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我们可以说飞机控制系统经历了一场“创新”，并且他们真的做到了。但是我们应该更准确地说，飞机控制系统是以不同的方式被域定了，或者说是被重新域定了。这种区分很重要。历史上的创新常常是在已有的技术上进行的改进，例如，一种更好的建造圆屋顶的方法，或者一种更有效率的蒸汽机。但是显著的改进实际上是“重新域定”，即以一套不同的内容来表达既定的目的，就像动力供给的方式从水车技术发展为蒸汽技术那样。

重新域定之所以强大，不仅仅在于它们提供了一套新的、更有效的实现目的的方法，更在于它们提供了新的可能性。20世纪30年代，人们可以用由水泥制造的、15英尺或更高的巨大的声反射镜去监察跨越海峡飞往英格兰的飞机。它需要搜集来自20英里远的声音，然后交由具有超敏感听力的人进行处理。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雷达被用来实现同样的目的。雷达的有效范围更大。我们可以说，飞行侦查任务采用（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引发创造）了雷达技术，但是我更愿意说是这项技术利用了一种新的、更强大的域，即无线电工程。这个域横扫了整个世界，其组件后来又被发掘出许多用途。

域内发生的某些变化是技术进步的主要方式。

当一个新的域出现的时候，它可能并不能直接显现明显的重要性。比如，最初无线电仅限于电报通讯，即从船和岸之间用无线电方式发送信息。但是，新域的出现不仅在于它能做什么，更在于它能带来的新的潜在性。这种潜在性会激发当时技术专家的灵感。1821年，查尔斯·巴贝奇（Charles Babbage）³和他的朋友，天文学家约翰·赫歇耳（John Herschel）正在为天文学会准备一张数学表。两人之前比较了同样一张表，然后分头计算。巴贝奇因为错误频出而绝望地说：“我真希望上帝能够用蒸汽来进行这些计算。”巴贝奇的话在今天听起来很奇怪。后来，他设计了一个计算设备，但不是用蒸汽，而是用手柄和杠杆驱动的。这里应该注意到的是，他诉求的不是新的设备，而是新的域！让我们向那个时代的奇迹之域致敬吧，在19世纪20年代，蒸汽定义的是一个关于可能性的新世界。

实际上，域不仅定义可能性，而且可以定义一个时期的风格。回想一下，在维多利亚晚期，科幻小说中对宇宙飞船航行的憧憬，就可以明白我在说什么。我这里想到的是儒勒·凡尔纳（Jules Verne）的《从地球到月球》中的场景⁴，其中折射了19世纪60年代的法国映像。如果你看到这本书中描绘的航天器以及它的着陆装置，就能体会到，那些辨别出它们所属时代的因素，不是其外形或设计（这是航天器独有的），而是因为它们所选用的组件是18世纪中叶才可能出现的技术。这些技术包括铸铁的太空船、用火炮抛送太空船，整个冒险发生在砖和熟铁的建筑结构当中。这样的技术组件和使用方式不仅反映，而且定义了一个时代的风格。

时代创造着技术，技术同时也创造着时代。技术的历史不仅是单个发明和技术（印刷机、蒸汽机、贝塞麦炼钢工艺、无线电、计算机）的编年史，它也是在目的集成过程中确定的新时代（整段时期）的编年史。

当你步入一个被精心设计的博物馆，你就可以看到，或者应该说可以感受到这一点。博物馆通常会有一个或者几个特殊的房间用来回顾这些历史上的特殊时刻。洛斯阿拉莫斯历史博物馆就用这样的展览来展现人工制品和战争技术。你可以看到化学用曲颈瓶、计算尺、曼哈顿计划的身份证、身着宪兵警察制服的假人、汽油配给的卡片、旧卡车和吉普车的场景等，所有这些都与当时完成任务的典型的手段，也就是技术有关。而这些技术比任何其他东西都更能定义它们所描述的时代。洛斯阿拉莫斯展览本身是小规模的，只有两个或三个房间，但进入它，就相当于进入了那个时代。

域不仅定义时代，它们也定义时代的边界。想象一下，如果用巴贝奇时代的域来描绘一幅地震数据地质图会怎样。它可能需要巴贝奇亲自设计设备，组装一台地震波分析仪，并依据爆炸回声进行地图的渲染。这个机器将是一个奇迹，它也许会带有一个犄角形的听筒，一个辅助的铜齿轮和杠杆，以及转盘和着墨的绘图笔。这个设备工作起来缓慢、复杂，而且它将专门用来进行地震勘测。巴贝奇时代的这些域（机器、铁路、早期工业化学）的触角很短，因此所能提供的可能性很有限。今天，我们拥有的域则可以提供更广泛的可能性。实际上，一个域的有效性一半来自于它的范围，即它能开启的可能性，另一半则来自于它能否为不同目的进行反复的、相似的组合。这有点像过去的排字工人都会在手边事先准备好一些常用字的组合（法国18世纪的印刷工人称它们为“clichés”），以便使用起来更加方便、高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