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衍性经济

技术正在变得更具结构性和生物性，经济是否以某种方式反映了这个现象呢？如果经济是其技术的表达方式的话，那么，它一定会对此有所反映。事实的确如此。

技术从维多利亚时代那种以大宗材料加工为主导的技术模式中脱离出来，已经是很久远的事了，而现在它又开始转换了：从只实现单一目标功能的流程或机器转换为采用不同组合以实现不同目标的技术。为了反映技术的这种转换，经济至少在高科技部分更多地表现为更关注如何聚集、拼凑事物，而不是如何对现有操作进行完善。当然，商业的运作部分（例如，商业银行、石油公司、保险公司）还依然体现着大工业时代的技术特征，但是有理由相信，随着初创公司、风险投资、金融衍生品、数字化或组合生物学等越来越多，经济也必将进行以实现短期的可重构为目标的实践和商业过程的功能组合。

简而言之，经济正在变得具有繁衍能力。它关注的焦点从优化固定操作转变为创造新组合以及新的可配置的产品了。

当然，对于创造这些新组合的初创小公司的企业家们来说，这一切都不甚清晰。他们经常不知道谁会是自己的竞争对手，他们也不知道这种新工艺能否奏效、如何才能被接受，他们不知道政府会对此加以什么样的限制。一切都好像是在赌场下注，而游戏规则和收益却还不太明了。新组合周围的环境不仅不明朗，某些方面甚至根本就是未知的。

这意味着高科技经济的“问题”还没有被清晰地界定出来。如此一来，他们就无法拥有最优的“解决方案”。在这种情况下，管理的挑战不在于如何合理地解决问题，而在于要对一个未加定义的情况“找到感觉”，即去“识别”它或者把它纳入一个可以应付的框架之内，之后再对其供应部件进行相应的定位。这再次出现了悖论，技术越高级，对其的商业性处理越缺乏理性。先进技术领域内的企业家不仅仅需要决策，更重要的是，他需要在不断出错的情况下给出某种认知次序。技术思想家约翰·山列·布朗（John Seely Brown）告诉我们：“管理已经从制造产品转移到使产品有意义上来了。”

在繁衍性的经济中，竞争优势不是来自于资源储备及将这些转变为最终产品的能力，而是来自将深层知识储备转译到新的战略性组合的过程。具体表现为，从占有资源的角度获取国民财富的总量开始不如从占有专业科学及技术知识的角度获得的那样多了。公司的竞争优势绝大部分是从它们占有的技术专长而来的。通常公司会缺乏可供拼凑成新组合的技术专长，竞争压力又使得他们没有足够的时间进行内部研发，它们因此常常需要购买小公司，或者与其他占有必备资源的公司结成战略联盟。结盟常常是出于某个特定的目的，然后再重新对其进行配置或者将其淘汰。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看到公司层次的组合过程常常呈现为松散联盟的持续重组——短暂，但偶尔会非常成功。

现代技术的本质发生了一系列新的转变：管理上从优化生产过程到创造新组合，即新产品或新功能；从理性到意会；从以商品为基础的公司到以技术为基础的公司；从购买要素到形成联盟；从稳态操作到不断适应。所有这些变化都不是突然发生的，事实上，新元素和旧风格在经济中常常是共存的。

这两个世界相互重叠，且高度相关。但是当一个“更技术性”的经济走上舞台的时候，我们就从20世纪由工厂和投入–产出关系构成的机器态经济（machine-like economy）转换到了21世纪有机的、相互联系的经济形态。如果说旧经济是一部机器，那么新经济就是一门化学。它不断创造自己，产生新的组合，总在发现着，永远处在过程之中。

经济学自身正在逐渐开始回应这些变化，并且它的研究对象不再是所谓的均衡体系，而是一个进化的复杂系统。¹它的元素（消费者、投资者、公司、主管当局）都对这些因素创造的模式有所回应。经济学的标准理论曾经是建立在可预测性、秩序、均衡以及行为理性等基本原理之上的，其他与之相适应的应该是长时期保持不变的大批量生产方式。但是随着经济发展更趋于组合性，技术也更加开放，新的原理就会进入，并成为经济学的基本原理。秩序、封闭、均衡作为组织解释的方式现在让位于开放性、不确定性以及永恒的新颖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