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铃不是系铃人

制度的存在有前提，即通过它创造的价值或提高的效率超过因它产生的交易费用。这使得人们可以忍受制度的缺陷。但当制度本身趋向低效率而高交易费用时，固有缺陷立刻变得无法忍受。

主编正是工业化媒体企业内部的一项关键制度安排，一旦失去提升效率和增加价值的正当性，淘汰在所难免。

从可执行的角度看，铃由系者解，符合逻辑；而从利益动机的角度看，解铃者断不会是系铃人。

主编的身份困境有且仅有一个解：主编和大股东是同一个人。他可以在没有职业道德冲突的情形下，决定为了公众利益而牺牲股东（主要是自己的）利益，或为了股东利益而牺牲公众利益。

我不认为媒体国有或非营利也是一个解。主编需要为之负责的是一种超越了某个人、某个组织或某家企业、某届政府的普遍的公众利益。这一利益是抽象的，与任何媒体主和股东的具体利益存在无法完全和谐的内在的冲突。

主编的资源困境有一个不同寻常的解：没有主编或者没有主流媒体。或者说，不再由几个占据了支配地位的个人或几家久负盛誉的媒体来决定整个舆论市场中的主流意见，不断分化的公众利益诉求也不需要被主流媒体审核才有资格面见大众。

这两个解注定无法在工业化媒体时代实现，却可能正是媒体的未来。

在工业化媒体时代，做出好新闻的职业追求、足够的物质保证和荣誉激励或可以缓解主编身临困境的焦虑。但作为一种赢利模式、一门生意，当主编所属的工业化媒体遭遇商业困境，一切都变得冰冷坚硬，无计可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