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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3.小结
现在，全人类、所有古老文化都一同卷入了毁灭或是革新的潮流之中，我们在最近几十年中才意识到这一事实的重要性。我们年长些的人在孩童时期还完全生活在欧洲意识之中。过去，中国与印度是陌生的、未被触及的，是属于它们自己的世界，我们在历史中不会了解到它们。而那些感到不满，或者境遇不佳的人会迁居到其他环境中。世界是开放的。
直到1918年，高延 [34] 在他一本关于中国的书（《道同主义 》 [35] ）中所写的这段话对我来说还是一些全新的东西，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道同的体系是中国精神文化发展所能达到的顶点，健全的科学是唯一能够削弱这个系统，并使它衰亡的力量。如果中国迎来严肃发展科学的时代，那么在中国的整体精神生活中无疑会发生一场彻底的变革，它或者使中国完全陷入脱节，或者使中国经历一场重生，重生之后，中国将不再是中国，中国人也将不再是中国人。中国本身没有能够填补旧系统位置的第二套系统；因此，旧系统的崩溃必会导致解体和混乱，总之，这种结果完全印证了他们自己的圣人学说的主张——如果人类失去了道，灾难和覆灭就是不可避免的……假如世界的秩序决定了无情的破坏还将继续，中国古老的道同文化即将随之走向末日，那么，至少在这种文化的末日中，它那数以百万计的、在外国影响下早已陷入不幸的人民不必一同走向毁灭。”
这是一个奇特的世界显象——在技术时代来临的前夕以及同时，地球上普遍出现了精神和心灵的衰退，今天，这种衰退也已成为一种欧洲显象，虽然当中国和印度自17世纪起就在不断走下坡路时，那时的欧洲在精神上还繁荣了一阵。在欧洲以战争技术暴力地征服这些民族时，他们正处于自身精神文化的低谷。欧洲遇到的不是强盛的，而是几乎忘却自身的中国和印度。
人类实在的统一今天才第一次出现。其表现在，不论在哪里发生了重大事件，都会牵涉到所有人。在这种情况下，欧洲人的科学及发明引起的技术变革只是造成精神灾难的物质基础和导火索。至于这个已拉开序幕的重铸进程会取得怎样的成果，高延在1918年时只谈到了中国：这之后，中国将不是中国，中国人将不再是中国人。或许，他的这句话对全人类都适用。与欧洲人在高延时代的感受相比，欧洲也不再是欧洲，欧洲人也不再是欧洲人。但还会有新的中国人、新的欧洲人，而他们的样子我们今天还无法看到。
我们身处时代的转折点，从这一历史形势带来的经验出发，我们不断将目光投向过去。对于这个问题：从前是否已有过这样的根本转变？我们的答案是：我们不了解普罗米修斯的时代发生了什么，人类在那个时代通过工具、火和语言获得了自己的世界。但在历史之中，最大的转折是我们探讨过的轴心时代。如果我们现在正在迎来人性新的根本转变，那么它将不是轴心时代的重复，而是一个在根本上完全不同的进程。
首先是外在 的，轴心时代发生在三个相互独立的世界中，它是相对普遍的。我们的技术时代与之不同，它是绝对普遍的，因为它具有全球性。技术时代不是在意义上相互关联，而在实际上相互分隔的进程，它是一个处于不断地相互交流中的整体。今天，技术时代伴随着对普遍性的意识进行。它必然会给人性施加与此前完全不同的决定性影响。过去，所有转折时期都是局部的，并且能够通过其他地区、其他文化的其他事件得到补充。因此，即便这些转折失败了，仍然存在通过其他运动拯救人类的可能性。而现在发生的进程具有绝对的决定性。置身局外已不复可能。
然而从内在 看，技术时代与轴心时代明显不同。那时是充盈的，今天是空虚的。如果我们对这个转折有所意识，我们便会知道，我们只处在转折的准备阶段。现在的时代仍是实在的技术和政治变革的时代，而不是永恒的精神创造的时代。我们的时代拥有杰出的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与其拿它与孔子、老子、释迦牟尼和苏格拉底 [36] 的时代相比较，不如说它的对照物是发明工具和武器、第一次驯养家畜和马匹的时代。然而在当下，追溯起源的趋势愈演愈烈，这显示出，我们正在接近再次从人性起源中塑造人性的崇高任务，并且我们察觉到了关乎人类命运的问题，即我们怎样才能够带着信仰成为真正的人。产生我们的深层基础，和隐藏在二手知识、套话、社会规范和制度的重重帷幕之下的本真（das Eigentliche）应当再次得到发掘。在我们从自己的来处理解自我的过程中，作为一面镜子，人类伟大的轴心时代或将再次成为至关重要的校验之一。
第三章 未来
旨在涵盖整体人类事物的历史直观必会包含未来。创世与末日审判之间的基督教世界历史图景就是这样的一种历史直观。
即使人们不相信这种基督教的历史图景，它里面依然包含着一条真理：放弃未来相当于使关于过去的历史观成为已经圆满的定局，因而会产生谬误。没有任何一种哲学的历史意识是缺少关于未来的意识的。
然而，我们无法研究未来。只有事实，也就是已经发生的事情才可以供我们进行研究。但是，未来隐藏在过去和现在之中，我们可以从实在的可能性中察觉它、设想它。事实上，未来意识任何时候都在支撑着我们。
我们不应任由这种未来意识随意演变为美好的愿景或恐怖的幻想，而是应当首先研究过去事物，然后彻底把握当前事物，并以此为未来意识奠定基础。重要的是，我们要透过当前的斗争，察觉到其中更深层次的斗争，这种斗争涉及人性本身。
于是，对历史意识而言，重要的不再仅是已经发生的，与当前斗争无关的历史所具有的客观性，当前更会成为历史意识的起源和目标。
从未来的角度出发观察当前事物，与从过去的角度出发观察当前事物具有同等关键性。关于未来的思想掌控着我们看待过去和现在的方式。
预测性的历史思考决定了我们的行动。被忧虑和希望所震撼的灵魂使我们的目光变得敏锐。否则，我们会无视那些忽然显露出来的潜在图景，而任由事物自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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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来回忆一些人们在过去做出的预测，今天我们已经可以校验它们的真实性，而其中的个别预测就像是可怕的预言。自18世纪起，未来就成为有意识的思考对象以及建立在经验基础上的幻想对象。自那时起直到今天，预测未来一直是一个宏大的主题。
在18世纪，许多人都经历着把他们从已失去灵魂并被滥用的权威中解放出来的进程，见证着前所未有的科学和技术成就，目睹着财富不断增长，他们的生活洋溢着对这些成绩的欢呼赞叹，就好像进步得到了保障，一切都会越来越好。人们毫不忧心未来。
法国大革命之后，情况变得不同了。对未来的悲观主义情绪不断增长，并贯穿了整个19世纪。
1825年，歌德 已经看到了即将到来的机器世纪：这个世纪属于头脑聪明的人，属于能轻易理解事物、善于实践的人，这些人做事更加熟练，即便他们并不拥有最高的天赋，但他们依然能够感觉到自己相对于其他人的优势。然而，歌德随后意识到还有更糟糕的事情：我看到一个时代正在到来，在这个时代里，上帝不再因人类而感到愉悦，为了使他创造的世界重新焕发活力，上帝不得不将人类再次打碎。
自此开始，我们可以看到一系列著名的预测，我们从中选取一些放在这里：
1835年，托克维尔 [37] 写道［《论美国的民主》（ Die Demokratie in Amerika ）吕德尔德语译本 ，1836 ］：“一个时代即将来临，在这个时代里，人们将会看到北美的1.5亿人之间彼此平等，同样的思想以相同的形式在他们当中传播。其余的虽尚难断言，但这一点是肯定的：世界上会出现一种全新的情况，就连幻想力也无法清晰地设想出这种情况以及它的后果。
“当今世界有两大民族，他们从不同的起点出发，却向着同样的目标迈进，这就是俄罗斯人和盎格鲁—美利坚人。
“两个民族都在人们未加注意的时候成长起来，当人们的目光流连他处时，他们突然跻身于各民族的最前列，以至于公众几乎是同时得知了他们的兴起和他们的伟大。
“其他所有民族似乎都差不多到达了自然给他们规定的界限，他们的职责就是维持现状。而这两个民族仍在不断壮大。其余民族都陷入了停滞，只有这两个民族迈着轻快的步伐沿着一条还看不到终点的道路前进。
“美国人斗争的对象只是自然设置的障碍，相比之下，俄罗斯人更多的是在与人做斗争。前者反抗荒漠和野蛮，后者则被指责与文明为敌。美国人主要用犁来征服他的世界，而俄罗斯人则在他的现有疆域之外靠战士的剑四处征伐。
“为了达到目的，美国人依靠的是个人兴趣，并且不加引导地任由个体发挥其力量和理性；相比之下，俄罗斯人则在一定程度上将国家的全部权力都集中在一个因性格而受到崇敬的独裁者手上。美国人取得成就的方法是自由，俄罗斯人则是奴役。
“两个民族从不同的起点出发，他们的道路也不相同；尽管如此，他们二者似乎都受到了我们还不知道的天意指引，注定要各自执掌半个地球的命运。”
关于未来，布克哈特 1870年在他的《世界历史沉思录》［（ Weltgeschichtlichen Betrachtungen ）该部分在维尔纳·凯基 [38] 版首次见印 ，伯尔尼 ，1941年 ，第218页 ］中如此写道：
“顺从将取代理性推断、整体和一体将取代个人和众人占据支配地位。
“纯粹的此在将取代文化再次成为问题的焦点……
“国家将再次统治文化，甚至按照自己的趣味（Geschmack）对文化进行多方引导。或许文化本身会主动遵循国家的意愿发展。
“首先，国家将不断以最有力的方式提醒人们，获得（Erwerb）和交往不是生活中最主要的事。
“科学研究及传播，甚至是艺术，这类奢侈的活动或将会经历大范围消亡，而那些留存下来的则必须付出双倍努力。
“冷酷而合乎目的的生活将是生活的主导类型。
“升级的战争将会完成剩余的任务，以将事物的这种状况固定下来。至于国家本身，在很长时间内，其他的意向将不再能强占它，这就是它将会逐渐形成的面貌（Physiognomie）。
“任何一种来自自由理想的抗争只有以超人的力量和努力为前提才能取得成功。”
1872年，他在一封信 [39] 中写道：“现在，军事管理必会成为所有此在的典范……在国家和行政机器中……在学校和教育机构中。最值得注意的事将会发生在工人身上；我有一种预感，眼下听起来完全像是一些蠢话，但它不断萦绕在我脑海中：军国主义国家必将变成一个大工厂主。拥挤在那些巨大车间里的人们不会永远都囿于贫困与贪婪而听任摆布；一种困苦将日复一日、千篇一律地伴随着擂鼓声开始和结束，这种困苦的程度是受管控的、确定的、不断升级的。从逻辑上来说，这似乎是必然发生的。”
尼采 勾勒出的时代和未来图景是这样的：机器产生的影响及其对一切此在具有的典范性；群众的崛起及其均质化；此在的表演性（das Schauspielerische），一切都变得虚假，再没有什么是真实的；迷茫取代思考成为生活要素——“上帝已死”。虚无主义正在抬头：“长期以来，我们整个的欧洲文化伴随着每十年升级一次的紧张局面所带来的痛苦前行，就如同朝着灾难移动；不安地、暴力地仓皇行进；犹如一条想要涌向尽头的河流，它不再思考，它害怕思考。”
尼采将未来人类的图像呈现在怪诞的景象中：“地球变小了，最后一个人在上面蹦蹦跳跳，他把一切都变得很小：他的族类像跳蚤一样无法根除；最后的这个人活得最久。
“我们发明了幸福——最后的人们说，并眨了眨眼睛……
“偶尔来一点毒药：这把人带入舒适的梦乡。最后多来点，就可以走向舒适的死亡。
“人们依然劳动，因为劳动是一种娱乐。但是人们得小心不让娱乐给自己带来损害。
“没有牧羊人，只有一群羊！每个人的追求都一样，每个人都是一样的，谁有不一样的感觉，谁就自愿去精神病院吧。
“以前整个世界都疯了——最机敏的人们说，并眨了眨眼睛。
“人们很聪明，他们知道所有发生的事情：因此他们不停地嘲笑。
“我们发明了幸福——最后的人们说，并眨了眨眼睛。”（查拉图斯特拉 [40] ）
自此以后，描绘未来人类蚁式生活的图景屡见不鲜，在这些图景中，人的幸福感来自卫生秩序、细化到每个小时的规定和全面计划下的所有事物按量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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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于18世纪进步思想的图景与这些悲观主义构想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这类图景直到今天依然流行，它们描绘了即将到来的辉煌景象，描绘了一个和平、自由、公正的人类世界，描绘了一个各种力量不断增长并保持平衡的世界秩序——这些模糊的图景描绘了正在到来的福祉，谁对现状感到不满，人们就会把这些图景指给他看。
进步思想的根源在于科学和技术，它的真正意义也只存在于这里。但即便是进步思想也会带来令人担忧的问题：对于未来科学研究能够获得的知识而言，会不会存在原则上的界限，就像技术能力一样？这个问题即——今天，科学仍然在繁荣发展并结出累累硕果，但它是否在接近终点，接近它无法再更进一步的极限？在这之后科学会不会在新的条件下再次重新开始？或者科学达到界限后会不会在总体上只是保留其成果，而这些成果随着时间推移不断丢失，直至科学成为一种满足此在必需的、带有技术产物和惯性思维方式的自动运作模式？任何想要预见到这些答案的努力都是徒劳的。一个人能够做的只是勾勒一些有趣的，能够自圆其说的乌托邦，就像半个世纪以来人们一直做的那样。
另一个问题：会不会有一天，人类将感到地球过于狭窄？对于人类来说，已再无出路，再无远方。在涉及空间和材料的方面，人类只能在圈子里打转。
即便在单纯保障庞大人群的此在方面，我们能否做出预测也是值得怀疑的。就算一种世界秩序得以实现，不再有外来野蛮民族可以对我们构成威胁，但我们依然要面对来自自然的威胁。很快，自然有限的可能性就会将历史带入新的形势。以当前的消耗速度，煤炭将在一千年后枯竭，石油耗尽的速度要比煤炭更快，而铁的储量只够再支撑两百年，对农业生产来说必不可少的磷告罄的时间比它们还要早。我们长期从铀矿中获取核能，而它何时耗尽，我们还无法计算。对任何一种资源来说，做精确的计算都是不可能的。但是，如果我们毫无顾忌地滥用这些有限的资源，那么我们有把握预言，这些资源将在可以预见的时间内消耗殆尽。
我们无法预言，到那时人类是否会重新回到五百年前的人口水平，或者人类是否能够找到新的出路。我们也无法预言，灾难性的崩塌将在何种历史显象和人类灵魂与精神特质的变革下发生，但这一点是一定的：那时，我们会再次失去稳定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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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的时代，有大量的预测是在生物学基础上做出的。预测者把对个别物种的观察和所谓生命的总体进程移植到人类头上，并且在此基础上预言人类即将灭亡——除非人们通过生物学的计划和繁育来阻止这种命运。这种预测的出发点是一种在生物学思考中日益流行的总体直观。
于是，人种混杂 成了招致毁灭的元凶，而种族纯净则成为具有高价值的前提条件。就算这些说法真的能找到依据（生物学的依据完全无法用于种族层面，事实上它局限在极难掌握的个体特征的遗传关联上），历史也更可能呈现出完全相反的结果。
于是，人类应该正处于普遍的衰退过程 中，这种观点的基础是曾经对一个精神错乱的家庭做出的所谓观察。为明确证实这一观点所做的所有尝试都早已被驳倒。
于是，人们把动物的驯化结果拿来与人类做类比，认为人类会在他的驯化 进程中丧失力量和纪律，因为秩序井然的社会为人类减轻了所有困难，而人过去正是通过克服这些困难才成为真正的人。例如在野鹅中，“婚姻”是以配偶的某些素质为前提，在克服阻力的情况下结成的，一旦结成就会持续一生，并且带有抚育和保护后代的任务。相比之下，家鹅则随意配对，抚育后代的事可以交给养殖者，而它们只有一个任务，就是“不加选择，不加节制地进食和生育”——驯化了的人类也这样退化。然而，这样的类比是错误的（参见 此处 ）。
如果“种族”“遗传”“衰退”“驯化”针对的是人类整体进程，那么由它们引起的所有忧虑都是没有根据的。它们的意义十分有限。相比这些理论看到的危险，它们本身所造成的危险更要大上千万倍（由于从它们的谬误中产生的意向）。情况就好像是，人们用这些与客观自然过程相关、能够理解的忧虑来掩盖自己真正的忧虑，并以此寻找排解真正忧虑的办法，因为人们或许还能采取措施消弭这些自然过程带来的令人担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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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世界上出现了一种对人类未来的忧虑，它与迄今为止所有忧虑都完全不同。它是对人性本身的忧虑 ，这在布克哈特与尼采的著作中已经有所表述。这种忧虑源自一种可能性，即人类可能会丧失自我，陷入均质化和机械化（Maschinisierung），陷入没有自由和满足的生活，陷入没有人道的阴郁邪恶之中，这种陷落一方面是不知不觉发生的，另一方面则是通过暴力的灾难完成的。
人类能变成什么样子？今天，几乎是突然地，这个问题的答案透过恐怖的事实显现出来，而这个事实就如同一切最极端的可能性的象征：纳粹的集中营 [41] 及其酷刑，在这一切的尽头是为数百万人准备的毒气室和焚化炉，与之相应的还有对其他极权主义政权类似事件的报道，尽管只有纳粹做出直接用毒气室进行大屠杀的恶行。一道深渊已经张开大口。人们已经看到人类能够做出些什么。这些行为不是根据某个从最开始就在整体上制定好的计划完成的，它们是在一个圈子里完成的，每当有人走进这个圈子，它就越发不可控制。而这个圈子里的大多数参与者在还不知道他们将在不可阻挡的前行中承受或做出什么的情况下，甚至是在不情愿的情况下，就已经卷入其中了。
这似乎是可能的：在人肉体存活的同时毁灭他。我们不得不将此与精神病做比较。人能够患上精神疾病，这是可怕的，并且在一种不断和谐化的世界观中，这也是始终无法得到诚实面对的事实之一。我们的自然基础是这样的：我们可以在肉体还活着的时候，看到我们之间的交流中断，看到其他人滑向精神错乱。然而，这种极端显象的责任并不在于我们，并且精神疾病变成传染病的危险也不存在。但是，集中营里发生的灭绝人性的暴行并非是自然导致的，而是人自己做出来的，它可以变得具有一般性。这意味着什么？
在政治恐怖的条件下，人可以变得谁也预料不到。如果我们不是那些死去的或是幸存的人中的一员，那我们就只能从外部了解这些人身上发生了什么。一个人可能经历了什么，他如何忍受，如何作为，如何走向死亡，这一切永远是他的秘密。只从外部观察，一些显象会使人产生人性似已消亡的感觉：在那些积极分子身上，这种感觉几乎是令人确信的；而在那些纯粹的受害者那里，这种感觉则令人怀疑。身体上的病痛能把人折磨得像可怜虫一样，而这些受害者所承受的痛苦与任何病痛带给人的折磨都不同，都更甚。
而这一切发生的前提是积极分子（他们中的很大一部分本身是从拘留营中挑选出来的）中间已经形成了一种基础。在一切变为现实之前，这种基础就已存在于被社会边缘化的人中间，同时也存在于看似无害的可靠官僚和平静生活的市民中间，并且已经是令人恐惧的祸根了，而只有现在从结果中追溯时，我们才能感觉到这种祸根的存在。这种祸根是在不知不觉间成为现实的信仰缺失的；是在无意识的虚无主义下的信仰消失；是缺乏根基的生活或是由体面的社会规范操纵下的看似安全的傀儡生活，而这种社会规范下的傀儡生活可以不费力地变成集中营里的傀儡生活。
人被动地承受生活的折磨，这种生活每一分钟都在强制人成为条件反射的机器，这是技术操作方法带来的后果，只有我们的时代才能发展出这样的方法，它是对过去时代里也有的严刑折磨的升级。
这一集中营的事实，这种施暴者和受害者在循环过程中的相互作用，这种灭绝人性的方法，都预示着未来潜在的可能性，这些可能性使一切都面临消亡的危险。
在研究了关于集中营的报道后，人们几乎不敢再谈论这个话题。集中营的危险比原子弹更甚，因为它使人的灵魂受到威胁。我们可能会被一种完全失去希望的意识攫住。如果我们相信人类，那么这不会是最终的局面。也只有这样，产生于这些事实的悲观预测看起来才不会绝对毫无希望。
在痛苦带来的恐惧中，一些人虽然无法阻止自己在肉体的折磨中成为可悲的生物，但是这种折磨没有触及他们的灵魂，他们虽然不免受到了伤害，但仍然保有完好的人类灵魂。他们鼓舞着我们，坚定对人类的古老信念。
即便面对一切未来展望，我们依然敢说，人类不会完全迷失，因为他是作为“上帝的相似形象”被创造出来的，他不是上帝，但却是与上帝联系在一起的。人与上帝之间有着常常被遗忘，始终不可察觉，但在根本上无法割裂的纽带。人不能停止为人。昏睡、恍惚、遗忘自我是可能的。但人既不可能在历史的进程中变成猿猴或是蚂蚁，也不可能在当前变成条件反射的机器，除非恐怖的境况将他逼至极限，而只要他作为个体还未死去，就会重新找回自我。这些恐怖的境况是危险的幽灵。它们威胁着我们，有时就像压住我们的梦魇。但我们的人性就在其中显现出来，它要从这些噩梦中挣脱出来。
但人性的未来不像自然过程，它不会自发自然地产生。人们在今天，在每时每刻的所为、所思、所期望，都会同时成为未来的起源。未来的起源掌握在人们自己手中。未来的希望在于意识到那些恐怖的事。只有最清醒的意识才能帮助我们。假如我们对那种恐怖的未来感到惊惧，这或许可以阻止它的到来。遗忘是可怕的，它绝不能发生。已经发生的事实会引起我们的恐惧：它还可能重演，可能蔓延，可能占领整个地球。我们必须保持这种恐惧感，它可以转化成促使我们积极行动的忧虑。
对恐怖事实的恐惧感会在软弱的意识中消解。人类尝试掩盖这些可怕的事情。人们变得漠然，这种变化是在对人类未来感到恐惧的背景下完成的。如果人们思考人类将去向何方，这似乎是不可避免的：人们看到所有的一切以及他自身都走向覆灭。使人类具有人性，使生活具有价值的东西都将终结。这离我们已经不太远。然而，只要灾祸还未真正降临，人们就不愿去想它。
软弱的意识可以把历史的经过理解为一种自然进程。人们想要消灭作为自由人的自己，并通过这样来使自己摆脱历史的责任。但是，历史进程和精神疾病进程有着根本的差别。精神疾病是自然进程，人们或许有一天可以用自然的手段去应对它，而在那之前我们只能无力地忍受。然而，人类的历史道路就源于人类自己。个体虽然是无力的，只有在集体中才能消除危险。但每个个体都感到，他的自由意志参与到了集体之中。因此，恐惧的反作用力是更加剧烈的恐惧：人类的道路取决于人，取决于每一个个体，取决于人的决心——它不能是这样，它不应是这样——它并非不可避免。已经发生的事情是一个警告。遗忘它就是犯罪。人们应该不断地回忆它。它可以发生在过去，也可以发生在现在或是将来的任何时刻。只有认识它，才能防止它。
危险首先在于人不愿去认识危险，想要遗忘它，完全不相信它（现在依然有人否认集中营里发生的事实），然后是在顺从中听任自己逐渐机器化的恶——最后，人会变得漠然，在眼前事和身边事中寻求一丝平静，而人的软弱带来的被动性会让人在面对所谓的必然性时听天由命。
但是，人只有通过与世界本身潜在的邪恶作斗争，才能对抗来自未来的威胁。只有人能够战胜人本身带来的危险——如果他出于善良意志，他可以期望得道多助。只有在一种自由的宪法下——即走上一条将成为世界秩序的法律秩序之路——人才能做到这一切。在这样的宪法下，权力是可靠的，它反对一切威胁人类自由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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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一种预测是无害的。无论预测真实与否，它都会从一种观察变成一种刺激。如果人认为某样事物是可能出现的，那这样的事物就会改变人的内心态度和行动。带着适当的忧虑发现危险，是人坚持自我的条件。相反，不切实际的幻想和掩饰会使人走向毁灭。希望和恐惧会推动人前行。鉴于广泛存在的麻木性，我们应该打破所有虚假的安宁。能对我们有所帮助的，并非个体因受到威胁而产生的不安，而是对整体人性感到的巨大不安（后者也许是由前者促生的）。让我们来具体探讨恐惧的重要性。
今天，一种前所未有的恐惧 似乎席卷了整个人类。这种恐惧是多方面的，绝非只有一种类型。它或是表面上的，人们很快会将它抛之脑后；或是深刻的，使人因它受尽煎熬；对于这种恐惧，人们或秘而不宣，或开诚布公；它或存在于生命（Vital）层面，或存在于生存（Existenziell）层面——并且它看起来同时具有以上所有特点。
在民主国家里，这种恐惧源于危险的不确定性、不安全感以及无保障的自由；在极权国家里，这种恐惧源于政治恐怖，在政治恐怖下，人们只能顺从或是同流合污。
假如人们在虚无主义中停止恐惧——倘若这有可能的话（因为只要我们相信人类，隐藏的人性种子就不会被根除）——那么人看起来就会如同行尸走肉一般，在生命迸发的激情中无意识地耗尽自己。只要还有恐惧，人类就能在克服它的方法中找到希望。
凡人在环境和条件不断变化下还可能保有主动性之处，人就可以在以超验为基础的自由的自我意识中战胜恐惧。凡人必须顺从，并且通过盲目顺从找到自己相对安全的功能之处，恐惧就会减轻，转变为持续起作用的、强迫人顺从的动力。
然而，一种或许所有人共有的恐惧正在人类中蔓延。即使人们能够很快忘记可怕的经历（如集中营的经历），这些经历也会在人心中埋下隐藏的惊惧。
恐惧是值得肯定的，它是希望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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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探讨展示了预测在人类事物中的意义 。人类事物的进程取决于人类自身，而预测性思考所蕴含的态度对这个进程来说具有决定性。
如果一个人以预测的形式表达他自己的意愿（希特勒：“如果将有一场战争，那就会是欧洲犹太种族的末日。”），这便不是预测，而是纯粹的意志宣告。
但是，只要人的意志参与到预测未来中，那么这样的预测就都会或都能成为影响未来的因素。它会推动我们，使我们趋向某事物；或是吓止我们，使我们规避某事物。特别是对某种未来的所谓认识，它会成为招致这种未来的一个因素。
谁笃定战争将要来临，他的这种笃定就会为战争爆发推波助澜；谁笃信和平是必然的，他就会麻痹大意，在无意中滑向战争。只有看到危险，并时时刻刻将危险挂在心头的人，才能理性行事，采取可能的手段消除危险。
对事情的进程来说至关重要的是，个体是否坚持认为它悬而未决，或个体是否借用必然性来逃避责任。在人对未来的思考中，人的尊严既在于勾勒未来可能性，也在于将这种可能性与建立在知识上的不知（Nichtwissen）联系起来，这种不知具有原则性：人们不知道还会发生什么。激励我们生活的动力在于，我们不了解未来的样子，但我们会参与未来的形成，看到它在整体上难以捉摸地来到我们面前。假若我们能够预知未来，我们在灵魂上便将死去。
如果我们错误地相信事物进程在整体上已经确定，便会导致这样的结果：假如这种进程是我们不愿看到的，那么它就会使我们丧失行动力；假如它是我们想要看到的，那么终将取得成功的信念会推动我们在逆境中行动，但即使如此，我们也必须付出不真实、内心狭隘、虚妄自大的代价，即便在某一刻取得了成功，成功的一切高尚性都会被这些代价消磨干净。
这里谈到的一切并不意味着要摒弃预测。只是预测应当保有它的意义：预测的意义在于打开某个可能的空间，为计划与行动提供着手点，它赋予我们最宽广的视野，使我们意识到可能发生的事并以此扩大我们的自由。
我们的全部行动都取决于对未来的期待，取决于对机遇和把握的设想。我们总是将行动的目标设立在我们认为有可能实现的范围之内。
但是，只有当前发生的事才是现实的。如果我们确信某种未来是绝对必然的，这种确信便能使我们忽略当前发生的事。预测未来的福祉能够将我们的注意力从当前移开，而只有当前真正属于我们。
只有对当前发生的事负起责任，我们才能对未来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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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接下来的探讨中，我们不想描绘任何未来图景，而是具体地分析当前趋势，这些趋势仅仅意味着对未来提出的问题。我们想要在各种进程交织而成的网络中发现具有决定性的现象。在普遍历史的视角下，什么东西看起来具有本质意义？
今天，世界上普遍有三种趋势，它们与这些词相关：社会主义、世界秩序、信仰。
第一 ，群众强烈要求秩序。社会主义体现了对公正的群众组织的要求。
第二 ，地球空间的统一要求在和平的交往中实现这种统一。我们面临在世界帝国和世界秩序中二选一。
第三 ，我们失去了在共同信仰的本体中的传统支点，这要求我们带着这样的问题探究人类信仰真正的起源：我们的生活源于何处？又将往何处觅归宿？我们面临在虚无主义和爱中二选一。
这三个当今人类进程及意愿的基本大方向在实现人类自由的目标中重合。在探讨这三个主要的话题之前，我们应该先来谈谈自由。
1.目标：自由
今天，在我们种种相互对立的意愿中，似乎只有一点是一致的。所有民族、个人、政体全都一致要求自由。但什么是自由，实现自由要求什么，一旦我们的观点涉及这些方面就会立马出现分歧。或许，人与人之间最深刻的对立是由认识自由的方式所决定的。在一些人眼中是通向自由的道路，在另外一些人看来可能恰恰相反。在自由的名义之下人们几乎想要得到一切；在自由的名义之下，人们也会踏上通向奴役的道路。自由自愿地放弃自由，对许多人来说是最高的自由。自由产生热情，但是自由也会使人心生恐惧。有时候人们看起来似乎一点也不想要自由，甚至想要避开自由的可能性。
自人们意识到西方的巨大危机以来——自1789年法国大革命以来——对人类自由的忧虑在整个欧洲蔓延开来。最杰出的伟人已经看到了丧失自由的可能性。当黑格尔仍平静地将世界历史看作意识与自由的现实的历史时，一些深受震动的伟人已经在这种可能性面前瑟瑟发抖——所有人的自由可能都会丧失。现在，问题直接指向政治与社会：伟大的思想家如伯克、本杰明·贡斯当 [42] 、托克维尔、马克斯·韦伯 [43] 都在思考自由问题。我们同时代的人，世界各地的思想家在忧心忡忡地恳请人们关注自由，如W·李普曼 [44] 、费列罗 [45] 、哈耶克 [46] 、洛卜克 [47] 。他们是国民经济学家、历史学家、作家，他们并不同属一个党派，他们号召所有人一同挽救我们唯一的共同财富，假如失去了它，人将不再为人。
