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意力资源错配与“夹心层”的胜利

独立新闻媒体存在的重要理由之一，是权利贫富分化。特别是某些特定的有关信息自由的权利受到限制，这不仅直接限制了公民个人的可行能力，更阻断了可行能力的改善之途；不仅导致了收入不平等，更成为缩小收入差距的障碍。

要设定改善福利的标准和目标，必须先对国民的贫富差距进行分析。要辨别贫富差距的实情与实质，必须先给各种可行能力赋值，为其选择合理的权重。这需要付诸公共讨论，通过社会选择，达成理性共识，令公众主动地理解、接受。一旦缺少对相应政治权利的保护，信息不能自由分享，公共讨论就无法有效地实现。这势必将大大缩减社会选择所需要的信息基础，使分析可行能力被剥夺程度、判断贫富差异状况、设计合适有效的福利政策一系列过程变得异常艰难。

工业化媒体及其主编既勇于推进信息自由流通，也难以避免人工决策机制和工业化生产方式的形式限制造成议程设置“失灵”。一个可供观察研究的例子，是所谓“夹心层”——一个几年前在中国内地流行的社会分层概念，以及因之而生的舆论压力和政策后果。

穷人是需要定义的。

除了政府、调查统计机构和研究机构，工业化媒体也是有资格给出定义的“可信任”的机构。

欲评估一个福利体系是否“适度”，是否足够适用于当时的贫富分化状况，势必要求先确定福利体系应能惠及的对象。而以一系列量化指标对这一对象进行描述的结果，意外地增强了另一个群体受损害和被剥夺的感受。这个被戈登·图洛克⁵⁶发现的群体，即“夹心层”。

“夹心层”的收入水平明显高于最弱势的穷人，但他们似乎对自己收入更高视而不见，而对自己“被剥夺”了享受政府补贴的权利耿耿于怀。“夹心层”明白，再分配是一个政治过程，是可以通过游说、拉票去争取的。“夹心层”认定，他们被“排斥”在政府补贴之外，表面上是因为不够穷，实质上是因为不够有政治影响力。从权利角度看，他们是对的。他们也是不折不扣的“穷人”。

“夹心层”实际上有着比绝对贫困者更强的政治参与能力和政策影响力。至少，“夹心层”吸引了中国内地媒体的注意力。因为他们多数受过完整的教育，关心新闻，熟悉媒体。因此，他们有着比绝对贫困者更强的表达能力和对媒体的影响能力。他们通过主编成功影响了一项政策的方向，客观上赢得了专为“夹心层”设计的经济适用房政策，引导政府在还没完全解决绝对低收入者居住困难、廉租房建设还敞着巨大缺口时，用管制国有土地和建筑材料等其他资源品价格的方式对“夹心层”进行了补贴。

从工业化媒体为“夹心层”争取经济适用房的过程，除了可以看到“再分配”中可能的资金错配和必然的高成本，以及权利贫困如何以意想不到的方式扭曲了“再分配”过程，更可以看到一旦工业化媒体和主编在定义“穷人”的过程中错配了注意力资源会发生什么。

工业化媒体更容易听到“夹心层”的声音，因为发现就业者贫困比了解失业者贫困更容易，也因为“夹心层”的诉求可以引起最广大受众切身的共鸣——毫不奇怪，读者多数是“夹心层”。那些比“夹心层”更弱势的群体受教育程度更低，消费媒体的能力更差，获知信息和表达利益诉求的机会也更少。

主编很不容易在设置权利贫困者居住补贴议程的过程中取得平衡。主编希望通过有效配置注意力资源，把国家政策引向正确的方向，帮助改善“夹心层”或更弱势群体的生活境况，然而，他所掌握的可支配的资源还远远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