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达

“到达”是新闻与内容产品实际接触到受众的一环，离工业化媒体生产线最远，却离受众最近。如果你被关在一个黑暗密室中，那么所有媒体价值的总和都不及墙上一条隐约的砖缝。

工业化媒体在“到达”环节花费的成本，与物流与通信技术的发展密切相关。以印刷媒体为例，报纸就比大多数人更早地坐上了飞机，也更早地享用了卫星技术。

20世纪30年代，日本《朝日新闻》已经开始用飞机运送报纸，发行全国。当时该报发行量约120万份，报社自备飞机25架。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准备全国发行的《大公报》也想效仿，而当时仅有的两家航空运输公司——中国航空公司和欧亚航空公司都不能保证准时送达。

1978年，《华尔街日报》开始利用卫星传版印刷。1983年，《今日美国》创刊，全国发行，也采用了卫星传版技术。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美国大部分的报纸，如《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芝加哥论坛报》等，都完成了卫星传版的技术革新，用于传送地方版或国际版。1998年，《深圳特区报》采用卫星实现报纸版面的异地传输。这可能是中国报纸最早应用卫星传版的例子。

相比“发现”、“定义”和“呈现”，“到达”是工业化媒体控制最弱的环节。许多工业化媒体只是通过合约维系的外部合作实现“到达”，尤其是印刷媒体，报纸和杂志的“到达”依靠消费者负担交通成本的零售商网络，以及出版商负担物流成本的邮政或其他“订阅——投递”系统。对“到达”环节的控制不力，是印刷媒体寻求向发行和物流业前向整合的重要动力。

电视的“到达”则依靠无线发射技术、有线传输技术和家庭接收装置。

在工业化媒体的“到达”环节，受众在支付媒体产品价格之外还要付出其他成本。剔除向零售商购买纸媒的交通成本、购买接收电视信号装置的成本，受众付出的最大成本是以时间转换计量的机会成本，以及无法以时间转换计量的注意力耗损。

根据心理学家罗伊·鲍梅斯特（Roy Baumeister）的实验结果，所有自主性努力的形式，包括认知、情绪和身体上的努力，都从一个共用的心智能源库汲取资源。刻意控制自己情绪或者需要自制力的行动很累，会令人比较不愿意或者不能够通过自我控制去面对下一个挑战。这个现象被称为“自我耗损”（Ego Depletion）。

于是，当新闻所传递的信息超出个人常识或无法马上下判断时，当新闻会引起强烈情绪时，受众会更花力气。费力的心智活动会花费大量心智能量（mental energy），神经系统比身体任何器官消耗的葡萄糖都多。⁵⁹

如果报纸上的新闻令我激动或引我深思，我需要找个沙发坐下来，来杯咖啡，加一块芝士蛋糕。欲降低这一附加成本，受众要么练习对发生在别人身上的血案和社会不公熟视无睹，要么从费解或沉重的严肃新闻转向事不关己或令人愉快的娱乐内容。通常，后一种选择是容易做到的。也正因此，工业化媒体的严肃内容和以受众规模为基础的赢利模式出现了负相关的关系。

因受众消费媒体的机会成本和生物性成本相对稳定，当互联网技术改变了“到达”环节，迫使内容脱离工业品形态而趋于免费，也就改变了受众消费媒体的总成本结构，最后彻底改变了所有参与者在媒体生态链中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