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

曾有朋友请我指出世界上“最弱势”的群体。我一时语塞。这是一个悖论：“最弱势”的群体应该是那些我们不知其“存在”的人，不知其“存在”，又如何可以“指出”？

直到写作本书时，我终于找到了一个知道其“存在”的“最”弱势群体：2014年3月8日，搭乘马来西亚航空公司MH370航班从吉隆坡飞向北京的那些旅客是“最弱势”的群体。

我并非仅在航班“失联”的意义上做此定义，所有乘坐飞机离开地面的人们都属于这一群体。

因为，在空中的那段时间，乘客们的行为能力受到严格限制，他们没有可支配的财产，甚至没有最贫瘠山区里农民家门口的那一小块荒地；他们没有亲人朋友，甚至没有被法律剥夺人身自由的囚犯限时共享的监区外线电话；他们没有选择的机会，甚至没有晚期癌症病人可以积攒的最后一丝气力，能够请护士打开窗户，听听春雨。

因为，作为独立的个人，他们在那段时间与世界失去了联系。在那段时间，在某种意义上，他们不存在于这个世界。

因为，他们无法被“发现”。

互联网被发明之前，工业化媒体是人与世界最主要的信息联结。它提供了你需要的信息安全感——社群归属感。它让你“发现”其他人，也使你相信，你同样可以被其他人“发现”。正是可被“发现”，使你摆脱了沦落为“最弱势”群体的不幸命运。

当一件事发生时，有关其发生的信息会扩散，接着被其他人发现。这是日常生活意义上的发现，它的实现范围受到人类个体行为和人际传播的空间半径、传播速度和信息衰减的限制。但在大众传播的角度，或从政治和历史的角度，因被“发现”而令你知道其曾经发生的事件占所有事件的比例，可能是一个地球和宇宙中所有星体数量的比例。这才是大众传播意义上的“发现”。

无疑，新闻和内容借助大机器生产及工业化媒体的兴起，在几十年间迅速地成千万倍地扩大了这一比例。作为交换，工业化媒体赢得了一项权力，即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什么可以被“发现”，以及什么可以让大众知其“发生”。

也正因此，在工业化媒体时代，只有当媒体“发现”对象，对象才被“发现”。或者说，对象只是在被媒体关注的那一刹那，才在媒体意义上“发生”了。以新闻为例，没进入记者采访调查视野的事件，对媒体及其受众来说既未被“发现”，也没“发生”。

工业化媒体的“发现”需要高昂的成本。

采访名人无须付费，但和名人住同一家酒店是有成本的。如果你需要接近重要人物，有时必须要坐头等舱，住五星级酒店。更不必说狗仔队为拍摄一张可能获偿几万美元的照片所预支的成本。至少要租辆好车，速度足以在巴黎高速路上把英国王妃逼入死地。

坐飞机、住酒店、租汽车是工业化媒体在“发现”环节的可变成本。“发现”环节的固定成本更为可观，且难以削减。

松露是一种珍贵食材。在法国南部的普罗旺斯，寻找松露需要一头经过训练的猪或一只狗。猪的好处是对松露散发的独特气味天生敏感，缺点是它嗜食松露，必须训练它不吃。狗的好处是不会把找到的松露吃掉，缺点是对松露气味不敏感，必须训练它足够敏感。

在信息市场中，工业化媒体寻找好的新闻和内容素材需要经过专业训练的人。天生敏感的要教他们保持冷静客观的技能，天生冷静客观的要训练他们诱发敏感的技能。这是主编和资深编辑的日常工作之一。编辑部无情地打磨每一个新手，采访、调查、核实，寻找、维护信源，在截稿时限之内锤炼写作，日复一日，直至他们经验老到，直到他们在某个重要时刻焕发神采。

投入成本，建立以受过专业训练的记者为单位的采访系统，才能保证传统媒体在发现环节的竞争力。有品牌、有实力的工业化媒体还要长期雇用价格更高的优秀记者，去追踪特定的领域、题材、人，以备不知何时会发生重大事件。

这还不够。

再优秀的记者，也会在采访中出现主观判断或个人理解的失误。对此，一流媒体一般采取事实核查（Fact Check）的方式进行弥补。美国媒体业的事实核查制度始于普利策⁵⁷年代。主流媒体专设独立的事实核查员（Fact Checker），负责回访采访对象，核对记者已经完成的稿件细节，确保事实准确。

2009年7月，《唐山大地震》作者、现在香港大学任教的钱钢为《南方周末》撰文，描述了自己接受美国《纽约客》杂志事实核查的详细经过。时间在他接受《纽约客》记者电话采访一个月后，采访内容是关于他的朋友，北京一家杂志女主编。负责电话核查的女士说同事已经交稿，文中内容需要核查。事实核查员核查的内容包括：时间、地名、场面，记者在文中引用的采访对象的原话，记者本人提出并得到采访对象认同的某个观点等。

当钱钢听核查员复述记者文章时，有个明显的感受：“即使最优秀的记者，他所传递的信息也会有些微偏差。”例如，钱钢对记者说，那位主编写的一本书，曾是他们那群人的“必读物”；而文章给核查员的印象是，那是一本按规定必须读的书。再如，钱钢回忆，那位女主编“未见其人，先闻其声”，记者理解为她说话声音很大；而实际上，钱钢的意思是“声音清脆”而非“说话大声”。

我很羡慕《纽约客》坚守至今的事实核查制度和事实核查部（Fact-checking Department）。绝大多数中国内地媒体没有这样的制度安排。《新闻周刊》中文刊虽有此类制度安排，却因预算不足，无法设立专门的事实核查部门，雇用专门的核查员。我在《新闻周刊》中文刊工作期间，事实核查通常由实习生担任。他们同时还承担部分研究工作，辅助记者和编辑。严格来讲，这样的核查机制独立性不够。而且，即便如此复用，人力还是不足以对所有重要稿件都进行细致核查。

实在太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