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世界历史

导论　世界历史的结构

人类生活变革的广度和深度使我们的时代拥有最具决定性的意义。只有整个人类历史能够给予我们衡量当前进程意义的标准。

然而，投向人类历史的目光将我们引入人性（Menschsein）的秘密之中。我们拥有历史，我们由历史造就，但这段历史至今只持续了相对很短的时间，这让我们不禁疑惑：它从何而来，它将去往何处，它意味着什么？

自古以来，人们便为自己描绘整体的图像：最先是神话图像（神谱和宇宙起源论，而人在其中拥有自己的位置），然后是描绘上帝在世界政治决策中的行为的图像（先知们的历史想象），接下来是作为整体启示进程的图像——从创世、原罪直到世界末日和末日审判（奥古斯丁 ^[1] ）。

当历史的意识依托并且只依托于经验基础时，它便发生了彻底的变化。从中国到西方，那些仍带有传说意味的、关于文化自然起源的故事遍布各处，它们已经具有了这种意图。今天，现实的视野得到了极大的拓宽。时间上的限制——像是在圣经信仰中世界诞生于6000年前——被打破了。一种无尽的东西向过去和未来延展开来。在其中，研究与历史遗存、过去的文献和文物结合了起来。

这种经验的历史观或是必定在无法估量的多样性面前，满足于指出个别的规律性或对多样性的无尽描述：同样的事物不断重复；不同的事物当中存在类似性；既有强权政治秩序的典型形态及其演变，也有无序和混乱；精神事物中可见有规律可循的风格顺序；均质化（Nivellierung）过程，它使事物无规律地长期延续。

或者，它尝试获得一种统一的、概括性的人类历史的全面图像（Totalbild）：人们观察事实存在的文化圈及其发展进程；首先对它们进行分别观察，随后考察它们的相互作用；人们从意义问题（Sinnfrage）和它们相互之间的可理解性（Verstehbarkeit）中把握其共性；最终，人们思考唯一的意义统一（Sinneinheit），所有的多样性都在其中有其位置（黑格尔 ^[2] ）。 ^[3]

无论谁专注于历史，都会不自觉地去完成那些普遍的、将历史整体引向统一的直观（Anschauung）。这些直观可能会一直无人批判，甚至因未被意识到，而不被质疑。在历史的思维方式中，它们常常理所当然地成为前提条件。

因此，19世纪时，发生于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的初步阶段之后，开端于希腊和巴勒斯坦并延续至我们今天的历史，被看作是世界历史——余下的属于民族学，处于真正的历史之外。世界历史就是西方的历史（兰克 ^[4] ）。

而与之相对，19世纪的实证主义主张所有人都应该拥有相同的权利。人在哪里生活，哪里就有历史。世界历史在时间和空间上囊括整个地球。人们应该依照它的空间分布，从地理上进行编排（赫尔默特 ^[5] ）。它发生在地球上的每一处。苏丹的黑人战役与马拉松战役和萨拉米斯战役处于相同的历史水平，甚至或许因为参战的人数更多而更加重要。

通过对统一的文化进行直观，人们似乎可以再次察觉到历史的层级秩序和结构 ^[6] 。依据这种直观，各种文化如同有机物一样，作为独立的、有开端和终结的生命体从纯自然的人类此在的主体中成长起来，它们之间并无关联，但是却可能彼此相遇或者相互干扰。像这样的历史躯干，斯宾格勒 ^[7] 认为有八种，汤因比 ^[8] 认为有二十一种。斯宾格勒认为它们的生命期为一千年，汤因比认为它们的生命期并不确定。斯宾格勒看到每一种文化体都必然经历一个神秘的全面进程，他看到一种变形（Metamorphose），并认为他在形态学上，从不同文化体的不同发展阶段之间的类似性中认识到了这种变形的规律，对他而言，所有的一切都是观相学图像（physiognomisches Bild）的象征。汤因比在社会学观点下进行了多种因果分析。此外，他为人的自由决断留出了空间，但他同样是在对必然性进程的直观中观察整体的。两人因此都从各自的总体直观（Gesamtanschauung）中得出了对未来的预言。 ^[9]

在我们的时代，除了斯宾格勒和汤因比，阿尔弗雷德·韦伯也形成了一种独立的宏大历史观。即使韦伯倾向将文化整体性（Ganzheit）作为认识的对象，但他的普遍历史直观、他的文化社会学实际上依然是非常开放的。在敏锐的历史直觉的引导下，加上对精神创造物等级的精确感觉，他在勾画历史发展进程的时候，既没有把无关联的文化有机体的分散性当作原理，也没有把人类历史的统一当作原理。然而事实上，一种历史发展进程的普遍形态还是在他那里产生了。在韦伯看来，这种进程划分为原始文明，中级文化的第一阶段、第二阶段，一直到1500年后扩张的西方历史。

我们不应再继续探讨这类直观了。我要试着从我的角度勾勒一幅全面直观（Totalanschauung）的简图。

在草拟这幅简图时，一种信念始终支撑着我，那就是人类拥有唯一的起源（Ursprung）和共同的目标（Ziel）。我们并不了解起源和目标，通过任何一种知识我们都完全无法获知它们。我们只能在多义的象征所散发出的微光中感知它们；我们的存在在两者之间运动；在哲学沉思（philosophische Besinnung）中，我们尝试着去接近它们。

在亚当那里，我们所有人都是同源的，诞生于上帝之手，依照上帝的样子被创造出来。

在起源中，存在（Sein）显明于无意识的在场性（Gegenwärtigkeit）中。原罪将我们带到路上，通过认识，通过时间中有目的的有限实践，我们走向对存在清晰的、有意识的揭示。

伴随着圆满的结局，我们达到灵魂的和谐，在爱的当前（liebende Gegenwart），在没有限制的理解中相互注视，同属于唯一的、永恒的精神王国。

这一切都是象征，不是实在（Realität）。而对于经验可以探明的普遍历史（Universalgeschichte）来说，只有在历史整体的统一理念下，我们才能从它的意义中把握它——不论是它拥有这种意义，还是我们人赋予它这种意义。接下来，我们将观察经验的事实在何种程度上与统一理念相符，或是在何种程度上与之彻底背离。

这样，我们就会形成一种历史观，在这种历史观下，那些在唯一的人类历史总体进程中拥有自身不可混淆的位置的不可重复之物，那些在人性的交流或延续中具有现实性的不可或缺之物，都属于历史。

现在开始，让我们在世界历史的结构中勾勒我们的简图，探求人类历史最辽阔的范围和最关键的统一。

第一章　轴心时代

西方历史哲学的基础根植于基督教信仰之中。从奥古斯丁到黑格尔，在他们的巨著里，这种信仰看到了上帝在历史中的踪迹。上帝的启示是具有决定性的转折。黑格尔仍旧如此说，所有的历史皆走向基督，也皆来自基督；圣子降临是世界历史的轴心。每一日，我们的历法都在见证着这种世界历史的基督教结构。

但是，基督教的信仰只是人类的一种信仰，而不是唯一的信仰。由此产生的缺陷是，这种普遍历史的观点只对虔信的基督徒起作用。然而，即便是在西方，基督徒也没有将他经验的历史观束缚在信仰之中。对他而言，信条不是对现实历史过程的经验的认识定律，《圣经》所载的历史在意义上与世俗的历史不同，它们是分开的。甚至即便是虔诚的基督徒也可以像研究其他经验对象一样研究基督教的传统。

如果确实存在世界历史的轴心，那它就应该能够作为事实，从经验上 得到发现，并且适用于所有人类，包括基督徒。这个轴心应该存在于自有人类起，在塑造人性方面最富成效、硕果累累的地方，并且，这些成果不以某种特定的信仰内容为评判标准，即便它们不是在经验上确凿无疑、显而易见的，也是在经验认识的基础上令西方、亚洲以及全人类信服的。这样，就形成了一个适用于所有民族的共同的、历史的自我认知框架。现在看来，这个世界历史的轴心位于公元前500年左右，它存在于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间发生的精神进程之中。那里有最深刻的历史转折。我们今天所了解的人从那时产生。这段时间简称为轴心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