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新的世界：从软件开源到数据开放

开放的社会是这样一个社会：在这里，人们已经认识到，要多多少少用批判的眼光来看待禁忌，人们会把个人的决定建立在他们自己的才智和掌控之上。⁰²

——卡尔·波普尔（1902-1994），英国哲学家，1945年

我们正在进入一个新的世界，在这里，数据可能比软件还要重要。⁰³

——蒂姆·奥莱理，奥莱理媒体创始人、技术活动家，2007年

1946年，人类发明了第一台计算机。

计算机一开始就是由软件和硬件共同组成的，但软件和硬件的发展，早期却未能并驾齐驱。相反，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软件都是作为硬件的附属而存在的，甚至“软件”（software）这个单词，也远远滞后于“硬件”（hardware）这个单词，直到1958年才正式形成的。

其中的原因，是因为最早的软件对硬件的依附性很强，换一个硬件平台，就可能无法运行；同一个软件产品，即使运行在相同的硬件平台上，其配置不经过修改，也无法销售给其他的客户。

因为可移植性差、通用性低，这时候的软件，大部分都是由硬件制造商一并开发的，作为硬件的一个搭配，免费提供给计算机的购买者。因为免费，软件的原始代码（也称源代码）大部分时候都是公开的。也正因如此，几乎所有人都相信，软件的开发必须量体裁衣、逐一定制，软件本身难以成为一个大规模销售的独立产品。

但接下来的半个世纪，软件产业却经历了从无到有、跌宕起伏的发展，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产业。在这个风起云涌的过程中，一些公司和个人，在其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

1955年，IBM的两名雇员辞职，创办了全世界第一家专门的软件公司：Computer Usage Company（CUC）。尽管走的是“一对一定制”的商业模式，CUC也不断发展壮大，到1967年，已经拥有了700多名雇员、年收入上千万美元，成了上市公司。

在软件业的发展过程中，美国联邦政府也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由于软件的可通用性低，整个软件产业最早是由个别大项目推动的。这些大项目，基本上都是由联邦政府认购、买单。其中最大的项目之一，是美国国防部和IBM在1959年开始合作的一个防空项目（Semi-Automatic Ground Environment），该项目致力于用计算机软件处理雷达收集的信号，侦察、跟踪天空飞行物的活动。

这个项目，前后跨度近30年，耗资近百亿美元，它不仅帮助IBM成为软件产业的巨头，也为美国培养了一大批程序员。类似的大项目成了程序员的摇篮和“西点军校”。在这些项目中成长起来的技术中坚，后来散布到各个行业，成为各个领域软件开发的带头人。正是联邦政府这些大项目带来的人才优势，几十年以来，美国的软件业一直在全世界占据领先地位。

1969年6月，IBM宣布，将从1970年起停止免费配送软件的做法，软件和硬件将分开定价。这个软、硬件分拆的决定进一步推动了软件行业的兴起，新的软件公司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用户开始在硬件提供商之外寻找、购买软件解决方案。

1970年代中期，个人电脑问世，随着电脑进入千千万万个普通家庭，软件开始真正具备成为大众化商品的可能性。

但真正把软件产业推进到商业帝国的，却不是IBM，而是一个年轻的后起之秀：比尔·盖茨。

盖茨相信软件行业蕴藏着巨大的商机。1975年，20岁的他从哈佛大学退学，创办了微软公司，致力于软件开发。此后二十年，如滚雪球一般，微软公司迅速扩大，这位辍学者，最后一手造就了一个世界级的软件帝国。

1976年2月，盖茨发表了一封著名的信件：《致爱好者的公开信》。他在信中谴责一些用户没有付费就使用微软公司的软件产品，并断言，这种不尊重版权、非法复制的做法将会阻碍、打击软件业的发展，他质问道：

“有谁会愿意免费、义务地从事如此专业的工作？哪个业余爱好者能投入3年的人力去开发、调试、编写文档，然后免费发布一个软件产品呢？”⁰⁴

盖茨的这封信被后世认为是软件产业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此后，软件被理所当然地视为一种专利，是私有的，几乎所有的软件公司都开始拒绝公布源代码，商业软件开始大行其道。这种拒绝公开源代码的软件，后来被称为“专有软件”（Proprietary Software）。比尔·盖茨的声明，引领了一场软件商业化的大潮，也导致了专有软件的盛行。

长江后浪推前浪。在这个迅速崛起、瞬息万变的新生产业里，英雄辈出、各放光彩。这些英雄人物，不仅不拘于学历，更不拘于权威和禁忌，他们倾听内心的声音、服从理想的召唤。

比尔·盖茨固然是一代英雄，但他很快就受到了挑战。他的论断——“没有人能够免费地从事专业性的开发工作”、“软件的开发应该专有、应该封闭”，后来被事实证明是错误的。

新的挑战者具有很强的理想主义色彩。他们反对专有、反对封闭、反对商业化，他们认为封闭性的软件是一种自私、狭隘的做法，束缚了人类的创造性，阻碍了软件技术的传播和交流；他们强调自由、强调开放、强调创新，要求软件开发人员公开原始代码，认为这种公开不仅能提高软件行业的效率和效能，还有利于学习、交流和创造，为人类社会贡献最大的价值。

1983年，麻省理工学院人工智能研究所的一名资深程序员理查·斯托曼（Richard Stallman）发起了著名的GNU项目，目标是通过程序员之间自由的、志愿的协作，开发一套自由的、开放的操作系统，与定价销售的专有操作系统抗衡。1985年，他又成立了自由软件基金会（FSF），为GNU项目提供法律、经济和技术上的支持。这个不可思议的浩大工程，在1991年，因为另一位伟大程序员林纳斯·托瓦兹（Linus Torvalds）的突出贡献，最后成功实现。

自由软件运动和开源运动三剑客

理查·斯托曼：高中时代就开始为IBM编程，发起自由软件运动的时候不到30岁。自由软件运动的诉求，其实不同于后来的开源运动，它强调自由修改而不是免费，但对开源运动产生了巨大影响。

林纳斯·托瓦兹：完成Linux内核第一个版本的时候，还是一名21岁的在校学生。

埃里克·雷蒙：著名的黑客⁰⁵，不到20岁就开始编程，不仅是开源运动的领袖，也是黑客文化的代言人，有多本著作问世。

三个人都是著名的程序员，先后成为自由软件运动、开源运动的领袖。（图片来源：维基百科）

这个免费的操作系统就是现在大名鼎鼎的“Linux”。

从1990年代起，互联网的普及更为轰轰烈烈的软件自由运动推波助澜，这时候的开放原始代码，不仅意味着在互联网上公开自己的代码，还意味着和分散在世界各地的程序员通过网络进行交流和协作。

1997年，埃里克·雷蒙（Eric Raymond）出版了《大教堂与集市》，他在这本书中详细地论述了开放原始代码的好处。他将传统的从上至下进行控制的软件开发方法比喻为“大教堂”，而通过互联网上公开分享自己的代码，就好像把一件商品放在了集市之上，自由地让别人浏览、评价。雷蒙总结道：

“足够多的眼睛，将使所有的错误都无所遁形。”⁰⁶

雷蒙认为，Linux的核心开发人员林纳斯·托瓦兹就是这种集市模式的首创者，他因此将以上结论称为林纳斯定律（Linus' Law）。

集市模式的关键，不仅在于开放，更在于通过网络的交流、分工和协作。它的提出，不仅对软件开发本身，甚至对互联网时代的商业模式，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例如，维基百科就是按集市模式通过大众自由协作而产生的，而网络版的大英百科全书则是典型的大教堂模式。

随着越来越多的公司和个人采纳了开放源代码的做法，1998年2月3日，主张开放代码和软件自由的各路精英齐聚硅谷，为这场运动正名，最后一致同意将这种发布代码、其他程序员可以对其进行自由修改并重新发布的做法称为“开源”（Open Source）。没多久，一个新的公益组织开源促进会（OSI）诞生了，雷蒙担任了首任主席，该组织很快为开源软件制定了十个标准，这些标准，获得了全世界软件行业的认同。

开源，不仅意味着以开放的姿态进行知识共享，还代表着自由、平等、协作、责任和乐趣等等理念。

林纳斯曾经就开源问题与微软公司的高层展开过激烈的辩论。微软公司批评开源运动严重地破坏了知识产权、扰乱了软件市场，林纳斯则反击微软是一人独大、金钱障目，他后来解释他的初衷说：

“一个人做事情的动机，可以分为三类：一是求生，二是社会生活，三是娱乐。当我们的动机上升到一个更高的阶段时，我们才会取得进步：不是仅仅为了求生，更是为了改变社会，更理想的是——为了兴趣和快乐。”

这段话，是开源领袖们的价值宣言，也深刻地解释了开源运动为什么能够成功的原因，因为其经典，被称为“林纳斯第二定律”。

在软件开源的运动当中，还有一个人占有历史性的地位，他就是世界闻名的计算机书籍出版商蒂姆·奥莱理（Tim O'Reilly）。奥莱理也是开源运动的坚定支持者，他常常自己掏腰包，赞助开源社区的活动和会议。1999年，他的出版社奥莱理媒体（O'Reilly Media），推出了全世界第一本开源文集：《开源革命之声》⁰⁷。此后，“开源”的概念才开始慢慢走出程序员的群体，成为一个广为人知的概念。

蒂姆·奥莱理

爱尔兰移民，文科毕业生，后来对计算机产生兴趣，成为一名致力于“传播创新知识——改变世界”的计算机图书出版人。他对他旗下出版社的定位是“新技术的转移者”，他也是“Web 2.0”一词的首创之人。（图片来源：维基百科）

伴随着他们的摇旗呐喊，越来越多的开发人员和软件公司开始加入开源运动的行列。进入21世纪以后，开源软件已经深入人心，几乎整个软件业都认识到了开放源代码的重要性及其好处，开源软件的产品也数不胜数、衍伸到各个领域，最早与开源势不两立的微软公司，也开始拥抱开源的做法。时至今日，要想在任何一个行业，找到一个没有开源软件的例子，已经相当困难。

本书第四章曾经谈到，软件是由代码和数据共同组成的，“开源”，指的只是开放代码，并不包括数据。但当开放代码已经成为共识和现实的时候，新一代的创新者，自然又将眼光投向了数据。

考察软件构成的一个角度

虽然同为软件的一部分，但开放数据（Open Data）和开放代码却大不相同。开放代码面向的对象仅仅是程序员，也就是说，它停留在技术的层面；但数据的开放，其涉及面却广得多，它不仅和技术人员相关，还与数据的来源、性质以及过去和未来的使用人员都息息相关。

开放数据也不仅仅意味着公开数据。要让数据可以重复使用、自由加工，数据公开的格式至关重要。还有，数据不像代码，代码无关个人，数据却可能涉及个人的隐私。

所以，什么样的数据可以开放、应该开放？又以什么形式开放？谁来开放？这些，都是要在开放之前必须回答的问题。

也因为这种种不同，数据开放面临更大的挑战和阻力，数据开放也没有像代码开放一样在商业领域兴起，数据开放的诉求，首先直指公共领域的公共数据，也就是美国联邦政府收集、拥有的数据。

当然，站在这个潮头浪尖的，还是一批年青的技术精英。他们相信，在互联网时代，无论是代码还是数据，只有开放，才能集聚群体的智慧、激发创新的力量、放射出更大的价值，真正推动社会的进步。

2004年，普林斯顿大学的本科生乔舒亚·陶伯拉（Joshua Tauberer）建立了美国民间首个公共数据的开放网站：TrackGov.us。

乔舒亚·陶伯拉

高中时代就开始学习编程，2000年入读普林斯顿大学心理学专业，利用在校的业余时间开发了TrackGov.us。2010年他获宾夕法尼亚大学语言学博士，目前担任公益网站Popvox.Com的首席技术官。

TrackGov.us是一个关于国会立法法案的数据开放网站。前文谈到过美国国会的立法步骤，美国是一个法律大国，在美国国会，任何时候都有一万多个法案处于讨论状态，每一个法案，都涉及千千万万公司和个人的利益。这些法案由谁发起、哪些议员支持、哪些议员反对，投票的结果、修改的次数、通过的时间、法案的内容以及当前的状态等等记录，不仅可以在这个网站上查询，还可以通过RSS邮件跟踪，所有的数据记录，都可以下载、重复使用。

TrackGov.us每月有近百万的点击率。毫无疑问，该网站给学术研究人员带来了极大的方便，也为关心某个法案的公司、个人提供了在线查询跟踪的工具，同时，这些数据还成为新闻界监督政府的利器。

2008年5月，奥巴马、希拉里、麦凯恩3人的选战正酣。根据TrackGov.us的数据，《纽约时报》揭露：从2007年的财政年度始，国会共进行了220次投票，但因为忙于竞选，奥巴马、希拉里各自缺席151次，麦凯恩更甚，缺席164次，高达75％。该报批评说，他们没有履行职责，却照拿工资。⁰⁸

陶伯拉曾经解释自己建立TrackGov.us的初衷：大部分美国人都不了解美国国会的立法程序，他想帮助普通公民增强对于国会的认识，缩小国会运转的真实情况与他们想象之间的差距。

2007年12月，又是在蒂姆·奥莱理的召集下，陶伯拉和其他29名开放公共数据的推动者共聚奥莱理出版社的加州总部。通过两天的会议，他们制定发布了开放公共数据的8条标准和原则。⁰⁹奥莱理在会上感叹说：

“我们正在进入一个新的世界，在这里，数据可能比软件还要重要。”

公共数据开放的8大基本原则

1．数据必须是完整的

2．数据必须是原始的

3．数据必须是及时的

4．数据必须是可读取的

5．数据必须是机器可处理的

6．数据的获取必须是无歧视的

7．数据格式必须是通用非专有的

8．数据必须是不需要许可证的

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开放数据的正式集会，也是美国民间第一次尝试建立开放数据的标准和共识。会议将“数据”定义为“一切以电子形式存储的记录”，会议声明：

我们并不决定什么样的公共数据可以开放，我们仅仅为开放制定标准和原则，定义什么才是“开放”。

从这8大原则可以看出，数据开放运动沿袭了软件开源运动的很多诉求，例如通用非专有、机器可处理、获取无歧视等等，数据开放运动可以看做是开源运动在软件领域的一个深化。

但这种深化，已经不仅仅局限在技术领域。开源运动对美国社会乃至全世界的影响，已经渗透到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衍生出开放政治（Open Politics）、开放政府（Open Government）、开放媒体（Open Media）、开放城市等等一系列的运动和口号。

开放，已经成为互联网时代一股不折不扣的浩荡风潮。

这股风潮的触发和形成，其起点还是本书第二章探讨的摩尔定律。正是由于数据存储器的性能不断上升、价格不断下降，人类复制、传播信息的边际成本一降再降，再加上互联网的出现，信息的交流和共享变得前所未有地简单、方便、快捷，人类开放的梦想和渴望才得以一个接一个地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