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罪推定

　　提起西方人的刑事官司，对其略知一二的人都会说到“无罪推定”。这东西是讲，在把被告人推上审判台哪怕是押上来时，都要首先假定他(或她)无罪；对其起诉的一方即原告方，必须运用证据证明被告人的确有罪。

　　我们坐在看席上观察一下审判过程，总会感觉到，如果被告那小子被押上了审判台，他多半是犯事了，或者他极为可能就是罪犯。既然如此，何以要假定他无罪?正确的说法应该是，既不假定他有罪，也不假定他无罪。基于这种想法，我们时常是将“无罪推定”视为异国文化的古董或唯心主义之类的东西加以冷待。

　　1911年，英国一家法院审理了一起虐待少年罪案。被告人叫曼斯菲尔德。此人平时怪异，不喜好结交，但特别爱“注视”男性少年。一天，他将一名他十分喜欢的男孩叫到他家里，说要教他下国际象棋。男孩不知深浅，跟着去了。到了家里，那国际象棋还没玩到第二局，曼斯菲尔德便“色相毕露”，开始纠缠非礼。男孩惨遭毒手后，心灵大受伤害。警察接到报案，将曼斯菲尔德带走拘留。对上述事实，不仅有许多物证旁证，而且这家伙自己也供认不讳。

　　没过多少天，法院开始聆讯。当警方把曼斯菲尔德带上法庭时，法官宣布：现推定被告人是无罪的，控方必须提供足够证据证明被告人有罪，法院才能作出有罪判决。当时，被害人父母也在想，那些证据已是确凿无疑，为什么还要推定那可恶的家伙无罪?

　　不应怀疑，西方法律人士也知道当被告人被诉上法庭时，差不多总会有证据证明他有罪，至少可说他极可能有罪，可他们还要这样推定，而且在许多法律中就这么把它规定下来。为什么?

　　西方人认为，在打击犯罪活动的同时，要警惕被告人的自由权利受到侵害的可能性。当被告人还未被最终证明有罪时；他像其他人一样也有权利。而且，有时完全可能出现被告人被冤枉的情况，而冤枉了被告，损失通常是无法挽回的(比如人被处死刑后不能复活)。这样，在刑事官司的过程中，就要设置制度来保障权利。这种制度之一就是“无罪推定”。

　　西方人说，“无罪推定”是一种制度选择，与人们认识客观的活动这一问题无关。如果从“认识活动”角度来说被告人，人们当然要讲他“既可能有罪也可能无罪”。可从价值选择角度来看，人们恐怕就要讲他“无罪”。法律问题许多都是制度选择的结果，它涉及价值观念，“无罪推定”的出发点就是价值选择。依此来说，我们可以认为，正是看重权利，所以西方的法律制度有了这一选择；如果看重义务，历史和现实也许就是另外一种样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