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主编决定论的贫困

我们正处在一个骑虎难下的尴尬局面中——既要继续维持传统心态，把资金当成主要的资源，把投资人视为老板；同时又要贿赂知识工作者，给他们奖金和认股权，使他们有满足感，继续做我们的员工。

——彼得·德鲁克

2009年11月9日，56岁的胡舒立正式离开了她创办的新闻双周刊《财经》。与胡舒立同天辞职的还有王烁、杨大明等30余位《财经》杂志核心采编团队成员。《华尔街日报》称胡舒立为“中国最有影响、也是最直言不讳的记者之一”。

胡舒立团队离开《财经》的4个月前，7月20日，《纽约客》刊发了记者欧逸文（Evan Osnos）的报道《禁区》，文中写道：“1998年，胡舒立接到了王波明的电话，王是那个在宾馆里搭起办公室的证券市场研究设计中心创建者之一。他准备办一份杂志，想让胡舒立来运作。胡舒立提出了两个条件：王波明永远不能干涉她的编辑部，并且提供一份两百万元人民币的预算，用以支付严肃报道的差旅费用，以及给记者们提供高到能够防止他们收受贿赂的工资。”

无疑，相对中国内地其他媒体，胡舒立曾经有一个“好”的老板。但这对于一个秉持新闻专业主义、决意在公众领域大显身手的主编是否就足够了呢？

这个问题对工业化媒体来说，只有一个答案：主编权力的源头，手握资本的“伯乐”的极端重要性是不言而喻且无法替代的。

近年到杭州，去上天竺法喜寺，总看到山门上书“莫向外求”。由此想到主编固不喜外求，却不能不外求。在工业化媒体上下游的价值链上，很多“朋友”在主编帮助下取得成功，主编则被牢牢困在真正掌权者和公众利益分歧的山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