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到信托的代言人

英国电视剧《唐顿庄园》第一季的开头是一个典型的英国贵族家庭的冬季生活场景，我从中观察到工业化媒体改变信息联结方式的细节，像戴上应用了现实增强技术的眼镜。

拉开窗帘，点燃壁炉，准备早餐。骑自行车的报童把当天的《泰晤士报》送到门口，近身男仆开始熨烫送来的报纸。熨烫可以使新鲜的油墨与纸张结合得更牢固，老爷一边喝咖啡，一边捧读报纸时就不会把手搞得脏兮兮的。

自开始有工业化媒体的年代，贵族近身男仆作为主人了解外部信息的重要渠道的功能彻底萎缩了。他不再是渠道本身。他在公众信息传播链上的剩余价值是在最后一道工序上优化用户体验。

报纸和早餐一起放上桌，等老爷下楼。在此之前，男仆有机会（如果当时女性识字率更高些，她们也有机会）迅速地浏览头版的重要新闻。如果他阅读速度够快，可以比主人早几分钟得知“泰坦尼克”号沉没的消息。运气再好一点儿，这条新闻和老爷有关（剧情正是如此），他就有“时间窗口”创造自己的机会，而不仅仅是丰富佣人之间的谈资了。

当年的英国贵族不会认同真理会现身于一份报纸，他们更愿意相信它仍然安静地待在图书室某个积了灰尘的角落里。但连仆人也需要阅读报纸以获得即时消息这一点表明，原始社交关系供给的消息远远不能满足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的信息需求，一个已经拥有铁路近100年、造船技术可以一次性跨洋运输2200人的贸易世界需要强大的信息联结工具。

信息联结的前提是信息传递有效率。在人与人之间的信息传递过程中，信号衰减的原因有两个：一是传递技术造成的延时。你需要有一个能跑完马拉松的冠军选手去报告战况，一羽信鸽穿越雨云，或者一匹赤兔马能翻山越岭。二是传递者的信用。重要信息不像驿站快马一路递到唐朝京城长安的岭南荔枝，可以凭感官来判断新鲜程度和价值。传递者，或者说渠道本身给所传递的信息赋予了信用。因此，信息联结依赖个人对其他人的信任。

欲获得可信任的信息，就要可信任的信息传递者，或者说，需要一个可靠的“中继器”（Repeater），用于辅助构建网络的中继器能够对信号再生、放大，能够扩大网络传输的距离。

从古希腊、古罗马到文艺复兴，受雇的仆人，无论解放奴隶还是自由民，都因与其主人的信托关系而充当了重要的“中继器”。男主人的男仆打听政治，女主人的女仆收集八卦，这是沿袭了两千年的信息联结模式，也是主人和仆人的信托关系模式。既然不同个人（点对点）之间或个人与媒介（点对多）之间的传播依靠信托，一旦信托关系断开或短路，信息联结网络也不得不重建。

艾伦·麦克法兰认为，由财产信托扩展而来的信托文化令英国人获得了偶见于历史的特殊的政治自由¹⁸。从某种角度，这也成为信息传播市场上，工业化媒体和受众间形成新型信托关系的推动力之一。

工业化媒体兴起之后，主仆之间的信托关系无法持续了。仆人进入工厂，成为工人。他们在选择或被迫改变自己生活方式的时候，也不自觉地改变了人类社会信息联结的机制。当天然可信赖的血亲、熟人社会瓦解，原始的社交“中继器”功率不济，工业化媒体便组织起一个新的大规模的信息联结网络，主编和编辑团队也因被受众信托而成为新一代的“中继器”，组织起一个新的大规模信息联结网络——工业化媒体。

新的“中继器”——主编第一次以职业经理人的面目出现在工业化媒体中，也意味着在公共领域里发生了一件事，即进行自由表达的权利由以原始自媒体和自主编为代表的个人部分让渡给工业化媒体及其主编。资本介入愈深，大众传播技术愈发达，媒体工业规模便愈大愈集中，于是经由权利转让，形成了工业化媒体与其主编作为公众舆论“代言人”的权力。代代相传，主编在运用这一权力时也由谨慎低调变为胸有成竹，最后甚至近于骄傲。

这种骄傲是有理由的。即使仅从工业化媒体所传播信息的市场实用价值来看，也是如此。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滩大亨杜月笙喜欢听别人讲新闻，听“报纸上是哪能讲法”（报纸上是怎么说的）。这并不说明一度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派兼任《申报》董事长的他一定赞同表达自由，但说明他重视表达自由的实用价值。从报纸上，他可以了解到的不仅是时局和市场本身，还可以了解到由舆论虚拟的公众对时局和市场的看法，即所谓“民意”。而“民意”是能反过来影响时局和市场的。

林登·贝恩斯·约翰逊¹⁹离任时，告诫新任美国副总统：“我们有两家大的电视联播公司——全国广播公司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我们有两家新闻杂志——《新闻周刊》和《时代》；我们有两家通讯社——美联社和合众社；我们有两家民意测验公司——盖洛普和哈里斯；我们有两家大报纸——《华盛顿邮报》和《纽约时报》。它们个个都是规模极大的机构，所以它们认为它们拥有这个国家。年轻人，你可不要产生跟它们斗的念头啊。”²⁰

浏览工业化主流媒体的口号——《纽约时报》：一切适合刊载的新闻（All the news that’s.t to print）。《滚石杂志》：一切挤得进来的新闻（All the news that fit）。《东方早报》：影响力至上。《新京报》：负责报道一切。通常以为，主流工业化媒体自信满满的口号和对价值观的坚定信仰是依靠强有力的媒体品牌保证。实际上，它们建立在一个前置条件之下，即工业化媒体执掌公众舆论的权力本身不可置疑。

2008年春，《新闻周刊》国际版在上海开亚洲主编会议。国际版主编罗恩·嘉维斯（Ron Javers）是中文刊的领导，也是我尊敬的职业新闻人。利用这个机会，我向罗恩解释，《新闻周刊》中文刊的报道必须建立真正全球视野和多元价值观的报道方向，而不是仅仅传递美国价值观，必须形成更广泛、更包容的“客观”。他微笑着说：“陈，要耐心。”

罗恩有一个嗜好：收集各种有关“新闻”的定义。很多年来，他最喜欢在各个场合引用的一个定义是“新闻就是我告诉你的东西”，包括在接受一名中国记者采访时。²¹这是一个值得所有新闻人骄傲的定义。它意味着在那些如罗恩所说的“自上而下”的年代，职业媒体精英（他们确实对得起精英这个词）代替公众发现“值得”了解的一些东西。

一年半之后，罗恩在上海的一次演讲《默多克与谷歌之争——网络时代的金钱与真相》中反思了自己多年所持的观点。他说：“我又重新思考……在互联网这样的时代，我发现最大的优势就是可以自下而上，大部分的人可以说我想看什么样的东西，我想听到什么样的东西，我想读什么样的东西。这一点是很重要的。现在不是光看作者觉得什么东西重要，而是读者觉得什么样的东西重要……”

有机会我很想与罗恩深入讨论他的新定义。现在先回到罗恩的第一个定义：新闻就是我告诉你的东西。

问题：谁是“我”？如果“我”是主编，那么被主编集于一身的媒体权力又是如何运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