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编的“圣杯”：“真相”和“客观”

李普曼说，大众媒体是现实世界的某个事件和我们头脑中对这个事件的想象之间的主要联结物。

我以为，除此之外，媒体还是个人对现实世界事件的想象和其他人对同样事件想象之间的联结物。这一看法使我重新审视主编的“圣杯”。

主编的“圣杯”是“真相”和“客观”。

新闻的“真相”和“客观”不是一个概念的两面，而是一对矛盾的咬合。媒体人的信条是在事实层面揭示“真相”，在价值观层面紧守“客观”。媒体人的职业姿态是，一面保持距离，一面接近目标。

何谓“真相”？

曾经为报纸工作过的哈佛大学图书馆馆长、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罗伯特·达恩顿（Robert Darnton）认为，新闻总是人造物，从未完全符合事实。1959年，他是一名负责与警察总署联系的新晋记者，每天从流浪狗到谋杀案的所有报警内容中嗅出有报道价值的东西，再交由资深记者判断，他们再打电话给本地新闻编辑部，确定可能成为一条报纸新闻的选题。

达恩顿花时间学会了“排序”，不再关注医院里的普通死亡事件。直到有一天，他找到一个相当不错的案子，“既有强奸又有谋杀”。正兴奋中，值班警督提醒他，受害人和犯罪嫌疑人名字后面都有个括号，括号里写着“B”。他这才发现所有名字后面都标记着“B”或“W”，才知道黑人犯罪不算新闻。⁹⁴

50年后，当我屡屡为中国报道与《新闻周刊》纽约总部较劲时，总想到，当时即为如此的事实真相只是以孤立的原子事件的状态存在，当事后试图以因果关系还原“真相”，编织历史，“罗生门”便开演，而至受众接获新闻、形成自己的印象与判断，多数是好莱坞情节。以新闻专业主义立身的工业化媒体在此过程的前半段扮演上帝，从无明与遮蔽中拯救真实，后半段扮演神父，以普通人喜闻乐见的形式向大众传播福音。

2008年5月的一天下午，我坐在北京西山某疗养院会堂里，参加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财经》奖学金项目十年百人会。在我对新闻专业主义逐步深入的认识过程中，该项目创办人胡舒立给予了最重要的示范。台下，我与时任《财经》杂志联合主编杨大明聊起“真相”。他谈到追求“真相”很难。我提出一个假设：新闻意义上的“真相”不是由专业的主流媒体掌握，而是由每个受众自己经比较选择而决定。

在我们交谈的同时，中国四川发生了8级地震，超过10万人在地震中遇难、失踪、受伤。这不是10万个呆坐在大众传播终端上的受众，这是10万个有能力发现、定义、追求“真相”的个体。

讨论只能中断。胡润峰（时任《财经》上海站负责人、现任《第一财经日报》编委）走过来问我，要不要一起搭车回城。于是匆匆上路。他去办公室，我去机场。同时，《财经》记者和《新闻周刊》中文版特约撰稿人也已在赶往灾区的路上。

再次想起这场短短的讨论，已是半年之后。我不满意自己的假说，因为其仍然设定了一个静态的“真相”标准。

对工业化媒体而言，单个媒体无法避免资源有限造成的局限，在获取构成新闻“真相”的事实时也总有取舍，或者生产流程本身的工艺和质量要求造成原材料损耗（如得不到双重确认的重要信息仍然可能是真实而重要的），或者为了迎合受众对新鲜话题的需求（这方面日报的困难更甚于周刊）。

对受众来说，新闻“真相”不止于事实本身，更融入了媒体对事实的理解和判断。就媒体的功能和价值而言，后者往往比前者更重要。对事实的理解和判断不仅会因不同受众的接受而异，更可能因政治、社会和文化的时移势易而变化。或者说，新闻“真相”是动态的。新闻“真相”不仅是事实性（或共时性）的，更是历史性（或历时性）的。

新闻“真相”不是层层剥开的洋葱，新闻“真相”是不断变化的认知。

当主编“死”了，“真相”又栖身于何处？新媒体能令“真相”得救吗？诺伯特·维纳（Norbert Wiener，美国应用数学家，控制论的创始人）给出了答案：反馈。

维纳在其控制论中提出，反馈是一种特殊类型的传播信息流通，因为被传递的信息描绘了系统自身在之前某一时间的运行状况。

如果把传播视为首尾相连的闭环，将参与传播某一条新闻的所有主体纳入一个系统。新媒体的新闻“真相”就存在于反馈之中，存在于跟随传播过程不断被重塑的信息之中。这一动态的“真相”也随着系统根据反馈的不断修正、更新而迭代。

更早觉察“真相”之动态性的，是图书馆学家和文献学家。对他们来说，稳定的文本就是“真相”。早先，大多数学者认为研究型图书馆保留一套莎士比亚对开本初版全集就足够了。而亨利·克莱·福尔杰（Henry Clay Folger）收集了超过36套。事后证明，他成为莎剧改编者的最好的“真相”来源之一。⁹⁵

新媒体与工业化媒体的区别，恰如3套莎士比亚对开本初版和1套的区别。与其说是新闻的“真相”，不如说是相对较优的“偏见”。

在美国电影《拜金一族》（Glengarry Glen Ross）中有一句台词：ABC（Always Be Closing）。这句话的意思是，一切交易只有最后完成（此处closing指金融市场交易收盘或不动产交易完成更名登记）才算成功。对于新闻“真相”，我认为是NBC，即Never Be Closing（永无止境）。

主编最后的工作之一，便是发明新工具，为将来挖掘那些遗失在无限多版本中的“真相”。

何谓“客观”？

1953年，卡尔·霍夫兰（CarlI.Hovland）、欧文·贾尼斯（Irving Janis）和哈罗德·凯利（Harold Kelly）进行了关于信源可信度的实验室研究。霍夫兰和同事们的结论是：信源可信度在传播当时的效果最大，随着时间推移，效果会退化。此结论反映了这样的心理机制，即人们会随着时间推移，渐渐忘记信源的不可信程度，而只记住信息本身。

这表明，维持一个高可信度的信源形象，不能仅仅靠一次可信的信息传播，而要引导受众在相当长期保持对该信源可信度的印象，即创立一个高度被信任的新闻媒体品牌。过去一个世纪的伟大主编们早已找到了这个品牌最好的口号——“客观”。

“客观”新闻的美国鼻祖是美联社，动机是利润最大化。为了把它的通讯稿更方便地卖给持不同政见（在其他方面也互不相让）的地方报纸，消息必须尽可能不陷入任何一个狭隘的立场。

从那时起，“客观”就意味着超然的立场。在媒体人所有的职业技能之中，这是最难能可贵的。主编作为内部把关人（gatekeeper），正是通过管理、组织、培训，使整个媒体人集体能够以“客观”的标准判断新闻价值，进行新闻生产。

然而，新闻的“客观”是科学的“客观”吗？

在以人为对象的科学研究中，以“客观”为标准，双盲实验优于单盲实验，三盲实验优于双盲实验。⁹⁶

记者在进行新闻调查时，多数情况下处在一种“逆单盲实验”状态，即调查研究的对象知道部分事实，但不知道全部，而且可能有动机说谎。调查研究者则完全不知道事实。欲循此径而致之“客观”，不是科学意义上的客观。

新闻的“客观”，其实是一种相对较优的“主观”，即一种以“客观”为价值立场的“主观”。

“客观”成就了主流工业化媒体的声誉和品牌，也帮助它们在那个时代以独有的方式对抗公开的谎言。2008年12月19日，我私用了公器，在《东方早报》财经专栏中纪念一个与华尔街和财富500强无关的美国人的死。他叫“深喉”，“水门事件”中的神秘线人，他也许是这一行中最伟大的一个——马克·费尔特（Mark Felt）。

“深喉”之名得自一部流行于当时的同名成人影片。那部影片也曾激发整个美国捍卫言论自由的宪法权力斗争。线人“深喉”在尼克松任美国总统时，任联邦调查局的“二把手”。批评“深喉”的人，包括那些因“水门事件”丑闻入狱者，他们认为身为政府显要却出卖一国元首无疑是叛徒所为。赞赏“深喉”的人，包括那些依靠线人的道德良知获取信息的媒体则认为他曝光了一个破坏政治公平竞争原则且试图掩盖破坏行为的腐败政府。他们断定，“深喉”是一位英雄。

墓木已拱，最值得纪念的是促使“深喉”如此思考、行动的勇气，是他从一个被禁锢的身份上做出超越自身利益和立场的判断与抉择。但我肯定，如果没有《华盛顿邮报》这样得到他信赖的媒体品牌，他断然不会将这种勇气付诸行动。这也是美联社执行主编凯瑟琳·卡罗尔（Kathleen Carroll）在赖特基金会组织的一次演讲中，强调主流媒体品牌对线人透露重要机密信息的激励与保护作用。

除了法律赋予的权利（如美国宪法之予美国媒体），新媒体的“客观”，不再必然依赖于一个专业化的媒体机构，而将更多依赖于公民个人。没有理由认为跟踪、检选、考证信息而同时保持“客观”的能力唯有通过媒体内部职业培训才能获得。

人可以从迷信到走近科学，可以从遵从习俗到遵守法律，也可以从自以为是中学会“客观”，只要他们相信“客观”可以让自己更容易取得信任，建立品牌，增加收益。这是美联社做了的，也是资本主义出现以来，每个在市场上打拼的个人一直在做的。

毫不奇怪，线人也开始“脱媒”。

最近两年，在线实名举报成为中国公民反腐的一个新途径。甚至，记者、编辑从接受线人消息的后台走到挺身举报的前台。2012年12月6日，时任《财经》副主编罗昌平在新浪微博发布3条消息，实名举报中国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刘铁男。而他的最初线索，也来自一年前被举报者一个重要关系人的新浪微博。

在罗昌平发布微博的5天前，爱德华·约瑟夫·斯诺登（Edward Joseph Snowden）给英国《卫报》专栏作家格伦·格林伍德（Glenn Greenwald，2014年2月，创立新媒体《First Look Media》）发了一封电子邮件。正是这封邮件，揭开了美国历史上最轰动的国家安全泄密事件。斯诺登没有首先选择《纽约时报》或《华盛顿邮报》等主流媒体，是因为这个29岁的前美国国家安全局和中央情报局雇员认为主流媒体在揭露政府黑暗秘密时会犹豫不决，大事化小。相比名声在外而组织庞大的工业化媒体，他更信任自己长期关注，亲自“检选”的独立新闻人——格林伍德和劳拉·波伊特拉斯（Laura Poitras，独立纪录片制作人）。

工业化媒体时代的新闻“客观”不妨视之为最大公约数的“客观”，而互联网媒体时代的新闻“客观”是最小公倍数的“客观”。最大公约数的“客观”必须切割掉每个利益主体不同主流的意见，显同隐异；最小公倍数的“客观”则使每个价值立场都能显现，主流则变成可以挑拣的众多选项之一。

未来，虚拟空间中的虚拟身份会对“客观”造成困扰，各种动机和成因的流言则是另一个威胁。其中，涉及个人隐私以及其他私人信息的流言会在有机会得到放大时造成悲剧。这是有人类社会以来的永久课题。在被虚假广告和伪劣商品包围的信息和内容市场，短期内，政府有相当充分的立法和行政资源去应对。而长期，市场会找到解决方案。过度的流言供应一定会使有“客观”声誉的信息供应商更有竞争力，工业化媒体走向新闻专业主义的道路已经证明过一次。

因此，为了清除流言而压制或剥夺公民个人学习自由表达、学习“客观”传播信息的机会，将不再是保护“真相”的必要手段。这是整个社会传播机制的进步。

在这一进步中，主编承担了从此岸到彼岸的摆渡人角色，即使他自己未必能走上沙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