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省的能力(结束篇)

　　本书头一篇小文叫《苏格拉底的慎重》，其中说到苏格拉底如何“冥顽不化”，面对古雅典不公平的法律审判，在可以越狱而逃的情况下依然选择死亡的行刑结果。他的学生克力同大声疾呼：对抗不公平的审判是你一生追求的正义，你为何不选择越狱实现正义?!苏格拉底坦然确信，此时越狱的确是一种正义，但遵守即使是不公正的法律，同样是一种正义的要求，否则人人都会以自己认为的“正义”为借口破坏社会秩序这样一个价值，此时后一个价值也许要比前一个更为重要。

　　苏格拉底的故事是西方文化的一个隐喻，一个反省能力的历史隐喻。

　　从那时起，西方人对被赞同的事物总是保持了清醒的批判意识。当为一种“公平”的出现雀跃欢呼时，人们会想到它是否会导致另一种不公平；当对一种“正义”出现众人拥戴时，有人会想到它是否导致另一种非正义。对法律，他们延续了同样的姿态。

　　1066年，诺曼底人征服了英伦岛，建立了不列颠帝国，并由皇家派出巡回法院作出各类判决。这些判决成为了举世闻名的普通法(一种判例法)。时隔多年，当许多人赞许普通法真是天衣无缝、法度鲜明的时候，有人却说它僵化迟钝，因为社会日新月异，而它仍是因循守旧。

　　这终于引发了另一套判例法即衡平法的出现。衡平法与普通法内容迥异，但相映成辉。

　　19世纪，当人们对市场文明尤其是对其背后的法律支撑赞叹不已之时，有人却说，那法律并未带来实质性的普遍公正，因为它将劳动者手中的剩余价值偷偷送给了剥削者，使失宠的性别、肤色、种族总是遇到雇主的白眼和漠视。这导致了发达工业国家暗自思量如何均摊社会的福利和义务，如何反歧视以实现社会的新公平。

　　即使在20世纪的今天，当众人一口咬定法治便是所有世事不分巨细都由法律一统而定、此法治乃人之终极理想的时候，有人却为西方社会讼满为患、法到情无的境地而忧心忡忡，并发誓要在东方社会尤其古代东方文化中寻觅“和为贵”、重调解的管理精义。这同样提醒了立法者要注意法律的柔性机制。

　　就是针对苏格拉底选择法律以定宗旨这一本身来说，当人们相信法律是客观的、中立的，只有依此断案才能不偏不倚之时，有人则断言，法律有时蕴藏了专制的杀机，它与民主并不存在必然的联系，依此判决只能换来另一种专制。这终究促使西方人彻底否定了纳粹德国法律的法律资格，从而选择了法律之上的公平正义。

　　苏格拉底选择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的反省：在知道一种正义之时反思与之相对的正义。依笔者之见，由此而来的西方法律文化的生机勃勃，不在于它是否为至善至美的法治，而在于它平衡性的自我反省。其实，法律文化的健康发展，正需要人们的不断反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