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的最终效力

　　研习过法律的人都知道，在确定什么是法律时，很重要的一条，就是看看某个规则是否具有法律的效力。而要确定规则的法律效力，就要看看它是从哪里来的，是谁颁布的。所以，在中国，我们常会以为只要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或政府颁布的，多半就是法律了。这是最常见的一种解决法律效力的方式。

　　不过，法律的效力问题还有另外一个方面，它所关心的是最终效力的问题。它通过一连串的询问，追踪法律效力最终是从哪里来的。

　　比如，假设甲和乙因合同纠纷闹到了法院，法院根据一项规则判决甲胜诉。我们可以问，为什么法院的判决具有法律的效力?回答是：因为它是根据一项规则而来的。我们可以继续问：为什么这项规则具有法律效力?回答是：因为它是立法机关颁布的。我们可以再问：为什么立法机关制定颁布规则这个行为本身具有法律效力……显然，可以不断追问下去。

　　有人会说，这有什么可问的呢?国家机关制定颁布这个行为本身具有法律效力，就是因为国家是一种暴力机器，你不服从，它就要镇压你。

　　但是，现在不少西方人并不这么看。他们说，法律的最终效力来源于社会规则本身，而不是来源于国家的暴力。

　　我们先从逻辑上看看这种说法有没有道理。如果我们追问：为什么立法机关的立法行为本身具有法律效力?他们的回答是：因为社会上存在一种规则，其内容为“立法机关的立法行为本身具法律效力”。为什么这样说?因为，当社会上大多数人承认或接受立法机关的立法行为时，这种大多数人承认或接受的行为本身就反映了一种规则的活动(因为规则的定义在某一方面就暗含了“行为模式”的意思)。

　　看来这种说法说得通。

　　然而，硬说法律的最终效力来源于国家的暴力，这在逻辑上也没有什么毛病。的确，主张法律的最终效力来源于社会规则本身的西方人并不否认这种“硬说”的逻辑力量。

　　那么，他们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呢?其实，他们的目的是希望将国家的一切行为纳入规则的轨道，如果说法律的最终效力来源于国家的暴力，则表明一定有些国家行为(像暴力镇压、制定法律)在社会规则的约束之外。如果说法律的最终效力来源于社会规则，那么国家制定法律的行为本身(更不用说国家暴力行为)就在社会规则的约束之内了。所以，要谈论“法治的国家”，首先就要谈论国家行为的规则约束，而要谈论国家行为的规则约束，似乎就要说法律的最终效力来源于社会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