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中的时间

所有这些新技术的展开、经济的调试，都需要大量的时间。这解释了经济学中的一个谜团。从启动新域的技术开始建立到新域全面发挥影响，通常需要几十年的时间。电气化的现实技术（电机和发电机）出现于19世纪70年代，但是直到20世纪头20年，它们对工业的全面影响才被人们感受到。詹姆斯·瓦特的蒸汽机发明于18世纪60年代，但是直到19世纪20年代才开始普及。更近发生的数字化技术，如微处理器和阿帕网（互联网的先行者），在20世纪70年代初已进入可使用阶段，但它们的影响，即使在目前数字经济模式已经形成的情况之下，依然没有充分发挥出来。如果你接受我们讲述的关于“采用”的故事，就会知道这些延迟一定是人为造成的，因为人们需要时间去寻找做事的新方式，并确认这么做会改善他们的环境。这样的时间迟延可能会有5年或10年，但绝不会有30或40年。

一旦我们承认发生的不只是一个简单采用过程，而是一个更大的、发生在域和经济之间的相互采用的过程，这个谜就解开了。对于一场颠覆性改变来说，只有基础技术的改变是不够的。一场颠覆性改变的完全展开需要等我们对那些围绕着新技术的活动（企业或商业流程）进行组织，并且直到这些技术也开始适应我们之后才算真正完成。为了实现这一切，新的域必须积累信徒和声誉，必须找到目的和用途；其核心技术必须能够解决障碍，并且填补组件之间的裂缺；它必须发展它的支撑技术，并且将它和使用它的技术桥接起来；它必须理解它的现象基础以及借由这些而发展起来的理论。

市场必须被发现，现存经济结构必须被重构以便利用新域。旧的配置必须接受新域并熟悉其内在实践方式，这就意味着那些运用旧语法的工程师们要重整旗鼓，面对新域。这样做并不轻松。所有这些必须经由金融、制度、管理、政府政策以及可以熟练运用新域的人共同协作完成。

因此，这一进程需要耗用的时间，不取决于人们从开始注意到不同的做事方式到开始决定采用它的这个过程，而取决于将既有的经济结构进行重构并适应新的域需要花费的时间。它可能需要几十年，而不是几年。在此期间，旧技术会不顾自身的劣势和弱点坚持不懈地存在着。⁸

1990年，经济历史学家保罗·大卫（Paul David）提出过一个可以说明这个过程的经典案例。⁹在工厂还没有实现电气化之前的一个世纪左右，人们依靠蒸汽机提供动力。每一个工厂都有这样一个独立引擎，一个足有几层楼高的巨大的家伙嘶吼着，摇动着一个由活塞、飞轮、滑轮、皮带构成的组合，驱动主轴的运转，然后再继续驱动工厂里其他的机械设备。直到19世纪80年代，电动发动机才作为新的电子域的主要成员进入了可操作阶段。它们所耗能源成本很低，还可以分解成小单元进行安装。这样一来，每个需要提供动力的工作机旁边都可以安装一台电机。同时它们可以做到独立控制，可以依据需要分别开启或关闭。毫无疑问，电动发动机是更优的技术。

那么为什么美国的工厂要花费40年的时间才能采用它们呢?大卫发现，新技术要想被有效地使用，需要不同于旧有的、依照蒸汽机布局结构的工厂建筑。也就是说，新技术要求重新建造工厂。这个代价无疑是昂贵的。此外，即使下决心要重建，但对于工厂需要被重构成什么样子，其实并没有清晰的蓝图。电子工程师们懂得新域的知识，但却不懂建筑；反过来，工业建筑师懂得建筑，但却不懂电气化技术。因而，将新技术与安置新技术的工业布局设计之间进行整合，并将整合之后的知识传播出去，需要大量的时间。这个案例显示，整个过程用了40多年。仅有企业和人们对新技术的适应还不够，只有新技术自身也开始适应企业和人，才到了真正有所成就的时候。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一结构变化的过程不仅是在经济中单纯耗用时间，它们在经济中实际上是在定义时间。让我来解释一下这是什么意思。传统时间是以标准的时钟时间进行衡量的，但是这里还有另外一种衡量时间的方式，就是通过新结构的“变化”（becoming）来描述时间。哲学家称之为“关系时间”（relational time），意即如果事情总是保持不变，就没有变化来标注事情正在过去，因而也就没有变化来标注“时间”。在这个意义上来说， “时间”将保持静止。同理，如果结构变化了，宇宙间的事物移动并改变它们自己，“时间”就会显现。

在我们的语境下，变化（经济中的时间）的出现是基于经济基本结构自身的改变。这样的情况通常在两个尺度上发生，一个比较快的尺度和一个比较慢的尺度。较快的尺度可以称它为快–时间（fast-time），即新技术的设计、测试及被经济吸收的时间，它会显示事物“变化”的步调，以及新的经营活动和新的做事方式的步调。这将按常规时间尺度中的月或年来衡量。较慢的尺度可以称它为慢–时间（slow-time），它会出现在新的技术体进入经济领域时，慢–时间在经济和社会中显现为时代。它们共同在经济中创造出了“时间”。这将按常规时间尺度中的数年或数十年来衡量。

不论在哪个尺度上，时间都不会创造经济，反而是经济（或经济结构的改变）在创造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