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顶替主编的互联网

我们须注意发明的力量、效应和结果。

——弗兰西斯·培根

科学上的每一次进步都使我们进一步远离那粗糙的一致性。

——伯特兰·罗素

告诉我“主编可以被替代”的，是知识理论。卡尔·波普尔⁶⁹由玻尔扎诺（Bolzano）发展而来的有关“世界三”的理论，在我看来，这是先于凯文·凯利（Kevin Kelly）对技术自主性阐述的洞见，前者是后者形而上学的版本。

在初版于1974年的自传中，波普尔称“事物”或“物理对象”的世界为“世界一”，主观经验的世界为“世界二”，自在陈述的世界为“世界三”。然后他试图用一种十分不同的观点来代替人们与他的作品的关系的观点。他这样写道：“在承认‘世界三’随我们而起源时，我强调它相当大的自主性，及其对我们不可估量的作用。我们的精神、我们的自我没有它不可能存在；它们固定在‘世界三’中。我们把我们的理性、批判和自我批判的思想和行动的实践归功于我们与‘世界三’的相互作用。我们把我们的智力成长归功于它。并且我们把我们对我们的任务、我们的工作的关系以及它对我们自身的作用归功于它。”⁷⁰波普尔或视此理论为解决身心二元之道。

工业化媒体繁荣的20世纪中叶，受教育的年轻人普遍关注身心二元和异化问题，并觉得有必要对此发表意见，内心尽力保持着与它们的距离，因而也拥有观照它们的能力。那个年代，语言和知识系统历经几千年进化，虽屡遭劫难仍美不胜收，而物化的技术还笨重、粗糙、不完美，远没有人以及被语言系统化的意识本身那么精致、复杂。

20世纪60年代初，有人意识到媒介（至少）是人的延伸。麦克卢汉⁷¹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夏夜，把自己富于创见的媒介理论告诉德鲁克。两年后，他出版了《理解媒介》（Understanding Media）。1994年，德鲁克在他的回忆录《旁观者》（Adventures of a Bystander）中忍不住出声，直指老友的看法不是究竟。他认为，科技（也包括媒介）并不只是“人的延伸”，而应该是：人怎么做的方式。沿着德鲁克的思路，人的组织、社会关系，乃至职业、职位也与“怎么做”有关，也与科技有关。

从“延伸”到“怎么做”，技术从被人规范、约束、发展的工具成长为反过来规范、约束、发展人的理性。在其急剧膨胀期，在急速演进为“未来怎么做”的阶段，习惯了“以前怎么做”的组织和人，会像“绿巨人”身上的衬衫、纽扣一样崩裂、脱落。

身处传播和信息联结网络的枢纽位置，主编是一种技术，是人们从特定的市场关系中获取信息的一种机制。关于技术和机制有两个“凡是”：凡是技术皆会过时，凡是机制皆可创新。互联网对主编的替代，绝不是技术取代了人，而是新技术取代了旧技术，新制度取代了旧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