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如果被使用的次数足够多，一个解决方案，一个成功的组合就成为了一个模块。它会获得自己的名分，并因作为适用于标准用途的模块而具有包容性，同时它自己也成为一项技术。当一个新的术语可以概述某些复杂的想法的集合，并且成为词汇的一个新的组成部分的时候，就会有与之并行的相应的语言产生出来。“水门”或者“慕尼黑”就是源于对一系列特定的、复杂的政府过失或谈判过程的概述而建构起来的。现在，“某某门”和“慕尼黑”已经固化为独立的名词，用来表示政府过失或政治绥靖。它们已经成为语言中的构成模块，被加入到构成英语的整体元素中了。

这种机械主义的解决方案能产生建构达尔文主义的模块吗？正如我所描述的，它听起来很达尔文主义。工程问题的解决方案是多样的，其中较好的会被选择并自我传播。但是我们需要注意：解决方案并不是像生物进化那样一步一步地变化而来的，它们是快速聚集起来的组合，并且以解决问题为目的。

准确来讲，解决工程问题的过程产生了新的解决方案——某种新颖的组合，但按照达尔文的说法，它不是渐变的，而是以突变方式到来的。较好的方案会被选择，并依照达尔文方式通过工程实践进行传播。最后，一些解决方案将成为建构新技术的元素。产生技术构件的最基本的机制是组合。达尔文机制在随后的选择过程中起作用，其结果是只有某些解决方案能够存活下去。

顺便说一句，这种选择并不意味着技术中最好或最适合的解决方案总会存活下来。当针对工程中给定问题的几种解决方式出现的时候，我们可以认为这种竞争是为了应用——为了能被工程设计者所采用。随着解决方案越来越得到普及，它也越来越显眼，从而更可能被其他的设计者所采用和改进。小的偶然事件，例如谁在什么时间和谁提到过某个解决方案，谁的方法在贸易杂志上被提到过，谁推销过某个解决方案等，都有可能推动某个解决方案，使其领先一步。因此它会被其他设计者更进一步的采用，进而在它的域的实践中被“锁定”（lock in）。在过程中获得主导地位的解决方案肯定是有其优点的，但是不一定非得是竞争中最好的。它可能是非常偶然地在竞争中占据优势的。

一波流行引发另一波流行，然后被锁定，这是一个偶然的过程。这一点我已经在前面集中描述过了，所以不再赘述。可以肯定地说，流行的技术（或解决方案）更趋向于获得进一步的优势，继而被锁定，所以在技术“选择”中，存在一个正反馈过程。

你可以在核电站的核反应堆设计案例中看到这种正反馈。这里的主要问题之一是冷却材料的选择：用什么将热量从反应堆的核心部分传输到涡轮机？另一个问题是慢化剂（moderator）的选择：用什么控制中子的能量水平？在核电技术发展的早期，对此曾经有很多建议——‘啤酒’，一位工程师说道，这是目前唯一还没试过的慢化剂。有3种方案曾经被广泛地开发：轻水（H₂O），同时用于冷却和慢化；重水（D₂O），同时用于冷却和慢化；用气体（通常是氦气或者二氧化碳）进行冷却，用石墨进行慢化。

不同国家、不同公司都经历过这些方案开发过程。加拿大倾向于使用重水方案，因为它有水力发电那一套技术用来进行重水制取；英国曾试验过气体–石墨方案，但都没有成功。美国则同时使用了几种方案。最后，美国海军在海曼·里奇欧文（Hyman Rickover）上将的领导下，开发了核潜水项目。¹⁰尽管钠可能更有效，并且体积也更小，但是钠在水中会爆炸，暴露在空气中则会燃烧。由于担忧潜艇内的钠泄漏，里奇欧文最终为他的潜水艇选择了轻水冷却。此外，工程师更熟悉压缩水，因而没有对液态钠系统进行更多的尝试。

1949年，苏联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美国的一个反应就是想通过他们拥有的核反应堆来彰显其核优势，所以美国原子能委员会（U.S. Atomic Energy Commission）在里奇欧文的建议下，在宾夕法尼亚的海港将本来打算用于航空母舰的反应堆重新设计成供陆地使用。新的反应堆和以前用于海上的反应堆一样，也采用轻水慢化。后来，西屋电气和通用电气开发出来的反应堆也都是采用轻水模式。史学家马克·赫兹加德（Mark Hertsgaard）对此评论道：“这为轻水模式奠定了里程碑式的开端，其他方案无法与之匹敌，从而使该产业将它的商业前景实际上置于某些专家认为的经济和技术上都较弱的一种设计之上。”

到了1986年，世界范围内（前苏联除外）的101个反应堆中，有81个都建立在轻水基础上。轻水解决方案占据了主导地位。¹¹它虽然始于小的偶然事件，但将继续占据未来设计的主导地位。最终流行起来的技术是被从几种可能的“解决方案”中选择出来的。但是，正如后来的研究指出的那样，它不一定是最好的。

在我研究“标准工程”之前，我不曾奢望它能对技术创新和进化有多么大的贡献，但是正如你从本章看到的，我现在改变看法了。标准工程中的每一个项目都会使一系列问题显现出来，每一个解决的结果都是一套对应的解决方案。可用的解决方案被建构并在实践者中传播，其中一些可能变成技术名词，进而变成未来技术的建构元素或模块。标准工程对创新和进化都贡献良多。

在第6章，我将转到另一个话题：新技术（不是指已有技术的翻版）是如何诞生的。换句话说，就是发明是如何形成的。在这之前我需要澄清一点，许多目的系统（贸易公约、侵权行为法、工会、货币系统）都是全新的，它们没有所谓的“前身”，但是它们也不总是被刻意发明出来的，如此说来，它们存在于标准工程和发明之间。那么我们需要如何对待这样一个范畴呢？

我们注意到，上述目的系统是一个缓慢的随着时间呈现的过程，这和标准工程中解决方案的产生很相似。工会实际上不是被“发明”出来的，它们是从中世纪的雇佣工互助联合会，即共谋兄弟会的形式中衍生出来的。从早期的记录中你甚至可以目睹它们的形成过程：

剪羊毛的人“常常在城里所有同业市场之间转悠，他们会借此进行一些密谋，比如命令所有同业中人停止工作，或者不为自己的主人服务，直到主人和奴仆之间或市场之间达成某种共识”。¹²

我们看到了工会的一种新形式的形成过程（其内核则来自14世纪）。几百年来，始于社会实践的工会经历着成长、夯实、发展，并且应环境的要求呈现出不同的形式。

这类偶然形成的事情并不罕见，在此无须赘述。考虑到我们的主张，我们只需注意到，新的目的性系统（作为解决经济或社会问题的实践或者惯例）可以在不经意中产生，而且如果确实能起作用，它们将继续成为更广泛的系统的组件。在本书中，我们的主要精力还是放在严格意义上的主动创造新技术，即发明这件事情上，所以让我们继续追问它们是如何形成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