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重新定义工业化媒体

报纸、新闻和意见这些事物并不是自然发生的，它们是被制造的，是人类意志、历史、社会情况、机构的结果，也是个人的职业传统。

——爱德华·沃第尔·萨义德

我第一次担任主编时18岁，在学校。

“沪光”是上海一所培养图书馆和情报学管理人员的中等专科学校，从1986年起培养了4届学生就面临供给过剩，很多毕业生没有进入图书馆和情报研究所。

这所短暂存在的学校教会我两件事：一是管理知识。一个图书馆管理员，主要工作就是管理知识。知识更新速度越来越快，知识结构越来越不稳定，而与知识管理相关的知识和技能却不容易更新。图书馆像一个古老的知识存储机制，像一组可以无限次拆卸重组的乐高积木，需要紧跟知识增量的变化。二是当主编。1990年初，学生会出缺，我经一个特殊程序补选为副主席兼校刊主编。回过头来看，这两件事的关系比我想象的更为密切。

校刊编辑部设在学校食堂隔壁的一间小屋里，全部资产是一台蜡纸油印机。我从记者到编辑什么都干，包括在蜡纸上刻字和印刷。屋子向西，下午斜射的阳光最强。灰尘在光线里升腾，伴随着大锅饭菜的浓重气味。校刊出版前，我手忙脚乱地校对最后稿样，不知不觉就过了晚饭时间。这份极简的工业化媒体明确地告诉我：媒体不只是内容创造，也是工业品生产。

在采访、编辑、出版过程中，我最享受的是采访。当觉察到采访对象——不论是平时一本正经的老师还是放浪不羁的同学，面对受托于假想的“校园公众”的我，流露出一丝不自在时，难免心中得意。但一到制版印刷阶段，愉快就被受挫感取代了。蜡纸刻字很容易出错，一旦写错字或者划错线，基本难以修改，只能从头再来。油墨印刷则会玷污白衬衫，令人沮丧。此外，即便喜欢印刷油墨的气味，也因过敏而怕诱发哮喘。

第一次接触编辑工作，让我体会到主编在组织内容生产过程中的功能。由于规模极小，校报生产并没给我带来高效率的体验，也根本谈不上作为媒体经营者的管理心得。而在捉襟见肘的团队中，主编作为有表达能力和掌握生产资料、传播渠道的个体，与媒体二位一体的感觉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这也恰似前工业社会初始状态下媒体与主编出现时的情形。

社会分工和职业演进，皆有始终。清楚了解社会中某一项职业的缘起，以及其中起关键作用的条件，便可推知当条件变化时，该职业可能发生的改变。欲明工业化媒体及其主编的今生，还得回到工业化媒体之前世。在这一出穿越的戏里，西格蒙德·弗洛伊德⁴的研究帮助了我。

上海徐家汇天平路广元路口的“自立书店”是我15～18岁间最常去的民营书店，店主是一位个子不高的可亲的老太太。大约在筹办校刊编辑部的同时，我从老太太手里买到三联书店版1988年出的《摩西与一神教》。弗洛伊德在书中提出了一个古代神话的标准版。标准版神话叙述一个出身蓝血门第的“贵二代”如何历经苦难，最后重掌大权。弗洛伊德由此质疑《圣经》中摩西事迹在神话故事模式上存在的异常。一个出身寒微而被公主救起的婴儿如何长大成人，担负起解放民众的重任，这显然是更符合现代人胃口的屌丝逆袭的故事。

标准版神话和屌丝逆袭，正可分别对应工业革命前后截然不同的媒体形态和主编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