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就是“强制”?

　　如果一名强壮汉子遇到落水儿童见死不救，我们会说：这个人太没道德了；而如果这名汉子恶意将小童推落水中致其死亡，我们则会说：此人犯法了。可以看出，在我们作这些议论的时候，我们已经认为道德与法律肯定是不同的东西。那么，两者的主要区别是什么呢?

　　在18世纪的德国，有一名哲学家每天下午都非常有规律地出来散步，以致人们都以此作为校对时钟的标准。他叫康德。就是这个康德，告诉人们道德与法律的区别在于前者约束内心，后者约束外在行为；前者只具有说服力，而后者具有一种物质的强制力。换句话说，道德总是劝诫人，法律则总要给人一点厉害看看。打那以后到本世纪中叶，越来越多的西方人都这样认为。

　　说来也巧，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法”与“刑”老是纠缠在一起，所以人们难免老是想到法律就是外在的惩罚或强制。加上近代以后，洋人的学说时有传入，康德的这类想法更与我们已有的想法相互配合，弄得中国人直到现在都对此深信不疑。

　　今天，有不少西方人开始彻底怀疑这一点了。为什么?

　　先看一例子。1905年，英国一个叫亨利·拜尔的小青年，因与4个兄弟姐妹争遗产而对簿公堂。经过一番艰苦的诉讼，法院终于向遗嘱执行人发布命令，要求他将遗产的五分之二交给拜尔。可是拜尔几天后改变了主意，他觉得为争遗产和兄弟姐妹打官司实在不应该，故而放弃了继承遗产的要求。现在的问题是，法院能否“强制”拜尔接受遗产?人们会说，显然不能，因为拜尔放弃的不是“义务”而是“权利”。可是，有关义务的规定是法律，有关权利的规定也是法律，而且权利的规定有时

　　比义务的规定还要多，为什么前者才有强制力而后者没有?这一点恐怕可以使人们开始怀疑“强制是法律的基本特征”一说了。

　　其次，法律义务的执行无法离开法院，尤其是在某些不自觉执行法律义务的人出现时，法院就要强制他们执行，而法院的“强制”本身又是法律义务。假设在上边那个案件中，拜尔并未放弃继承要求，而遗嘱执行人拒不执行，法院自然会依法“强制”他执行。但是，如果法院不去“强制”怎么办?谁来“强制”法院去“强制”?有人可能会说，让立法机关去“强制”法院。可是如果立法机关不去强制怎么办?……可以发现，追问肯定要在一个机构或人那里终止，而在这个机构或人的“依法义务”上不存在“强制”的问题。其实，我们可以发现，在法律中有关法院义务的问题，法律只是规定法院“必须”或“应当”怎样做，而不会规定“如果法院不做……则由谁强制法院去做”。这些没有“强制”的规定难道不能使人们怀疑上述一说?

　　第三，如果法律就在于它有强制性，那么为什么强盗者的命令不能成为法律?强盗者要求遗嘱执行人将遗产交到一个地方，否则予以强制，这为什么不能成为法律?有人说，当然不行，因为法律还有个程序。但是，黑帮社会的强盗也常常有自己的“执行行规”，这不是程序吗?必须认为，法律不同于强盗者的命令。然而认为法律的特质在于强制，恐怕难以使其有别于强盗者的命令。

　　因此，今日大多数西方人总觉得法律的特征不在于强制。

　　这样一种看法可能根植于一个信念：法律不是自上而下的，而是自下而上的；它的基础主要在于人们的主动接受，而不是被迫服从。如此看来，法律就的确和民主联系在一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