自由法》的标志性案件。此后，《信息自由法》也开始正式成为商业公司竞争的工具。不少公司，都通过这个渠道，向联邦政府索要文件，以了解竞争对手的运营情况。据统计，2010年，有三分之一的信息公开的要求都来自商业公司。这当然又引起了美国社会的又一次讨论，《信息自由法》的初衷，是保护公民的知情权，如今似乎已经“沦”为商业竞争的工具，这又是否合适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