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编的第二项权力：沟通信息不对称

主编的第二项权力是沟通信息不对称。

工业化媒体是一座桥，连接信息高度不对称的两岸，连接未知和已知、不透明和透明、不公开和公开、秘密承诺和公开宣示。

在桥的一侧，不透明形成了城堡，如高层政治或专业而艰深的知识。那些一墙之隔便产生高度信息不对称的会议和社交空间都是历史上举足轻重的城堡。

在桥的另一侧，是一个开放空间，是公共领域和普通大众。主编是曾经不可或缺的守桥人。理查德·奥弗里（Richard Overy）的研究表明，在英国，即使受过正式教育的“有识之士”在20世纪30年代大幅增长，任何书籍的发行量仍难以逾越5万册，而一份《广播时报》的发行量可以达到240万。艾瑞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一语中的：“只有经过压缩，且不会‘让人忧郁’的思想才可能出现在发行量超过200万份的大众媒体上。”

工业化媒体提供了一种关于事实的知识，即霍布斯鲍姆所谓“经过压缩”的思想。这种知识不同于知识界所研习掌握的专门知识。从某个角度看，主编看守的桥梁并没有消除（很多情况下甚至也没有真正削弱）信息不对称，而只是增强了信息不对称双方的沟通。

有的国家，不透明的一方出资建桥，指派守桥人；有的市场，透明的一方筹资建桥，雇用守桥人。

从职业立场论，守桥人既不属于桥这边，也不属于桥那边。从政治角度看，来自桥某一侧的守桥人总会同时受到两侧巨大引力的牵引。

不是每个主编在履行职责时，心里都清楚自己的功能与归属。如果迷失，成功的职业生涯也会以悲剧结尾。

现代知识精英师出同门，共同接受现代大学教育（有些还要一起接受军训）。受雇于工业化媒体的知识精英与受雇于政府的知识精英关系密切，如甘斯对美国媒体研究的结果表明，他们同样尊重并维护国家和社会的主流秩序和价值观。

当然，密切不等于可以堂而皇之地共处一室。

最初，当原始的自媒体和自主编活跃于政治舞台时，他们是有资格坐在密室里的人，是内部人。立场客观的、经营市场化的，特别是信奉新闻专业主义的工业化媒体兴起后，大多数媒体和主编都避免直接参与党派政治或卷入知识界的门阀斗争。在公众视野里，主编与城堡保持着相当安全的距离。

1997年夏天，在湖南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凤凰城外，我和强荧（前《新民晚报》记者、后曾任《文汇报》经济部主任）聊起我们的职业。

强荧把记者的工作形容为“坐在前排看历史”。这一比喻让我立刻联想到会场，如人民大会堂。在许多重要会议新闻中，固定在楼上的摄像机镜头向上摇，带着观众视线慢慢看到顶部的“满天星斗”。后来，当我读到另一个“后排”比喻时，又想起了那个“前排”比喻：“当今的普通公民就像坐在剧院后排的一位聋哑观众，他本该关注舞台上展开的故事情节，但却实在无法使自己保持清醒。”³¹

虽同在一个大厅，座位离舞台的距离居然造成了如此巨大的认知优势（或劣势）。

同是主编，并不同权。

媒体对政治家和学者的重要性分等级，政治家和学者对主编的影响力也自有排序。级别高的主编和媒体被请进城堡，级别不够的只被允许在城堡大门前拍个照，城门关闭后待在外面，当狗仔、追八卦。最成功的主编可以与政界、学界的当权者形成“近似”朋友的关系——这也是特殊而危险的一种职业关系。

蒋介石有张季鸾。

1936年，从社会名流到高级官员，都知道“中华民国”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常约《大公报》总编辑晤谈，自然把《大公报》社评视为前瞻蒋介石政策的风向标。蒋介石也正可以借非党派媒体、非官方渠道试探民意。

在“西安事变”中，这一渠道成了意外的催化剂。

1936年12月9日，蒋介石给陕西省主席邵力子写了一封有关重要人事任命的密嘱，称已任命蒋鼎文为西北剿匪军前敌总司令，卫立煌为晋陕绥宁四省边区总指挥，陈诚负责指挥绥东中央军各部。蒋介石嘱其将此消息专门透露给《大公报》驻陕记者，但“不必交中央通讯社及其他记者，西安各报也不必发表”。

既深知西安紧张局势，又久为张学良朋友，张季鸾从驻陕记者电报中得悉此事后，电话指令记者将大意婉转告诉张学良。12日，张学良武力扣押了蒋介石。³²

《大公报》不是国民党党报，不接受中央政府津贴，张季鸾也不是攀附权贵之辈。但是，能于民族救亡之际为国人团结鼓呼，能持不党、不卖原则而获国家元首推崇，能先于其他竞争对手出入帷幄、知悉内幕，如此诱惑实难抵抗。

日本投降前，《大公报》经特批，按最低官价20元法币兑换1美元的标准从财政部获得20万美元外汇，而当时市价是3000元法币兑换1美元。如果视之为套利交易，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代理宣传部长恽逸群算了一笔账：“《大公报》所得超过一千个职员全年的薪金，比《大公报》全年的开支要大几倍。”到1948年，政治、军事形势急转直下，背负特殊而危险的旧关系，继任总编辑的王芸生也只有向新政府“投降”一条路了。³³

约翰·菲茨杰拉德·肯尼迪有本杰明·布莱德利。

1963年，后者在《新闻周刊》华盛顿记者站如鱼得水，与总统的关系也不是采访者与受访者那样简单。日后，这层外部关系奠定了内部晋升之途，他最终被未亡人凯瑟琳·格雷厄姆³⁴选定为《华盛顿邮报》总编辑。

在美国，一旦成为总统的亲密“朋友”，主编一般会低调，刻意保持与党派政治表面上的距离。这一政治上正确的安全距离有助于维护“第四权力”的专业形象与客观姿态。

也不是每个主编或者媒体人都小心翼翼地遵循此道。

1993年，为处理冷战结束后美国和俄罗斯的关系，上任一年的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特意设立了一个新职位，出任该职位的是斯特罗布·塔尔博特。此人既是克林顿的大学室友，也是《时代》的记者兼作家。白宫的机构组织图上没有标出他最重要的头衔：“比尔的朋友”。³⁵

守桥人权力的大小取决于桥对交通的垄断和城堡的透明度。当交通技术发展，城堡和公共领域之间尝试架设其他渠道，或者材料技术革新，城堡变得不那么不透明，桥的地位改变便不可避免。

城堡第一次变得似乎透明起来，是因为架起了广播和电视天线。

广播和电视扩大了高层政治向大众传播的空间，缩短了渠道，也压缩了不透明城堡的空间。听众和观众可以用收音机和电视机收到重要的新闻信息。

不过，广播和电视信号都是单向的，收听和收看的体验也都是单向的。这是一个被动的游戏，你可以选择玩或者不玩，却不能把手伸到收音机或电视机里去掷那个左右故事进程的骰子。

真正可以与广播和电视中的人互动的，是在录制现场的人。白宫新闻记者招待会的椅子数量有限，在“抢椅子”游戏中赢的人才有机会向发言人（有时是总统本人）举手提问。

城堡中的人物逐步适应以图像和声音示人之后，媒体技术专家的地位上升了。

比起观众或者选民，美国总统之类的大人物先要赢得一个化妆师、一个摄像师或一个摄影师的支持，一如他们需要一个有客观的名声又承认自己优点的主编。那是一个有趣的开始，工业化媒体中专精某一项技术的顶尖专家获得了不亚于媒体掌权者的举足轻重的地位，只要这项技术可以直接影响，甚至操控受众的体验。这是一个来自未来的警告，提醒主编：能够改变受众体验的技术也可能改变传播过程中权力的排序。可惜，即使接收到信号，习惯只考虑边际成本和边际收益也使主编仍不会对颠覆性技术投入注意力。

主编的焦点在影响和控制。

和政治家一样，主编对影响舆论怀有极强的兴趣。如果不是对控制受众有安迪·格鲁夫³⁶般的偏执，工业化媒体不会在20世纪成为影响历史进程的一股力量。可以说，主编和他的编辑团队是天生的改革者和进步主义者。他们正是从改革和进步主义中找到了新闻理想的永恒价值。理查德·霍夫施塔特³⁷在分析美国进步主义时，称其最根本的批判性成就是“揭露的行当”，新闻业则是这个行当充满创造力的作家的主要职业来源，“进步主义的精神就是新闻业的精神，而它最独特的贡献，就来自对社会负责任的报道者——改革者”。³⁸

影响和控制都需要技术。在冷、热媒体的相互竞争中，提升受众体验、增强说服效果的技术也不断发展。这不仅使工业化媒体逐渐强势，也促进了广告业欣欣向荣。

然而，政治家、学术权威和主编都没料到，技术没有止步于他们个人或所处时代的认知极限（话说回来，科技一向不知满足，精英也一向低估科技）。

几十年后，互联网成为一项彻底变革受众体验的技术。它修正了受众体验的定义，它改变了注意力的分配机制，更可怕的是，它增加了城堡和外部开放领域所处的空间维度。

互联网时代，变得更透明的城堡和更汹涌澎湃的外部世界进入三维空间，而桥和它的看守者还孤独地站在二维的地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