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性变化

当新技术进入经济时，会对这个从技术中产生的系统做些什么呢？当然我们会看到如我在第8章中谈到的调整和新组合，这些动作都会对经济造成很大的影响。除此之外，我们还会看到，新技术在推动经济结构和制度安排方面也将带来一系列的变化。

我们现在来到了一个经济学理论通常不太介入的地方，即结构性变化过程。但是这块地方并不是空的。历史学家一般会在这里驻扎，对我们来说，应该是经济史学家。历史学家看待新技术介入经济时，不仅会看到它们引起的经济的重新适应及增长，而且还会看到它们能够令经济竞争本身在它的结构中也发生变化。通常，他们往往是基于专门的案例进行理论推演。相比之下，我们关于经济和技术的思考向我们提供了一个对结构变化进行抽象思考的机会。

在实践中，一项新技术很可能会创造一个新产业；为此它可能需要建立新的制度安排；可能会引发新的技术和社会问题，并因而创造出新的机会利基；而这又可能引起进一步的组合变化。如果我们借用第9章关于技术进化的步骤，我们还可以看到这种变化的顺序，只是现在我们是从经济的视角来重新看待它们而已。好的，让我们开始吧。

现在我们假设一个新技术进入了经济，它将替换旧的技术（或者过时的产业及其他依赖这些技术的技术）来实现同样的目的。当然，如我之前所说，新技术也将引起经济的某种调整。如前所述，到目前为止，这些步骤包括第1、2、4和第6步。但是也会经历第5步和第3步：

• •新技术提供了潜在的新元素，它们可以交互地用在其他技术中。因而它担当了引导使用它、适应它的技术的角色。特别是，它可能引发包含它在内的新的组织制度的发生。

• •新技术可能为进一步的技术建立机会利基。这样的机会以不同的方式建立起来，但是它们会从新技术所引起新的技术的、经济的或者社会的问题中建立起来。因此，新技术带来了需要进一步以技术来解决这些问题的需求。

我只是用经济学术语重述了那些通过技术进化而形成机制的步骤。但是重点有些不一样，我重新转译这些步骤，然后去重点描绘的是一个产业的经济结构是怎样构成的。当一个新的技术进入经济，它会召唤新的安排——新技术和新的组织模式。新的技术或新的安排反过来会引起新的问题（或者通过现存技术的修正来适应目的），新的问题又引起了新的技术需求。所有的变动都以 “问题与解决–挑战与回应”这样的序列进行，而这正是我们所谓的结构性变化。经济以这种方式在暴风骤雨般的变化当中构成或重构自身，包括创新和适应这种新的制度安排，以及如影随形、互相追逐的机会利基。

让我以一个具体的例子来详细阐明我的观点。当实用的纺织机械于18世纪60年代在英国诞生时，它提供了一种替换当时以手工作坊为基础的生产方式。²当时，羊毛和棉布的纺织都是在家里手工完成的，属于散工制的组织方式。新机器在刚开始时获得了部分成功。接着，它需要比家庭手工作坊更大规模的组织，因此它为更高级的组织安排（纺织厂或毛纺厂）提供了机会，并成为其中的一部分。工厂实际上也是某种技术，它作为一种组织手段，反过来需要另一种手段来实现：工厂劳动力。劳动力当然早已在经济中存在，但是当时当地并没有足够多的人来支撑这种新的工厂系统，因此需要劳动力的调集。由于大多数劳动力来自农村，这就需要工厂附近有居住的地方，工人宿舍和工人住房建设因此而出现。随着工厂、工人以及他们的栖息地组合而来的是一个工业化城市的生长，一套新的社会组织方式或说一套新的安排出现了，内含这种结构的维多利亚式工业经济就此开始呈现。就这样，一个时代的特征，一套和超级工业机械相匹配的安排显现出来了。

但是这个过程还远远没有结束。工厂的劳动者当中许多都是孩子，经常在狄更斯作品中那样的条件下工作，这也引发了强烈的改革需求，这种改革需求不只是关于“下层阶级的道德状况”³，还有他们的安全状况。继而，法律系统需要采取进一步的安排来对此做出回应，劳动法就在这种情况下被制定出来，以阻止最坏的恶行发生。然后，新的工人阶级开始要求分享工厂创造的财富，他们利用一种手段来改善他们的状况，那就是工会组织。工厂中的劳动力要比家庭作坊中的劳动力更容易组织，⁴因此，若干年之后，工会就变成了一股不可小视的政治力量。

在这种机制下，纺织机械并不仅仅是替换了手工生产方式，它还为更高一级的制度安排（工厂制度）提供了机会。在这个制度安排中，机械只是其中的一个组分。新的工厂制度反过来建立了一个服务于劳动力及其栖居需要的需求链条。反过来，对这一问题的解决又创造了进一步的需求，所有这些最终演变为维多利亚式工业体系。这个过程用了100多年的时间才真正完成。

读者可能会反对说，这样的描述可能会使结构性变化看起来过分简单了，或者说，太机械了。技术A提出了一个对安排B的需求，这个安排由技术C实现了；C又提出了进一步的需求D和E；它们又由技术F和G来完成。当然，这样的序列确实确立了结构性变化的基础，但同时，它们绝不简单。只要我们想一下这些新的安排和技术自身所引起的次一级技术和次一级安排的递归循环图景就能理解了。工厂体系需要新的动力方式应对机器，需要绳子和滑轮系统来传输动力，需要获取和追踪材料的方法、新的记账方式、管理方式，以及产品运输方式。所有这些又各自需要从其他方面建构出来，从而又产生了它们各自的需求。结构变化是不规则的碎片，它会在次一级的层级上进行进一步的分化，就像胚胎动脉系统会随着发育分化出小动脉和毛细血管一样。

技术结构性变化中的某些回应根本不是经济性的，比如手工艺的机械化会从纺织行业蔓延到其他行业。从心理学上看，工厂不仅创造了新的制度安排，而且需要新型的人力资源。历史学家大卫·兰登（David Landes）说：“工厂的运转规则需要并最终创造出了新型的劳动者……从此，纺纱人不再能在家里转动她的纺轮，织布匠也不能在家里抛动他的梭子，那种没有任何监督的美好时光从此不再。现在，工作必须在工厂中完成了，以一种无聊的、毫无生气的机器所规定的步调，作为团队的一员，要与整体共进退，开始、间歇、停止——所有这些都在密切监督之下进行，工厂用道德、经济奖惩来促使工人勤奋地工作，有时候甚至是身体上的强迫。工厂是一种新的监狱；时钟是一群新的狱卒。”⁵新技术不仅引发了经济的变化，它还引发了心理的变化。

在谈到结构变化时，我们需要知道的是，不是所有变化都是有形的或者是“被安排”出来的。我们要记住，这种变化可能是多因多果的。但同时，我想强调的是，我们可以将结构变化的过程逻辑化或理论化，摆出步骤，描述技术的进化。经济中的结构变化不仅是新技术的副产品或者仅仅是替换旧的技术，也不仅仅指紧随其后的经济的调整，它是一个后果的链条，在这个链条中，构成经济结构框架的安排，召唤新的安排。

对于制度安排的到来或者界定经济的结构来说，这里当然没有什么是必然的，没什么可以事先预料。⁶我们早就看到了有许多不同的组合、许多种安排可以用来解决技术提出的问题。许多选择取决于小的历史事件：问题出现的顺序、个性偏好或行动偏好等。换句话说，选择取决于机会。技术决定经济结构以及由此产生的大部分世界，但是哪个技术获得选择却无法事先知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