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益于垄断的产能过剩

关于工业化媒体生产新闻的能力，多数主编定会同意瓦尔特·本雅明献给规模的赞歌，即大批量生产能力和大批量传播的图版会产生深远的民主效应。⁶⁵

在我最初剖析工业化媒体病征时，也人云亦云地指谪其居高不下的可变成本。直到主管中国移动最大的手机媒体群之后，我开始反思编辑体制造成的产能过剩。终于，我不再沉迷于编辑部保持适当冗员带来的精彩特稿和意外惊喜，而试图以经济理性解释长期稳定雇用编辑、记者与短期剧烈波动的新闻资源的关系。

至2012年，中国移动12580手机媒体群有12个彩信媒体品牌，68个地方版，4个用户可主动订制的特别版。这些从工业化印刷媒体过渡而来的彩信报或彩信杂志单期容量很小，最大的也不超过5000字，却需要总共100名编辑。超过一半的编辑在地方版工作。仅广东一省，就有20多个地方版。这些编辑需要保持与当地新闻媒体界的紧密联系，随时准备应对当地新闻和信息向全国传播的需求。这类需求很不稳定，时断时续，有些地方会很长时间没有需求有时却在同一期蜂拥而至。按照艾伯特-拉斯洛·巴拉巴西⁶⁶的说法，它们会沉寂很久，然后毫无征兆地爆发。

观察到为间歇乃至偶尔爆发的需求配备长期稳定的大规模产能，我才意识到，在新闻这门生意的价值链中，模式化的产能过剩扮演了萧何的角色。它一直是决定胜负的关键。

产能意味着资源消耗和供给，产能过剩意味着资源消耗和商品服务供给超出了需求。

虽然对主编来说，不是每一天都那么重要，对受众来说，也不是每一天都有同样多的值得消费的新闻，但工业化媒体需要可持续地以某种相对固定的产品形态提供服务，从版面分类、排序到版式设计。工业化媒体还需要以某个相对固定的量提供新闻和内容。

一份好报纸的标准，不是偶尔爆出一条内幕新闻，或意外地请到一个知名作家来篇散文杂感，而是能持续地向受众提供某个质量水平之上的新闻和内容。换言之，工业化媒体的产能需要保持相对稳定的质和相对稳定的量，质和量的维稳任务正是由主编负责下的编辑体制来担负。

印刷媒体是典型的规模经济，相对较低的边际成本会随着不断扩大的生产规模进一步下降。如果出版频次增加没有压低订阅数量的话，产能扩张就物有所值。同理，在工业化媒体的编辑部中，主编从不会主动压缩新闻与内容的供给量。这并非敝帚自珍，而是理性考量，是规模出效益的商业实践。

能够主导工业化媒体产能扩张的过程，这使主编都很自豪。对报纸而言，产能扩张主要是扩版和增期，即增加出版频次或版面数量。我入行的最早两份工作都来自报纸增加出版频次而创造的就业岗位。第一份工作是因为《少年报》从周二刊到周三刊，几年后又增发成日报，每次增加两到三名记者或编辑。最后一次，主编决定自建一座印刷厂，购买一台海德堡轮转机。进口的印报机运到上海时是一个晴天。整个编辑部的人坐着大巴赶到浦东，参加了一个简单而隆重的庆祝自建印报产能的仪式。第二份工作是因为《青年报》出日报，一次就增加了一屋子的人，一时找不到足够的办公位置，很多同事就共用一张桌子、一台电脑。

2000年前后，在中国内地出现的都市报“厚报化”潮流是工业化印刷媒体最后一次为自己的规模感到骄傲。短短几年之后，腋下夹着“发行量”的主编就在社交场合陷入尴尬，因为其他人都手持新版的触摸屏的“流量”。

市场需求有波动，供给则不可能那么富有弹性。如同固定成本很高的制造业，工业化媒体建设前期需要大量资本投入，一旦形成规模化的产能，便难以回头。

从小时候的电影到几年前木村拓哉主演的电视连续剧，改编自日本作家山崎丰子小说的《华丽家族》丰富了我对制造业的认识。如果不能得到稳定而持续的铁矿石供应，炼钢厂借贷巨资建造并运转一个高炉就会成为难以负担的过剩产能和日积月累的银行坏账。在《华丽家族》中，其后果是断送了一家炼钢厂的高炉梦想和一个青年企业家的生命。

而且，工业化媒体不是一般的制造业。

在超过一年的时间跨度中，厂商可以比较准确地预测市场对不锈钢餐具、玻璃杯和卫生纸的需求，可以据此组织原材料供给和自有产能，却很难准确预测受众对总统选举、立法程序等重要议程供给的资源品和原材料，更不必说明星离异、飞机失事等突发事件刺激的新闻需求。因为新闻原材料供给的波动更大，新闻需求的偏好分布更分散。

20世纪40年代，哥伦比亚大学的保罗·F·拉扎斯菲尔德（Paul F.Lazarsfeld）、伯纳德·贝雷尔森（Bernard Berelson）、黑兹尔·高德特（Hazel Gaudet）在研究美国选举和选民问题时，注意到“在私人领域的问题上和公共领域的问题上存在竞争。总是想着个人问题的人，并没有充足的时间和精力去关注如选举总统这样相对遥远的问题。就算是在公共问题的领域内，也不会单一地关注某一件事。”与人们的想当然相反，在1940年美国总统选举白热化的10月下旬，“约有一半的人不再理会报纸头版报道或者候选人自己发表的演说，75%的人也不再理会杂志上关于选战的报道……政治宣传的洪流远远没有把人们淹没，甚至连他们的脚都弄不湿。”⁶⁷这是美国总统候选人的难题，也是工业化媒体的难题。

由于工业化媒体依靠产能过剩发展壮大，一般制造业在经济下行周期遇到的困难，工业化媒体几乎天天面对。信息（原材料）供给波动使过剩产能成为效率损失。信息资源剧烈波动，工业化媒体的生产组织方式却无法随之波动，变成一个“高峡出平湖”的产能水库，其巨大的质量逐步压垮承载它的地质基础（赢利模式）。

供给决定需求不是从史蒂夫·乔布斯和iPod（一款苹果播放器）开始的。工业化媒体承诺向消费者提供稳定可靠的新闻供给，这一承诺诱导并形成了同样稳定持续的对新闻和其他信息的需求，直至形成难以改变的生活方式。

威廉·萨默塞特·毛姆⁶⁸在他的殖民地小说《驻地分署》中描写了被引导进而固化的这一需求。小说主角沃伯顿先生——一位在马来西亚工作的英国绅士在定期收到轮船运来的英国报纸时，会看一遍发行商在包装纸上注明的每一份报纸的出版日期，用蓝色笔标上序号。每天早晨，他的仆役长将一份报纸（六个星期前的）和早茶一起放在廊台上。他在星期一看星期一的报纸，如此依顺序往后。

星期天读《观察家》。这让他产生一种幻觉，以为自己身在故乡……这是与文明社会保持联系的纽带。

重新定义的工业化媒体——信息联结者提供的产品不再是原材料和需求同样波动剧烈且难以预测的新闻，而是人们从信息联结中感受到的安全，就像社交。但是，信息联结并不是工业化媒体的赢利模式，或者说，不是其自觉、自愿的赢利模式。

成也产能过剩，败也产能过剩，工业化媒体的生产模式维持产能过剩、保证内容供给质量、塑造主流品牌，这些优点在互联网时代突变为致命伤，使其无法战胜来自其他行业的市场替代者。工业化媒体就这样慢慢倒塌，成了一具具瘦死的骆驼。新的分解力量将使死骆驼的遗体归于尘土，将守恒的能量转移、扩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