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尔文生物进化论最需要回答的核心问题是：“新物种是如何产生的？”¹类似地，我们理论的核心问题是：根本性的新技术是如何产生的？当然我说过，不能简单地用达尔文进化论来解释技术。比如，我们不能说喷气式发动机是由此前的发动机经过自然选择获得的微小变化的积累而产生的，也不是简单地将现有的技术碎片在头脑中或现实中囫囵地加以组合就能产生的。正如熊彼特所说：“无论你如何重组邮政马车，你永远不能因此而得到铁路。”²这并不是否认组合原理，而是强调了创新会涉及更多的秩序性，而不仅仅是纯粹的随机偶然性的结果。

那么，新技术到底是如何产生的呢？

我们实际上也可以这么问：发明是如何发生的？奇怪的是，尽管这个问题很重要，但是在关于技术的现代思考中却还没有令人满意的答案。最后一个将发明理论化的尝试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但是接下来的数十年间，这个主题却被搁置了。其原因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创造行为”的核心部分被认为是没办法进行评估的。因此，发明在技术中占据的位置就像是心理学中的“心理”或“意识”，人们愿意谈论它，但是并不想真正解释它是什么，教科书常提到它，但也仅是一带而过，以避免对诸如“它是如何运作的”这样的问题作出解释。

我们确实知道一些关于新技术是如何诞生的故事。我们知道（大多数是从社会学研究中获得的）新技术是由社会需求形塑而成的；它们主要来自于标准域以外的经验；它们更经常地在鼓励冒险精神的环境中产生；它们更容易在伴随知识交换的过程中产生；它们经常会在网络中得到促进。没错，这些解释都对，但是它们在解释“一项新技术是怎样形成的”这个问题上，除了指出“种子发芽是由于有合适的土壤”之外，并没有给出更多的洞见。

因此，对于技术产生的最核心部分，在历经几十年才能形成的经济结构的核心部分，以及我们所成就的人类福祉的基础部分，却依然是一团谜雾。

构成经济的装置、方法和产品到底来自于哪里？那到底是个什么样的过程？这是我们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