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业余

选择职业时，我在意进取不息的积极自由，更在意恕难从命的消极自由。

中国内地改革开放以来，都市报风起云涌，几十年间，同行多为工业化媒体能够凝聚公众共识，推进这个有着悠久文明历史的年轻的现代国家之变革而兴奋。而我，则为工业化媒体作为意见平台，作为利益和价值观相异的人们的公开讨论区而着迷。

工业化媒体是多元价值观的栖息之地。其他行业从没聚集过这么多不同价值观的个体生产者为其消费者服务。

我的同事中有中国共产党党员，有佛教徒，有基督教徒，有伊斯兰教徒。佛教徒中有汉传，有藏传，有显宗，有密宗。基督徒中有新教，有天主教。不同的信仰没有妨碍他们拥有相同的职业责任感。

在业余时间，我的同事中有诗人，有钢琴师，有画家。画家中有油画家，有中国画家，有漫画家，有儿童画家。不同的趣味没有收窄他们对未知事物的好奇。

看受教育程度和家庭背景，我的同事有博士，有高中辍学者。有地主二代，有农民二代，有红二代，有富二代。不同的身份没有阻隔他们走近世界各地身份迥异的陌生人。

工业化媒体瓦解，如同每一次旧制度遭遇大革命，总要警惕另一种风险，即一盘散沙。如果不能形成新的价值观的共同体，主编的黄昏或成永夜。

克莱·舍基（Clay Shirky）断言，新工具提供的机会越多，任何人可以从之前社会形态推断未来的可能性也就越小。

我预测，未来社会最大的，无法从过去推导而来的特点，是业余。这也是主编的最终归属。

主编将褪去职业经理人身份，转而成为一个业余者或业余者共同体的核心。回到业余，使主编能够真正实现新闻人和内容生产者的理想。

理想是业余的。

以理想为口号的奥林匹克运动会，是业余者的竞技场（当然总有为国家利益的运动员出现）。理想的自由市场，是业余能力自由交换的市场。每一种创造性的才华都能得到令其实现的资源配置。

每个父母都是业余的。

曾在北京听台湾佛光山乘宗法师讲经。法师提到措尼仁波切书中一个有关父母与婴儿的譬喻：“每当被黑夜中的哭泣惊醒，竭尽所能地给予回应。”一个心怀公义的新闻人何尝不是这样。

最好的创作是业余的。

弗朗茨·卡夫卡（Franz Kafka）的职业是保险经纪、工厂经理。

真正的知识分子是业余的。

互联网让主编干干净净地做回业余的知识分子。他本来就是，后来，机器、生意和投资人改变了一切。

几乎每一个我认识的主编，都会提到他们对招募新人的一个标准：有职业敏感性。我起初颇不解：新人尚未入行，哪来“职业的”敏感？后来，我才恍然大悟，是“职业需要的”而先于职业存在的敏感。同样，所谓“职业的”热情，也是“职业需要的”且先于职业存在的热情。在这个意义上，是业余成就了一个好的职业新闻人。

互联网和新媒体将推动人类社会寻求新的业余者的共同体。

这些共同体会继续担当为多元价值观和异质文明寻求共存基础的责任，即使其参与者没有受过新闻专业主义的职业训练，也负担不起双重确认需要的费用。

“个体私有化”自媒体共同体所依据的并非行业自律，而是对这样一种权利的共识，即约翰·密尔所说，“假定全体人类有一种意见，而仅仅一人持有相反意见，这时，人类要使那一人沉默并不比那一人（假如他有权力的话）要使人类沉默可算为正当。”¹⁰⁰

建立在更广泛共识基础之上的业余者的共同体，其多元化与兼容性不是来自被压制与屈从，不是来自被代言与沉默，而是来自投入（参与）与反思。这正是半个多世纪前，卡尔·西奥多·雅斯贝尔斯（Karl Theodor Jaspers）对新闻业的期许，即媒体人能够实现“被普遍化的现代人的理想”，“他能够投身于当代的张力和现实，并对这些张力和现实采取一种反思的态度。”¹⁰¹

互联网令获取、制造、编辑、传播新闻从一种职业技能普及为每个人自由表达的必备能力，扩大了其处理信息的范围（以前是被记者发现的信息，现在是所有新媒体、自媒体提供的信息），拓展了其应用的边界（以前是在媒体内部，现在是在开放网络上）。

年轻一代从看似混乱的、泥沙俱下的互联网信息中接近真相的能力是一种新的认知能力。这如同他们下载使用一款软件不会苛求完美，因为他们知道这只是1.0版本，还会有1.1、1.2、2.0……

在我看来，下一代人比我们更能接受或适应不完美，甚至从不完美中发现美，所以他们比我们更进化。

在互联网上，在每个并不同行的朋友身上，我看到相同的新闻人的特质：对信息来源保持审慎客观，平衡听取对立的观点，为公共领域和公众议程投入热情和精力，寻找无关私利的真相……

一个世纪以来新闻业养成的职业伦理、社会人格，将沉淀在人性之中，传之久远。工业化媒体和职业主编的衰落，绝不会是信息社会自由的永夜。

因为，主编从未像“死”去时那样生机勃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