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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雅斯贝斯（Karl Theodor Jaspers）是20世纪重要的德国哲学家、精神病学家。作为前者，雅斯贝斯是生存哲学的奠基人之一，他的哲学著作对生存哲学、宗教哲学、历史哲学都产生了深刻影响；作为后者，他的《一般精神病理学》从方法论上帮助精神病理学成为一门科学 [1] 。在这两个领域，雅斯贝斯都举足轻重，建树甚丰。
《历史的起源与目标》（Vom Ursprung und Ziel der Geschichte ）是雅斯贝斯最重要的历史哲学著作，也是他的代表作之一。在本书中，雅斯贝斯从历史哲学的角度出发，以宏观且开放的目光审视了人类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探讨了历史的意义，勾勒出一个世界历史的结构。雅斯贝斯在书中提出的“轴心时代”思想在历史学界引起了很大反响，也为欧洲的汉学研究、文化史和宗教史研究所吸纳。这本书首次出版于1949年，至今经历了十次再版，引起了广泛的讨论。
2017年，由库尔特·萨拉蒙（Kurt Salamun）整理编纂的雅斯贝斯全集第一编第十卷《历史的起源与目标》在巴塞尔出版，这是本书的德语最新修订版。本译文即根据这一版本译出。
一、走向哲学之路
雅斯贝斯认为，“在哲学上没有任何东西是可以与人相分离的”，“当人们探讨一位哲学家的思想时，他的基本经验、他的行动、他的世界和日常行为都是不可忽视的” [2] 。就雅斯贝斯本人而言，他的成长和生活经历同样在很多方面影响了他的思想发展。作为一位哲学家，雅斯贝斯从未接受过专门的、学院式的哲学教育，“我的哲学是透过生活本身不断发展的” [3] 。
1883年2月23日，雅斯贝斯出生在德国北部城市奥尔登堡。他自幼家境富裕，父亲卡尔·威廉·雅斯贝斯（Karl Wilhelm Jaspers）曾经做过法官，后来在奥尔登堡借贷储蓄银行担任董事，出任过州议会议员、市议会主席。他的母亲亨丽埃特·雅斯贝斯（Henriette Jaspers）出身于一个祖辈务农的家庭，她性情开朗，对一切精神活动都有浓厚的兴趣。在子女的教育问题上，这对父母总是鼓励孩子独立思考，有意培养孩子的意志，尽力避免在精神上对其施加钳制，他们始终“以身作则教育孩子，不去利用身为父母的权威，也不将某种客观权威树立成标尺” [4] 。在这个家庭里，“盲目服从被看作是恶习” [5] 。对孩提时代的雅斯贝斯来说，严谨理性的父亲和乐观宽容的母亲是他的楷模，他们令雅斯贝斯感到无限的理解和爱。
雅斯贝斯自幼体弱多病，18岁的时候，他被诊断出患有肺部支气管扩张、早期肾炎，并且由于肺气肿导致心脏功能不佳。疾病使雅斯贝斯几乎始终都在面对迫在眼前的死亡威胁，他时刻都必须艰难地协调工作和健康之间的紧张关系。这种与常人不同的生活处境促使雅斯贝斯领悟出他哲学思想中的一个基本概念：极限情境（Grenzsituation）。雅斯贝斯将“死亡、偶然事件、罪责和世界的不可靠性” [6] 称为极限情境，而人在无法回避的极限情境下才会意识到自己的本质 [7] ，因此，“继惊讶与怀疑之后，意识到极限情境是哲学更深的起源” [8] 。
雅斯贝斯自中学时代起便已阅读过不少哲学著作，对斯宾诺莎尤为着迷 [9] ，但他那时并没想过把哲学研究当作自己的终身事业。1901年，中学毕业的雅斯贝斯起初选择追随着父亲的脚步攻读法学，但却在三个学期的学习中渐渐感到研究法律无法使他满足，而将注意力转向诗歌、艺术和戏剧。在对当时的社会环境感到不满的同时，他在自然、艺术、诗歌与科学中感受到了伟大和壮美 [10] 。雅斯贝斯决定弃法从医，在那时的他看来，医学“把全部自然科学和人作为对象，打开了一个最为广阔的领域” [11] 。出于对人本身的兴趣和热爱，雅斯贝斯选择了精神病理学。当晚年的雅斯贝斯在《哲学自传》（Philosophische Autobiographie ，1957）中回顾这一职业选择时，他这样写道：“从青年时代起，我便已在不断探索哲理。我是从哲学的动机出发而从事医学和精神病理学的。我当初未把哲学作为终身事业，只是因这任务的伟大而感到情怯” [12] 。
1909年，雅斯贝斯在海德堡取得医学博士学位。随后，他开始在海德堡大学精神病院从事精神病理学研究。1913年，《一般精神病理学》（Allgemeine Psychopathologie ）出版，它奠定了雅斯贝斯在精神病理学领域的地位。在当时，精神病理学研究并未形成自己的理论和方法，神经学、解剖学、遗传学、心理学等各类解释众说纷纭，而占据主导地位的是韦尼克（Carl Wernicke）和梅涅特（Theodor Meynert）的理论，二者从神经学出发，认为一切精神疾病均是由脑的生理进程引起的。 [13] 雅斯贝斯不赞同这种将人的身体与精神割裂开来的研究方法，在他看来，精神病学的研究对象是人，不仅是人的躯体，更是人的精神、人格和人本身。 [14] 在《一般精神病理学》中，他以狄尔泰（Wilhelm Dilthey）的主张——“我们解释自然，但我们理解精神生活”为理论基础，运用胡塞尔（Edmund Husserl）的现象学对精神病人的幻觉、妄想、情绪等加以描述，从而把精神医生难以涉足的病人主观世界直观地呈现出来。在“哲学家们的促动下” [15] ，雅斯贝斯为精神病理学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方法，他将其称之为“理解的心理学”。他的这本著作也被视为现象学精神病理学的开山之作。
凭借《一般精神病理学》，雅斯贝斯获得了在大学任教的机会。由于当时海德堡大学医学院已没有空余的讲师名额，雅斯贝斯选择进入海德堡大学哲学系，讲授新开设的心理学课程。这一选择将他“引上了命定的道路” [16] 。在这里，雅斯贝斯走进了一个哲学家的世界。他的职责虽然是讲授排除掉哲学的心理学 [17] ，但很快，他的哲学冲动便促使他突破了这种限制。以亚里士多德的主张——“心灵可以说是一切”——为基础，雅斯贝斯开始在心理学的名义下研究可以认识的一切 [18] ，这一点对他的思想发展有着决定性意义。1919年，雅斯贝斯完成了《世界观的心理学》（Psychologie der Weltanschauungen ），它虽以心理学为题，但已在探讨哲学问题，书中所涉的一些概念，如生存、极限情境、爱等，成为雅斯贝斯一生的研究重点。这本书后来被看作是现代生存哲学的首部著作，它的出版成为雅斯贝斯学术生涯的一个转折点。雅斯贝斯自此决心投身哲学研究。1922年，雅斯贝斯被聘为海德堡大学哲学教授。到1932年，经过十年的积累和沉淀，雅斯贝斯先后完成了《时代的精神状况》（Die geistige Situation der Zeit ）和三卷本的《哲学》（Philosophie ），前者赢得了广泛的读者，使他成为公众谈论的人物；后者迄今仍是德语世界中唯一一部全面探讨生存哲学的著作 [19] 。1948年，雅斯贝斯离开海德堡，前往巴塞尔大学任教。1969年，他在巴塞尔逝世。
雅斯贝斯不曾在哲学系做过学生，却从过去的大哲中找到了自己哲学道路上的老师。雅斯贝斯早年曾钻研过斯宾诺莎，但对他哲学思想的形成影响最大的还要属克尔凯郭尔（Søren Kierkegaard）和康德（Immanuel Kant）。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雅斯贝斯开始阅读克尔凯郭尔的著作，在他的思想启发下提出了自己的生存概念 [20] ，这一概念构成了雅斯贝斯生存哲学的核心。之后，雅斯贝斯又从对康德哲学的研究中，将理性的概念和要求加入到自己的生存哲学框架之中。因此，他的哲学可以说兼有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的特点。在《普通精神病理学》写作时期，雅斯贝斯接受了胡塞尔现象学的影响，但随后他的思想便远离了现象学。同时代的思想家中，对雅斯贝斯影响最大的是马克斯·韦伯（Max Weber），雅斯贝斯在许多自传体文献中都曾提及这种影响。在雅斯贝斯看来，他的时代缺乏伟大的、本来意义上的哲学家，“现代世界的特征也许在于，最出色的哲学家并不总是‘哲学家’，而是一些不凡的专业科学家” [21] ，同时代的人里，他只将马克斯·韦伯和阿尔伯特·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看作哲学上的楷模 [22] 。
二、哲学家的历史情怀
在雅斯贝斯的三十余部著作中，《历史的起源与目标》是唯一一部集中反映他的历史哲学和历史观的著作，但它并非孤立地产生的，而是雅斯贝斯的哲学世界史构想的一部分，这一构想肇始于雅斯贝斯思想上的又一发展。
1933年，德国纳粹上台，在纳粹阴影下生活的十二年构成了雅斯贝斯生活和思想的另一个转折。雅斯贝斯的妻子格特鲁德（Gertrud Jaspers）是德国犹太人，雅斯贝斯与她一生恩爱甚笃。因不肯与妻子离婚，雅斯贝斯成了纳粹的眼中钉。1933年起，雅斯贝斯被排斥于一切大学行政事务之外；1937年，他的教授职位遭到剥夺，被迫走下讲台；1938年后，他失去了出版的权利；到了1945年，就连他和妻子的生命也遭到严重威胁——一位朋友暗中告诉雅斯贝斯，由于纳粹的最终解决方案，他与妻子将于4月14日被遣送集中营。 [23] 1945年4月1日，美军占领了海德堡。雅斯贝斯在自传中写道：“一个德国人不会忘记，他与妻子能够活下来，得要感激美国人，感谢他们反对那些以纳粹德国的名义想要置他于死地的德国人。” [24] 纳粹的恐怖统治和被祖国抛弃的经历使雅斯贝斯作为一个德国人的自我意识产生了动摇，他开始重新思考何为德国人，萌生了做一个世界公民的渴望。
所谓“德意志”的，都只是由德意志的语言和在这种语言中得到展示的精神生活，以及由这种语言所传递的宗教和道德现实聚合到一起的。这样的“德意志”有极多含义。政治上的德意志只是其中的一个维度，并且是一段不幸的，从一个灾难走向另一个灾难的历史。所谓“德意志”的，它们活跃在伟大的精神空间中，在精神上进行创造和奋斗，它们无须称自己为德意志的，也不具有德意志的意图和德意志的骄傲，而是凭借事实、理念和世界范围内的交流，在精神上活跃着。 [25]
在这段时间中，雅斯贝斯的研究兴趣也发生了一些转变。1937年起，雅斯贝斯开始通过阅读获取“关于世界的新知识” [26] 。1939年春，他结识了印度学学家海因里希·齐默尔（Heinrich Zimmer），齐默尔带给他许多来自中国和印度的文献及译文。徜徉在中国的精神世界中，雅斯贝斯感受到一种“共同的人性起源” [27] 。对中国哲学的研究使他意识到，“我们正从欧洲哲学的暮色走向世界哲学的晨光” [28] 。雅斯贝斯决定写作一部哲学的世界史，他深知这任务艰巨而人力有穷，但同时，他也清楚地看到完成这个任务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29] 。哲学的世界历史成为雅斯贝斯其后二十五年中的一个工作重点，为此他笔耕不辍，在身后留下了两万余页相关手稿 [30] 。1949年出版的《历史的起源与目标》就是雅斯贝斯在这一方面的重要研究成果之一。
雅斯贝斯关于哲学世界史的构想源于他的世界哲学理念。在他看来，世界哲学绝非是各国哲学的简单加和，而是以世界范围内的普遍交流以及普遍交流的可能性作为基础的哲学思考，同时，它也为世界范围的交流创造思想上的空间。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世界哲学也可以说是雅斯贝斯生存哲学的一个发展。
雅斯贝斯将人的存在方式划分出四个层级，分别是此在（Dasein）、一般意识（Bewusstsein überhaupt）、精神（Geist）和生存（Existenz） [31] 。此在是人的肉体存在，即生物学意义上的人的生命，包括人的本能和冲动，是最低一级的人的存在方式；一般意识是知性（Verstand），是人进行认识和逻辑思考的能力与可能性，是一切个别意识现象中的同一意识；精神是人在此在和一般意识的基础上达到的理念和价值观之总体；生存是人最高一级的存在方式，是人的本真存在（eigentliches Sein）。与前三个层级不同，它无法从经验的角度进行把握。雅斯贝斯将人的自我存在（Selbstsein）称之为生存（Existenz），它“不是如是存在（Sosein），而是能存在（Sein-können），即，我不是生存，而是可能的生存，我不拥有自身，而是趋向自身” [32] 。生存是雅斯贝斯生存哲学的核心，它是开放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以自由为基础，其本身也象征着自由。那么，我们如何才能实现生存，实现自我存在呢？雅斯贝斯认为，自我存在存在于交流之中，只有与他人一同处于交流之中，我才能意识到自我存在，如果我是孤立存在的，那么我的自我存在就会终止。 [33] 生存在交流中实现自身。 [34] 因此，雅斯贝斯的生存哲学也是关于交流的哲学。在雅斯贝斯看来，哲学思考源于交流的意志，哲学在交流中才能达到目的。 [35] 只有当一种思想可以促进交流时，它在哲学上才是真实的。 [36] 进入20世纪后，交通和通信技术的发展将整个地球变成了一个唯一的、统一的空间，这个空间既为世界范围内的交流创造了条件，也使这种交流成为一种必然。雅斯贝斯清晰地看到这一点，并且意识到，哲学必须对生活做出反应和准备，哲学思考应当为普遍交流创造条件。于是，清楚地认识人类哲学整体的任务就变得迫切起来，雅斯贝斯希望通过哲学的世界史为普遍交流搭建起主要的架构。 [37]
在雅斯贝斯看来，哲学的世界史是一个整体，当人们对它进行研究时，根据人们观察它的不同角度，这个整体会展示出不同的面来。由于观察的角度是开放的、多样的，因此，问题的关键便在于找到真正本质的观察角度。雅斯贝斯尝试从六个角度观察这个整体：
1.从历史编年学的角度看，哲学由哲学家带入世界之中，每个哲学家都有自己生活的时代和文化空间，哲学史作为一个整体，就成了一部关于文化空间、时代和时期的历史。
2.从问题的角度看，每个哲学家都在思考内涵，他的思考中包含一个问题，这样，哲学史就成了一部问题史、内涵史，是提出问题和解答问题的历史。
3.从人的角度看，每一个哲学家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体，是在表达自己的人，于是，哲学史在整体上就成了一个思想家的共和国。
4.从发生学的角度看，每一个思想家都在一定程度上依赖语言、宗教和艺术，这个角度下的哲学史就成了哲学从语言、神话、宗教、诗歌和艺术中发源的历史和在其中产生回响的历史。
5.从实用的角度看，每一个哲学家都在通过思考实现他的哲学，并通过哲学来影响世界，这样看，哲学史就成了哲学的实现史和影响史。
6.从动力学的角度看，每一个哲学家都与其他思想家联系在一起，他会接受、吸收或反对其他人的思想，哲学史就成了哲学论战史、接受史和思想上的交流史。 [38]
与这六个角度对应，雅斯贝斯计划用六本书来完成他的哲学世界史：第一本书写各个时期的历史；第二本书分三部分，分别写内涵的历史、哲学与科学的关系史、哲学的轮回史；第三本书写大哲学家；第四本书写哲学与语言、宗教和艺术的关系史；第五本书写哲学的实现；第六本书写权力的斗争。 [39] 在撰写这部历史时，雅斯贝斯的原则是：哲学史必须具有普遍性；它在理解中必须是直观的，在传讲中必须是简单的；它本身必须是哲学。 [40]
在这个庞大的计划中，雅斯贝斯生前完成并出版的，只有第一本书的导论部分，即《历史的起源与目标》，和第三本书《大哲学家》（Die großen Philosophen， 1957）的第一卷，其余部分都只能在遗稿中找到或多或少的残篇。随着雅斯贝斯的遗稿陆续得到整理出版，相信他的哲学世界史架构也会更加清晰和丰满地展现出来，略微弥补这部未完成的鸿篇巨制留给后人的巨大遗憾。
三、雅斯贝斯的历史观
《历史的起源与目标》是雅斯贝斯整个哲学世界史构想中提纲挈领的一部分，他在其中探讨了一些极为关键的问题：历史是什么？它从何而来？又将去往何方？它的意义何在？对这些问题的解答构成了雅斯贝斯历史哲学的基本思想。
在日常语境中，“历史”指过去发生的事和人们对这些事的记载与研究。而在这两层含义之外，雅斯贝斯探讨的“历史”还特指过去发生和存在的事物以及人们对这些事物的意识之统一。雅斯贝斯认为，对人而言，“历史是清晰的过去，是获取过去的空间，是对来源的意识” [41] 。因此，历史可以追溯到有文字佐证的传承之初，它至今延续了大约5000年。
人类在史前形成，历史也从漫长的史前中来。“人类在史前的发展是人性基本构造的形成过程” [42] ，然而对人而言，史前虽然奠定了基础，却不是清楚明白的过去。史前发生了什么？人类如何在史前形成？如何一步步走向历史？这些问题的答案已经在人类的记忆里消失了，成了隐藏在史前中的秘密，它们虽然在客观上是存在的，但在经验上却是无法探明的。追问历史从何而来，就是在探讨历史起源的问题。雅斯贝斯认为，历史的起源是统一的。这种统一与人类究竟是单系起源还是多系起源并无根本性的关系，它取决于一种信仰，一种人性在历史上逐渐形成的，对人类共属一体的信仰。而把人类与动物区分开来的鸿沟、人与人之间相互理解的可能性和人类共同具有的意识、思想和精神，就是人类共属一体的基础与前提。 [43]
历史经过我们的当前通向未来。当前通过历史基础得到充实，同时，它的内部孕育着未来的种子。相对于业已过去的历史和尚未到来的未来，我们唯一能把握的就是当前。因此，雅斯贝斯在书的开篇即写道：“我的这本书希望能够增强我们对当前的意识。” [44] 对历史的认识有助于我们理解当前的处境。我们当前处于科学与技术的时代，科学与技术是人类历史上的全新事物，它们将深刻影响到我们的未来，正确认识科学和技术具有必要性和迫切性。雅斯贝斯强调，科学绝不万能，它有自己的界限。相信科学可以解释一切、做到一切会变成对科学的迷信。这种科学迷信会导致伪科学，而对不可能的事物抱有期望，最终只会失望。对科学的失望，又会导致对科学的厌弃。现代科学带来了现代技术。不断发展的技术在事实上使整个地球成为一个统一的空间，人类将在这个统一的空间中走向未来。这既是机遇——它促进整体人类的交流；也意味着危险——对现在的人类已不再有任何“外部”可言，一切地区的重大危机，都将成为全人类的危机，一切地区的重大灾难，也都将成为全人类的灾难。德国依靠外部的力量从纳粹的灾难中解脱出来，但在地球成为封闭的整体后，人类就不再有从外部得到拯救的希望了。这要求我们从历史中获得危机的意识来规避危机。
雅斯贝斯认为，虽然人类的历史具有多样性，但这种多样性都处于一体性的要求之下，人类的历史统一就在于此。历史的目标是统一，但这种统一既不是时间上的统一，也不是地球在空间上的统一——它们都只是表面的统一，是历史统一的基础。历史的目标之统一是无法展现的，它始终是一种理念，而不是经验上的事实。历史是通向未来的无限开放性，“历史之统一永远不会圆满实现” [45] ，因为历史是起源与目标之间的运动，统一只作为一种理念在其中发挥作用。统一的实现意味着历史的终结。
雅斯贝斯的历史观是开放的，他反对任何形式的先验历史观。在他看来，历史的意义首先在于它的开放性。如果未来已经注定，那么人的活动就将失去意义。从根本上说，历史的开放性在于人具有的无限可能性。此外，历史的意义还在于鉴往知来，“以史为镜，我才知晓我将归属何方，我又为何而活。‘不知如何解释三千年历史的人，便只能茫然身处昏暗之中，一日日得过且过’” [46] 。
四、轴心时代说及其意义
轴心时代是雅斯贝斯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中首次提出和使用的概念。这个概念在雅斯贝斯的历史哲学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在其后的作品中，雅斯贝斯也多次重申了这一概念。 [47]
雅斯贝斯认为，在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间存在一个轴心时代，这一时代产生了我们今天的宗教和思考的基本范畴，它是人类历史中第一次精神上的突破：
这个时代挤满了不寻常的事件。在中国生活着孔子和老子，产生了中国哲学的所有流派，包括墨子、庄子、列子和数不清的其他哲学家。在印度产生了《奥义书》，生活着释迦牟尼，就像在中国一样，哲学的所有可能性不断发展，形成了怀疑主义、唯物主义、诡辩派、虚无主义。在伊朗，琐罗亚斯德传授着一幅具有挑战性的世界图景，它描绘了善与恶的斗争。在巴勒斯坦，以利亚、以赛亚、耶利米、第二以赛亚等先知纷纷出现。在希腊，有荷马，有哲学家巴门尼德、赫拉克利特、柏拉图，许多悲剧作家以及修昔底德、阿基米德。这些名字所代表的一切，都在这短短几个世纪中几乎是同时地在中国、印度和西方形成，且他们并不知道彼此的存在。
在上述三个地区中，全部出现了这个时代的新特点，人意识到存在整体、自身和自身的界限。他体会到世界的可怖和自身的无力。他提出根本性的问题。在深渊之前，他力求解脱和救赎。通过意识到自身的界限，他为自己树立了最崇高的目标。在自我存在的深处和超越的清晰性中，他体会到绝对性。 [48]
从地域上看，轴心时代同时在中国、印度和西方三个地区展开，它的三个分支是各自独立发展起来的，正因如此，轴心时代一旦出现，就提出了广泛交流的要求。开创这一时代的民族是中国人、印度人、伊朗人、犹太人和希腊人，他们后来将轴心时代的影响带给了其他民族。轴心时代虽然发端于有限的空间，却“在历史上变得无所不包” [49] 。雅斯贝斯认为，所有在轴心民族的影响下共享了轴心时代精神成果的民族“都是历史民族”，始终置身其外的民族，都保持在原始民族阶段，“继续着已经延续了几万年或者十几万年的非历史生活”，而“所有生活在轴心时代之后的人，要么停留在原始民族的状态，要么得以参与到新的、唯一的根本性进程之中” [50] ，轴心时代同化了这些原始民族之外的一切。雅斯贝斯认为，世界历史从轴心时代中获得了“唯一的结构和统一，这种统一至少持续到今天” [51] 。
于是，围绕着轴心时代这个世界历史迄今唯一的共同轴心，雅斯贝斯建立起一个世界历史框架：史前、古文明时期、轴心时代、科学和技术时代。在雅斯贝斯看来，轴心时代之前的时期，无论是史前时期还是各个古文明，都是在为了取得轴心时代的突破做准备。而轴心时代一旦出现，它就奠定了整个人类的精神基础，人类依靠轴心时代发生、创造和思考的事物生活至今。“每一次人类的新飞跃都回顾轴心时代，从中获取新的火花。” [52] 科学和技术时代虽然产生了历史上的全新事物，但它还不是第二个轴心时代，因为它还完全不具有轴心时代那种精神上的飞跃和突破。它可能是第二个发明火和工具的普罗米修斯时代，是第二个轴心时代的准备阶段。
在雅斯贝斯提出轴心时代说之前，也曾有学者注意到这一世界历史上不寻常的时期。拉索尔克斯（Peter Ernst Lasaulx）、冯·施特劳斯（Viktor von Strauß）和阿尔弗雷德·韦伯（Alfred Weber） [53] 在他们的著作中都曾提及这样的一种历史共性 [54] ，但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雅斯贝斯是第一个提出轴心时代这个概念，并明确给出它的定义的人。
雅斯贝斯将这一时代命名为“轴心时代”，是受到了黑格尔的影响。黑格尔曾写道：“所有的历史皆走向基督，也皆来自基督；圣子的降临是世界历史的轴心。” [55] 雅斯贝斯不赞同这种观点，他认为，基督教是人类的一种信仰，但不是唯一的信仰，“如果确实存在世界历史的轴心，那它就应该能作为事实，从经验上得到发现，并且适用于所有人类，包括基督徒。这个轴心应该存在于自有人类起，在塑造人性方面最富成效、硕果累累的地方。并且，这些成果不以某种特定的信仰内容为评判标准，即便它们不是在经验上确凿无疑、显而易见的，也是在经验认识的基础上令西方、亚洲以及全人类信服的。这样，就形成了一个适用于所有民族的共同的历史的自我认知框架” [56] 。
通过轴心时代的理论，雅斯贝斯从根本上突破了长期统治西方历史学界的西方中心论。在此之前，黑格尔在论及世界历史的时候曾写道：“很早以前我们就看到中国发展到了今天的状态，由于那里还没有客观存在和主观运动的对立，因此排除了任何一种变化。始终停滞的、一再重复的东西代替了我们称之为历史的东西。中国和印度可以说还处于世界历史之外。” [57] 19世纪德国历史主义的代表人物兰克也认为，“世界历史就是西方的历史” [58] 。雅斯贝斯的轴心时代说将中国和印度两个东方文明与源于希腊和近东的西方文明置于同等重要的地位，把中国、印度和西方看作“历史的三个独立根源” [59] ，这是一种与前人完全不同的世界历史观。
对于盛行于19世纪欧洲的“中国停滞”观，雅斯贝斯并不认同。他认为，持有这样观点的人只看到18、19世纪的中国，这既非中国的历史全貌，也非中国的未来。停滞的不是中国的历史，而是这些观察者的目光。在这本1949年出版的书中，他写道：“中国和印度现在还不具备决定性的力量，但是它们的重要性会逐渐增长。这些巨量的人口，连同其深远的、无可替代的传统，会成为人类的一个基本要素。” [60] 九年之后，雅斯贝斯在他的《原子弹与人类的未来——我们时代的政治意识》（Die Atombombe und die Zukunft des Menschen. Politisches Bewußtsein in unserer Zeit ）中又写道：“长远看来，随着人类的继续发展，中国必将成为第一等的世界力量。” [61]
注解：
[1] 参见［德］维尔纳·扬扎里克：《雅斯贝斯、库尔特·施耐德和海德堡精神病理学》，载自［德］珍妮·赫什等：《卡尔·雅斯贝斯，哲学家、医生、政治思想家》，皮佩出版社，1986，第121页。
[2] ［德］卡尔·雅斯贝斯：《哲学自传》，载自［德］卡尔·雅斯贝斯：《哲学与世界》，皮佩出版社，1958，第319页。
[3] ［德］卡尔·雅斯贝斯：《关于我的哲学》，载自［德］马蒂亚斯·波姆特（编）：《开放的视野：雅斯贝斯研会年鉴2015/2》，瓦施坦出版社，2015，第39页。
[4] ［德］汉斯·萨那：《卡尔·雅斯贝斯》，侯沃尔特出版社，1974，第15页。
[5] 《卡尔·雅斯贝斯》，第15页。
[6] ［德］卡尔·雅斯贝斯（著）：《哲学导论》，皮佩出版社，1971，第20页。
[7] 参见《哲学自传》，第387页。
[8] 《哲学导论》，第18页。
[9] 参见《哲学自传》，第278页。
[10] 参见《哲学自传》，第278页。
[11] 《哲学自传》，第279页。
[12] 《哲学自传》，第501—502页。
[13] 参见：［德］H.赫夫纳：《卡尔·雅斯贝斯：一般精神病理学100周年》，载自《神经医生》，2013，第1285页。
[14] 参见：《哲学自传》，第292页。
[15] 《哲学自传》，第295页。
[16] 《哲学自传》，第301页。
[17] 参见《哲学自传》，第303页。
[18] 参见《哲学自传》，第303页。
[19] 参见《卡尔·雅斯贝斯》，第43页。
[20] 参见《哲学自传》，第389—390页。
[21] ［德］卡尔·雅斯贝斯：《世界观的心理学》，施普林格出版社，1919，第2页。
[22] 参见《卡尔·雅斯贝斯》，第139页。
[23] 参见《哲学自传》，第353页，载自《卡尔·雅斯贝斯》，第48页。
[24] 《哲学自传》，第353页。
[25] 《哲学自传》，第357页。
[26] 《哲学自传》，第383页。
[27] 《哲学自传》，第383页。
[28] 《哲学自传》，第386页。
[29] 参见《哲学自传》，第385页。
[30] 参见《卡尔·雅斯贝斯》，第78页。
[31] 参见：［德］卡尔·雅斯贝斯（著）：《理性与生存》，皮佩出版社，1984年，第84页。
[32] ［德］卡尔·雅斯贝斯（著）：《鉴于启示的哲学信仰》，载：［德］卡尔·雅斯贝斯（著）：《人是什么？——写给所有人的哲学思考》，皮佩出版社，2000年，第173页。
[33] 参见［德］卡尔·雅斯贝斯：《哲学》卷二，施普林格出版社，1956，第49页。
[34] 参见《卡尔·雅斯贝斯》，第101页。
[35] 参见《哲学导论》，第23页。
[36] 参见《哲学》卷二，第56页。
[37] 参见《哲学自传》，第384页。
[38] 参见《卡尔·雅斯贝斯》，第78—79页。
[39] 参见《卡尔·雅斯贝斯》，第81—82页。
[40] 参见《卡尔·雅斯贝斯》，第81页。
[47] 参见《哲学导论》，第77—80页。
[53] 阿尔弗雷德·韦伯（Alfred Weber，1868—1958），德国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和文化理论家，著有《工业区位论》等。——译注
[57] ［德］格奥尔格·威廉·黑格尔：《历史哲学讲演录》，苏尔坎普出版社，1982，第147页。
[61] ［德］卡尔·雅斯贝斯：《原子弹与人类未来——我们时代的政治意识》，皮佩出版社，1962，第17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