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代屌丝逆袭,现代主编脱颖而出
传播历史上屌丝逆袭的开端是纸张,其公认的发明者是公元105年的一名中国汉朝宦官蔡伦。这也是西方学术界最认可的完全来自中国的发明之一。公元8世纪,纸张制造工艺由中国战俘传授给撒马尔罕(今乌兹别克东部)的阿拉伯人,12至13世纪再由阿拉伯人传至西班牙统治者。12成本和用户体验明显优于贵帛重简的纸张以十分廉价的破布、麻线和植物纤维制成,质量轻而易于裁剪,为日后印刷术大行其道准备了理想的材料。
以上是沿着去势者、战败者、统治者的技术传递路线,地位低下者做出了革命性的贡献。短期来看,这似为当时的当权者巩固了统治优势,长期来看,是促进了发明与新技术的传播,而为自己日后的逆袭创造了不可逆转的技术与经济条件。
至15世纪后期,印刷术使一部分手抄书的工作开始转向印刷作坊。但最初印刷术的主要用途是修道院抄书所的补充或艺术家的辅助工具,主要印刷品是宗教经典或木刻版画。活字印刷出现后,单独的字母铸件按词、句、段、章连接,按统一格式置入铸模,标准化的印刷应用到更广泛的书籍印刷中。在约翰内斯·谷登堡13完善活字印刷后的50年里大约出版了7000种书籍,其中至少6700种是与教士手抄本内容相同的传统书目。又过10年,马丁·路德利用印刷术推广低价版的机印《圣经》,迫使天主教会考虑改革。与此同时,马基亚维利于1513年出版了《君主论》,据信是西方世界在此前近千年中第一本非《圣经》(或先贤语录)相关的著作。此后,世俗内容出版势不可当,滥觞至今。
与印刷术推动宗教改革的同时,大学开始确立人文学科教育在社会进步中的重要作用。天主教会创办了欧洲的大学;意大利的帕多瓦大学与波伦亚大学;德国的海德堡大学;法国的巴黎大学;英国的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接着,美国人(多数是新教徒)以欧洲大学为楷模,也创办了他们的早期大学,常春藤的枝蔓带着对人文和道德的信仰伸向新大陆的各个角落。不久,德国1734年创办的哥廷根大学和1809年创办的柏林大学又提供了研究型大学的母版,引来霍普金斯大学等美国大学的效仿。
大学不仅培养了达尔文、马克思和弗洛伊德,也为工业化媒体准备了生产者、管理者和消费者。
最后,19世纪蒸汽机引发的动力革命以机器驱动代替手工操作,工业革命爆发,大规模工业化的印刷媒体准备就绪。
资本家和工人的兴起,资本集中,新技术的出现、政治变革和社会进步带来的影响使造就原始自媒体和自主编的三项条件分离、转移,以新的形式重新组合。
首先,因教育普及到贵族之外的更多民众,数量空前的人获得了内容的个人生产能力和消费能力。在这方面,宗教改革、大学的诞生、启蒙运动以及大百科全书的流行都做出了贡献。
功劳簿上还有殖民。17世纪,新英格兰男性殖民者的识字率达60%左右,同一时期英国的男性识字率不超过40%。早期定居魁北克的法国移民,在1657~1715年结婚的人口中,有38%的新郎和32%的新娘能在婚约上写下自己的名字。同一时期英国在北美的殖民地,46%的新郎和43%的新娘能够自己签名。14
不过,拥有个人的内容生产能力不等于掌握工业化媒体的生产技术(或谓大众传播的技术),不等于拥有可规模化生产的机器、厂房等生产资料。不论在政治上还是商业上,满足个人表达与获取信息的需求都得求助于一个强大的由资本支持的中介。
其次,部分现代主权国家历史性地引入对公民言论自由的保护。此前,国家政权普遍对公民言论采取压制立场。
限制言论自由的法规,分为事先限制和事后追究两类。前者有16世纪英国亨利八世的皇家出版许可证制度。对此,约翰·弥尔顿15讽之为“挂在我们心头的三块冰”16——英国人俗语中的“三座大山”。17世纪,此法虽与查理一世被一起推翻,议会却旋即颁布新的版本,直到1694年才因未能成功延期而失效。后者有英国《反煽动性诽谤法》。
直至1971年,包括《第一修正案》在内的《权利法案》加入美国1789年宪法。该修正案的核心内容是“国会不得立法……限制言论、出版自由……”,才使(在法理上)人人具有表达自由的权利开始成为民主政府存在的合法性基础之一。
不过,即使个人拥有完整的表达自由的宪法权力,也不等于拥有完整的实现此法定权力的能力。即使在法律保护范围之内的表达自由也仅限于出我之口,不保证入你之耳。何况,积极参与公共事务的公民个人已不再满足于口耳相传,而追求更大范围的意见表达、观点对话和价值认同。
于是,机器大生产代表的新传播技术和大资本投入创造了当时意义上的“新媒体”——工业化媒体。这一“新媒体”以工业化生产的方式组织新闻和内容生产,令真正意义上的大众传播得以实现。工业化生产需要识字、懂机器的专业人才,需要会管理、精商业的职业经理人。新的技术和生产方式对劳动力有新的需求。服务于教会组织的教士、封建贵族的管家和仆从,并不具备工业化媒体要求的职业技能:管理受过教育的劳动力和组织大机器生产。
扩大了的新的知识精英群体走上世界、国家和地方的舞台。在允许媒体竞争的市场,创办、经营工业化媒体的资本代表和职业媒体经理人完成了对原始自媒体和自主编的替代。现代意义上的主编是工业化媒体的职业经理人。作为知识精英的媒体界代表,他也是公民行使表达权利的代表。作为受雇的职业经理人,他为股东、资本或媒体主服务。
正是创造了原始自媒体和自主编的三项条件解构、重组,催生了繁荣一个多世纪的工业化媒体。
一个表象上的例外是:在市场中由国有资本控制的工业化媒体,产权以另一种方式规范了这类媒体中经理人的政治立场和价值取向,决定了这类媒体从外部获得某些生产要素的模式异于私人所有的媒体。然而,无论工业化媒体属于何种产权,其内部由工业化大机器生产和媒体经理人主导的内容生产模式,没有本质区别。也正因如此,互联网所到之处,国有产权难以成为庇护所。工业化媒体即使权属不同,或早或晚,殊途同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