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在一个人一生中的某个时刻，自我颠覆可能会成为自我超越的主要途径。

——阿尔伯特·赫希曼

这本书来自一个问题：什么是新媒体？

千禧年之后的14年间，在思考这个问题的同时，我的办公桌从几十上百人的编辑大平台，一步步移进了一间单独的办公室。办公室门上的铭牌不断地更换，直到换成“主编”。

什么是新媒体？一开始，答案很长。朋友们可能还记得，我如何滔滔不绝地说上一两个小时。随着越来越多的新媒体形式走上舞台，答案像剥洋葱般，越来越短。但没想到，最后的答案只有一句话。

遇到那个答案的时候，我在香港赤鱲角国际机场候机。那是2013年元旦，我已决定卸任中国移动12580手机媒体群总编辑的职位，去创造一个叫“赞赏”的东西。它天天在我脑子里扑腾，完全不是一个媒体。

每次在香港搭航班，我都会到机场书店选几本书和杂志，飞机上看。那天，远远看到书店门口的杂志架上有一本新到的美国《新闻周刊》（Newsweek）。《新闻周刊》的刊头字体，我最中意纽约在2011年新换的一款，像加粗并收紧了字母间距的Apple Symbols（苹果系统中的一种字体）。在我为这家杂志工作时，中文刊用的是1986年版字体，像细节经过特别处理的American Typewriter。从模仿打字机风格转向学习苹果风格，十多米外就能看出这本获得过12次美国国家杂志奖的杂志很艰难，也很努力。

因为是自己服务过的媒体，我很有兴趣地走近去看：封面是一张黑白照片和一个标题：“Last Print Issue”（最后一期印刷）。整个封面只有三个元素是红色的——“Newsweek”、“December 31，2012”（2012年12月31日）、“Print”（印刷）。

“没有主编的媒体是新媒体。”

突然，这句话跳进我脑子里。

22年新闻媒体业工作形成的经验和概念相互联结，在思考新旧媒体更迭的过程中为我贡献了无数思想试验和理论框架。思想者是思想的前提与局限。所有这些方案的起点没有变——每次试图回答新媒体是什么，我都扮演发问者。发问者往往不在问题里，却最终决定答案。从1992年起，尤其是成为一名编辑后，我已经养成职业习惯：很多情况下，需要从答案里剔除发问者的存在。我没想到，有关新媒体的答案也会用到这项技术。

2008年暮春，洪浩从纽约回来，加盟《新闻周刊》中文版，担任执行副主编。出版人徐绍汉从香港打来电话，安排我们见面。编辑部办公室在雁荡路，见面约在上海中环广场裙楼的星巴克。资深编辑周尔方也在。中环广场裙楼建于1911年，原先是一所法国小学，后曾充当法军兵营，1936年成为统管上海法租界事务的机构——法租界公董局¹办公地。

星巴克的沙发靠着窗。这栋半殖民地时期建造的新古典主义风格建筑的窗很高。窗外是下午三点钟阳光里的淮海路。柏林墙倒塌那年，差不多的天气，苏联共产党中央总书记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的车队途经华山路口去看普希金铜像。戈尔巴乔夫摇下车窗，向路过的中国人招手，额角的印记离我不到十尺。

曾祖父辈的殖民时代和世界大战结束了，父辈的冷战和革命也结束了。在两代人历经战争、死亡、隔离和绝望的一个世纪里，媒体业和新闻人率先打破禁锢、沉默和冷漠，成为知识分子中站在最前线的人。但当我有幸加入前辈的行列，希望自己也能改变未来的一瞬间，未来从意料不到的方向，像锤子（不是阳光）一样打在脸上。

那个下午我们喝了很多杯咖啡。洪浩比我大一岁，大学毕业即赴美，曾在华尔街工作，对管理新闻网站有丰富的经验。周尔方熟稔美国杂志业，是一位运营杂志的高手。我一直在国内，与同仁创办了不少报纸，也喜欢写老派的舰队街（Fleet Street）风格的专栏。和这两位习惯正确地穿衬衫、打领带的海归同事交流了美国资本主义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之后，话题回到了我们的本业，回到了一个当时国内外媒体人均纠结和深陷的问题：什么样的新闻产品和生产模式可以活下去？

早在最近一次金融危机之前，媒体业和新闻、内容的生产已在全球范围内受到互联网的深度冲击，最初似乎提高了采访、写作、编辑与内容生产效率的信息技术正渐渐显露出替代者（卡尔·马克思名之为“掘墓人”）的本来面目。互联网UGC（User Generated Content，用户生成内容）已对即时新闻生产形成替代，且势如燎原。

什么样的新闻或内容产品可以活下去？深度调查？独家观点？我们三人没有达成共识。之后的一年里，平和的讨论变成了激烈的争论，茶余饭后的谈资成了我夜不能寐的思考。参与讨论的同行扩展到北京、广州、香港、纽约、东京、首尔……我很快发现，这不是一个好问题，而更像是许多相关而因果未明的问题的混合体。而且它假设：未来是现在的一个已知选项，或者说，未来是现在的线性结果。

正确的答案取决于正确的问题。

转型时代的人不容易提出正确的问题，是因为会自相矛盾，要用几年里学到的点滴来解构、否定之前一百多年中笃信的一切。在此解题过程中，美联社（AP）的修辞训练、《华尔街日报》（WSJ）的叙事方法、《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的版式风格、《新闻周刊》（Newsweek）的编辑流程都是羁绊而非助力。

有句妙语：媒体不负责解决问题，媒体人却要负责解决媒体的问题。那么，如果媒体人就是问题本身呢？如果媒体就是问题本身呢？媒体人生存在问题之中，就像生活在柏拉图的洞里，又如何能知晓媒体的问题何在？纵有壮士断腕、关公刮骨的勇气和意志，也是枉然。

如果你是媒体人，受雇于一个编辑部，正在一栋办公楼某层一个闹哄哄的大办公室里写稿，打电话，在线搜索，看CCTV和CNN，用一个手机听微信、另一个手机收Gmail，喝咖啡，发呆……不妨闭上眼，想象穿越10年、20年、30年，然后睁开眼看看周围，记者、编辑、秘书、专栏作家、清洁工、送盒饭的，谁不在了？

答案正是我在香港机场邂逅的：活不到那天的，是那个被玻璃、铝制百叶帘、硬木贴面中密度板材隔在一间独立办公室里的人，门上写着他（她）的职位。

主编“死”了。

如果你是主编，很遗憾，你是一个悲剧人物。你能够为这个行业做的最大贡献，就是尽可能放弃自己的权力，削减自己的职能，鼓励每一个下属尝试没有主编的媒体形态，配合技术部门创造不需要主编的生产流程，直到让自己这个职位的市场价值归零。

有些相对容易的选择，你的理性已经在做了。比如绝不花钱买任何一份报纸，比如把同样一篇原创文章发给杂志和社交媒体却只向杂志收费，比如用多年在编辑体制中努力爬升收获的积蓄投资那些虽仍有主编职位而实权每况愈下的新媒体上市公司。至少，你学会了对冲风险。

这不仅仅关乎你一个人。

主编“死”了意味着各式各样的编辑中心体制被连根拔起。执行主编、副主编、助理主编、编辑部主任、副主任、助理部主任，都不得不离开他们单独或合用的办公室，比别人长半尺的桌子和带扶手的椅子，或照得到阳光的由专业园艺公司负责养护的室内盆栽。

主编和这个职位所代表的媒体的技术官僚体制在死去。这部分解释了为什么近年来和我喝咖啡的同行们，在编辑体制里位置越高就越焦虑，越看不清出路，越睡不着；级别越低则越平和，越看到机会，越乐观。不是年龄影响了心态，那些身居高位的朋友都不乏勇气与智慧。现在我明白，当人真正处于危险之中，即使他（她）不“知道”，也能强烈地“感觉”到。

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²说，没有恐惧，只有对恐惧的期待。

主编之“死”，是一次技术精英的权力交接。上一次同等规模的剧变，发生在几千年前，发生在语言文字首度成为知识载体和政治工具的时代。只是，这一次变化的速度，是空前的。

本书将以工业化印刷新闻媒体为例，分析并不是物理的产品形态改变击垮了这个行业，而是工业化媒体依赖的编辑模式已经不可持续。我会与你分享“将死之人”的感受：信息和思想市场的气候如何变迁，工业革命催生的工业化媒体及其主编如何变成“恐龙”，以及新的环境如何创造新的适应性和新的优势生物。人类在其进化过程中证明过这一点，现在媒体人需要亲身体验一次。

我服务过的媒体停运了。我参与创办的媒体衰落了。我热爱的媒体消失了。一句话总结，确实是“我”造成了这一切，如同造就一个世纪之前的繁荣。不是我本人，而是我的角色，我曾努力追求、一度占有并终将失去的角色。

至于本书，也许能成为索伦·奥贝·克尔凯郭尔³愿意一读的“被处死的人写作品”。

本书中讨论的“传播”，取英文Communication原意。Communication是双向的，而其在现代汉语中则含有单向传播的意义倾向。本书中讨论的工业化媒体，指工业革命之后，资本和新技术推动的机器大生产造就的大众媒体行业。本书中讨论的主编，指工业化媒体中受雇于媒体主或资方的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