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的进化观点根本不新鲜。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发表仅仅4年之后，塞缪尔·巴特勒（Samuel Butler）就提出了“机械王国”理论，希望能够解释“机械中的那个相当于动植物王国中自然选择的部分”。他的论文，《机械中的达尔文》，充满了时代热情：

没有什么比看到两个蒸汽机之间发生可以繁衍的联姻让我们这个花痴的物种更期待的了，而这现在居然成真了。如今机器被用来生产机器了，同时它又变成了以后同类机器的父母。当然，机器间的联姻与调情、求爱和婚配看起来还非常遥远。

这当然是一种夸张。然而，如果认真来看这篇文章的话，我就不可避免地会认为，巴特勒当时是在努力将技术塞进某个类似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的理论框架，尽管那样可能并不适合。

历史记录清晰地表明，现代某些技术确实是其先前技术的后代。巴特勒之后大约70年，社会学家吉尔菲兰（S. Colum Gilfillan）对船的谱系（从独木舟到帆船，再到当时的蒸汽船）进行了追踪。⁴吉尔菲兰是美国历史和社会学学派的成员，对19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技术和创新非常感兴趣，而且谙熟关于船的知识。他曾经是芝加哥科学与工业博物馆轮船展厅的负责人。1935年，他从历史细节中追查、研究船壳板、壳板板肋、紧固连结件、龙骨、斜挂大三角帆，以及横帆是如何发明出来的（仅仅描述斜桁帆的起源他就用了4页纸）；从最原始的漂流物到帆船，所有这些是怎样慢慢地演变的；以及帆船又是怎样进一步被发明，变成现代的蒸汽船的。但是，这还不是进化意义的全部，而是某种狭义的理解，是发展：一种形式上的血统（the descent of form）。吉尔菲兰的例子表明：对于某些技术，比如船，我们是可以追查出一个详细的谱系的。

但是，为了得到完整的进化理论，我们还需要更多的东西。我们需要找到证明所有技术，而不只是某些技术，产生于之前技术的论据，以及这种繁衍发生的明确的机制（mechanism）。已有的提供论据的尝试既少又不成功。大多数的努力，像巴特勒所提供的，都是建设性的意见，而不是理论。而且大都直接将其论证建立在达尔文理论之上。其核心思想是这样的：一项给定的技术，例如铁路机车，在某一特定时间内会有许多变种。这是因为它要达到的目的不同，操作的环境不同（你也可以说，它要适应的“生境”^[1]不同），还有不同的设计者提供的设计理念也不同。在这些变种当中，某些变化表现得较好并被选择做进一步的应用和发展，它们向未来的设计传递着小的差异。这样我们就可以跟着达尔文说，“通过自然选择，这些小差异得到稳定的积累，当个体获益时，就增加了对结构的重要修改”。技术就是这样进化的。

以上论述听起来很有道理，但是很快它就遇到了困难。某些技术，例如激光、喷气机、雷达、计算机快速计算程序以及铁路机车等，在自身刚刚出现时，或至少在即将出现的时候，它们并不是之前技术的样子，这点和新生物种的情况并不一样。喷气机不是内燃机或任何其他先前技术的变种，它也不是在其“前任”技术基础上稳步积累形成的。所以解释这种“新颖性”（novelty），即一种突发的、根本的新颖性，成了技术进化论者最主要的障碍。⁵根本性的新技术的出现，即相当于生物的新物种的出现，还不能被解释和说明。

有一条可能是最极端的出路，就是更刻苦地学习达尔文理论，然后声称，如果不同的设计者能够引发不同的技术“变异”，那么其中一些变异和它们背后的理念也许是根本性的。因此可以说，技术的进化可以是根本性的和突破性的，用时也可以是渐进式的。这听上去似乎很有道理，但是如果你仔细观察在实践中如何实现根本性创新，就会发现这种说法根本站不住脚。雷达产生于半导体。你可以对20世纪30年代的半导体线圈进行任何你喜欢的改变，但是你永远不可能得到雷达。甚至你可以对半导体的理念进行你喜欢的任何改变，你依然得不到雷达。制造雷达需要一个和半导体不同的运作原理。

我不想对技术中的变异和选择置之不理。技术当然会存在于多个版本当中，出色的表现者也当然会被选择，所以后来的形式的确会按照先前这种形式繁衍下去。但是当我们面对主要问题，如根本性的新技术是如何产生的，这相当于达尔文理论中的生物新物种是如何产生的问题，我们就遇到了阻碍，达尔文原理就不好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